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当还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时，位卑言轻的范仲淹便给垂帘听政的章献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时务书》，提出救文弊以厚风俗，整武备以御外患，重馆选以养人才，赏台谏以开言路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冒哀给朝廷上了一份万言书——《上执政书》，针对贫病交加的时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备戎狄”等六条改革主张。据说，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大为赏识，立即授意晏殊推荐范仲淹应学士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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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立身孤高，报国奉行“以言为先”，而且次次都是药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屡言屡贬。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上疏《乞太后还政奏》，请章献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加上这之前他还谏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寿仪，触怒章献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说：“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反映了他宁死不默的一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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