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资料图)
今年11月13日是近代著名报人、上海《申报》总经理史量才遇难八十周年纪念日。史量才原名家修，南京江宁人。1912年接手《申报》,任总经理。据曾任《申报》设计部主任的黄炎培先生回忆：有一天蒋介石召史谈话，临别时史握着蒋介石的手说：“你手握百万大军，我有申、新两报百万读者，你我合作还有什么问题?”蒋听后立即变了脸色，甚为不悦，杀机顿生。
蒋介石要杀史量才由来已久，主要是《申报》的进步倾向，反对蒋打内战。还由于史量才坚决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强烈谴责政府钳制舆论、绞杀进步言论的做法。这表明史与蒋已公开决裂，蒋杀史的决心已下。
鲍志鸿揭秘：暂停刺史的电令被积压
关于史量才的被刺过程，有关记载大略相似。据曾任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的回忆，刺杀史量才的指令是蒋介石交给戴笠，由戴派人执行的。其时史量才正在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别墅度假(一说为避祸而离开上海的)，戴笠派陈质平紧跟到杭。陈买通史家女佣，得知了史量才的行踪、汽车牌号、由杭返沪日期、停车地点等信息。当时杭州到上海有条沪杭公路，沿着杭州湾的海宁、平湖、金山等县，折入上海市区。史量才所乘的小车到达海宁翁家埠时，由军统在浙江的负责人赵龙文派人刺杀史量才得手。
鲍志鸿在《军统暗杀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绝密档案》一文中说：
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杜月笙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来说，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如果在上海干掉了史量才，在国内外影响都不好;如果用之，反可得之臂助，要蒋介石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
蒋介石把不杀史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便在刺史的头一天晚上去电告知在杭指挥对史“行动”的赵龙文。不巧糟糕的是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看公文，下午概不办公。因此戴根据“最高”旨意饬令赵龙文暂停对史量才“行动”的电令，被积压在赵龙文的译电室里。结果，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们就按原令“行动”。翌日，史量才在由杭返沪途中被刺身亡。特务们刺史后乘预先准备好的汽车扬长而去。车牌伪造是廖宗泽的主意。
赵龙文因为此番贻误，丢官罢职，灰溜溜地回到胡宗南那儿去了。戴笠通过此一教训，将军统中上层领导中体弱多病的人大部分从领导职位上调离，怕的是贻误“戎机”。
鲍志鸿文章撰写于1985年
鲍志鸿这篇文章收录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编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特工组织》一书的下册，我是《特工组织》上下两册的执行主编之一，有必要对文章真实性谈点看法。
上世纪90年代末，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叶炳南兄和我联系，说是全国政协存有一批历史资料，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门类，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决定将这些保存的文史资料编选出来，定名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因量过大，决定由各省市政协分工承担，协助编选。浙江省政协承担了其中的《特工组织》一书的编选。对特工组织，因其隐蔽性，多不为人知，神秘色彩很浓，我虽然不搞民国史研究，但对此题材很感兴趣。后经年余的编选，成《特工组织》专题上下两册，我和叶炳南先生均为此书的执行主编。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得知，这些资料的来源多数是由公安部移交全国政协的。撰稿人多为原国民党特工组织校官以上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多数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公安部所属的各监牢，所写多为交代材料，少数材料为这些特工人员在特赦或刑期结束后于上世纪80年代所写，鲍文写于1985年。这些材料全部是撰稿人手写，纸质不一，总的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原件送到杭州后，由省政协工作人员全数复印后打包送还全国政协，我们是在复印件上进行编写的，为保存原件的真实性，原文主要文字均未作改动。
鲍志鸿是原军统局第一处处长
在编选过程中，我当时就对原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所撰写这篇文章有很大兴趣。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这个情报组织成立于1938年8月。前身是复兴社。1932年4月1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组建复兴社特务处，后来军统就把4月1日定为“生日”，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鲍志鸿于1941年进入军统局并出任第一军事情报处处长，主管对日军事情报。1942年3月初，军统局代理秘书毛人凤转来戴笠的一封亲笔手令密件，上写：“毛主任秘书人凤并急转第一处鲍处长志鸿、第二处严处长立峰、第三处徐处长业道、第四处魏处长大铭、人事处龚主任仙舫：溯自本局成立，十载于兹。幸赖领袖英明，指挥若定;全体将士矢忠矢勇，贯彻领袖主张，其中壮烈成仁者，永垂青史。本局同仁忠奋耿耿，义烈可风，卓著勋劳者不可胜数。尤其使本局历尽艰危，起死回生之有功人员较多。兹值大庆(指十周年纪念)届迩，着毛主任秘书暨各处长、主任迅即组成筹备委员会，核实有功人员报请从优给奖，以励来兹。此令。戴笠手启，3月X日。”戴笠的意思十分明确，即借十周年之机，准备召开纪念会，在会上论功行赏。
筹备委员会成立的那天，戴笠并未亲自到场，毛人凤因接戴笠电话未及时到会，而是人事处长龚仙舫夹着一大包卷宗走进会场，因毛人凤尚未到场，龚仙舫要大家看档案，以便开会时发言。在此情况下，鲍的这篇文章说：“因此我便有机会接触有关民主人士史量才被刺的全部案卷。我也顺便浏览了一下有关民主人士杨杏佛遇刺以及汪精卫当行政院长时亲日派外交次长唐有壬遇刺等案卷。”本文上述杜月笙向蒋进言不要刺史等的情节即来自鲍读案卷所述。“不料为时仅一小时许，毛人凤便匆匆跑进会场。他赶进来将人事室主任龚仙舫叫出去耳语一番，龚回来后，马上把原发大家看的案卷统统收回，另外换了一大宗拿进来。调换来的是军统局如何派人刺杀汉奸张敬尧的案卷，以及当时军统如何发现日本军阀到处挑衅，炮制的所谓日本驻南京领事宫本(一说藏本)‘失踪’、‘遇害’、以及如何破获的经过详情的案卷等。从此，那些有关民主人士被害的案卷就再也看不着了。”
我以为鲍志鸿该文可信度很高。军统的档案、特别是那些见不得人的绝密档案，如果没有毁掉的话，应该还保存在台湾，其中有许多丰富的民国史料、抗战史料等，值得关注。
至于在“军统十周年庆功会上，为什么将先发给大家看以便审议报功案件中有关史量才等民主人士遇害等档案，中途又突然收回，而更换为张敬尧案和宫本失踪事件等的档案呢?”这是鲍志鸿在文章结尾时的自问，他的回答是：“虽然这些都是史实，但后者是冠冕堂皇的抗日行动，而前者是暗杀爱国人士的见不得太阳的卑鄙阴谋”，庶几近之。(顾志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