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独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并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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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权力被谁“分寄”。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古人认为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宋代有一位官员就对皇帝说,“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天下未有不治”。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会被认为违制,用古人的话来说,“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这样的“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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