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吏治先清后浊
肃贪倡廉是历代最高统治者重中之重的举措，宋朝当然也不例外。太祖赵匡胤开国后，便对贪官大开杀戒。建国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与酿酒匠人合伙盗窃官酒而遭“弃市”(在闹市处死后将犯人曝尸街头);两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受赃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纬因对属官犯赃失察削籍为民;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判处弃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颁布了治贪政令：一、鼓励人们揭发以行贿获取官职者，其家奴或邻居亲属检举者可得重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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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官举荐的僚属及地方官，如被荐者涉嫌贪腐，举主将连坐而受到重罚。太宗即位后，肃贪丝毫没有松懈。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监管国库时受贿制作假账而遭弃市;侍御史赵承嗣在监察贸易时贪污公款而遭弃市。当年六月，太宗颁布政令：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十月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叙官。太祖、太宗对贪腐的铁腕惩治，在宋朝前几十年里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时，又从道德层面劝勉官吏树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时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陈师道《后山谈丛》载，仁宗每次私宴，不过十来盒常见熟食。有个官员为讨好皇帝，将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献给仁宗，仁宗问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官员答道：“每枚一千钱。”仁宗大为不快，说道：“我总告诫尔辈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贯钱，我实在不敢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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