梁启超的这封信表示：与杨度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变。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梁启超对袁“彻底失望”
这时，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上书袁世凯，请其明令废弃共和，改行帝制。袁则令夏寿田转告杨度，授意他们网罗一批“名流”，组成一个学术团体来制造舆论，试探全国各界的反应。袁感到，此等大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慢慢来才能有回旋余地，如果杨度出面，那么世人马上就看出是袁的本意。杨度一直抱有成为“帝王师”的美梦，觉得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自己不出面岂不遗憾，所以等不及袁世凯的同意，就出来操办组织筹安会了。
所谓筹安会，其实就是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1915年8月14日，所谓的“六君子”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发表联合通电，宣告筹安会成立。
梁启超再也无法坐住，于一个星期后写成著名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成为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号角。正如蔡锷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从此，舆论就由袁派导演的帝制论逐步转向了反对帝制保护共和的浪潮。梁启超后来这样谈及当时的写作心情：
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言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
当时梁启超对袁世凯还存有希望，曾手抄了一份送交大总统一阅，想进一步劝阻袁世凯走向危险之路。袁见到此文后大惊，决心阻止梁发表此文，先派人带了二十万元给梁，说十万是作为给梁父亲祝寿的贺金，十万是供他出国考察的旅费，但文章就不要发表了。梁对此婉言拒绝。
袁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威胁梁说：你已亡命日本十几年，受苦还不够多吗，何必还要自苦呢。这步棋实在是大大的败笔，他不明白梁启超是多年流亡的国士，岂会因压力屈服就范。这事进一步得罪了梁，使他对袁彻底失望，看清了袁的真实面目。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杨度想拉一些名流组建“筹安会”，第一大要务就是引导舆论，这方面当然首推梁启超。
他上次宴请梁被拒后并不死心，仍千方百计请梁加入，做发起人之一。当初，袁世凯授意进步党人徐佛苏、于世铎等组织学术团体，就是要他们促使梁启超出马。请梁吃饭已碰钉子，杨度只得请与梁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动员梁。
两人到天津见梁之后，还未谈清来意，梁启超就拿出《异哉》一文请他们过目。两人看了也很吃惊，希望梁别把话说绝，将来进步党恐怕没有回旋余地。
梁启超当即写了一封信给杨度，称：“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打发两人带上亲笔信回复杨度。
梁启超的这封信表示：与杨度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但仍保持私交不变。杨度得到此信后，又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也是梁最信任的弟子蔡锷，请他出面前往天津劝说梁，想替袁世凯打个圆场。
其实，蔡锷到京后，来往于梁处十分频繁，师生间早就十分默契。他知道，梁是劝不回来的，但杨度也是密切的知交，难以拒绝，只得打着受杨之命的旗号前往天津拜访老师。这次访问，其实成了他们共商如何策划反袁起义的重要会晤。梁启超为爱徒确定的方针是：我来公开出面反对帝制，争取在舆论上占领制高点，因为袁正在收买人心之际，不敢对我怎样。但你是军事实力派，要注意“韬晦”，千万别引起袁的怀疑，今后才能秘密图谋起义之策略。梁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说道：
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于是，蔡锷返京回复杨度，称：“人各有志，不能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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