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中国航天迎来创建六十周年的纪念日。提起中国航天的创建，人们自然会将它与钱学森相提并论。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到国内。1956年10月8日，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的摇篮——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两件事情，一前一后，紧紧间隔一年，似乎互为因果。钱学森归国以后的任务就是搞导弹，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看法。历史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不是，其间经历过怎样的一番变化?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是怎样为国家肩负起研制导弹的重任的?本文将帮助大家廓清历史迷糊，触摸历史真相。
钱学森的任务原为科学院筹建力学所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妻带幼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海轮离美，踏上了归国之旅。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给钱学森的电报
钱学森一家在归国的“克利芙兰总统号”轮船甲板上。
10月8日在广东深圳入境，当晚即抵达广州。主管科学和外交工作的陈毅副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派代表前去迎接钱学森。科学院委派朱兆祥南下迎接钱学森一家，并沿途陪同参观访问高校、科研机构和工厂，一路北上护送至北京。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首都，受到科学院的热烈欢迎。
1955年10月28日，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钱学森。
11月1日晚，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宴会，在京的竺可桢、吴有训、钱伟长、周培源、叶企孙、饶树人、江泽涵、曾昭抡、华罗庚、茅以升、严慕光、秦力生、郁文等科学院领导、知名科学家出席，欢迎并庆贺钱学森一家归国。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钱已七八年不见，比前苍老甚多，虽只43岁，恐因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所致。据说五年中不露一笑容云。”11月5日，陈毅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接见钱学森，指示安排钱学森在科学院工作。
1955年11月5日，陈毅副总理接见钱学森。
关于钱学森的工作岗位，据1955年11月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钱学森“已经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准备主持和领导中国科学院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当时，科学院提出请钱学森和清华大学钱伟长一起筹建力学所。启程南下之前，科学院吴有训副院长在与朱兆祥谈话中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先生回国之际就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先生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他们有12个研究人员，有一半是回国的留学生，都很精干。我们已经和周培源、钱伟长先生酝酿过，大家都赞成请钱学森先生当所长。我的意见是他回来之后以先到科学院来为好，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这一点最好请你在路上跟他委婉地谈一谈。”在陪同钱学森北上途中，朱兆祥将科学院的意思转告给了钱学森。对于科学院对他今后工作的安排，钱学森“觉甚是”，感到很高兴。
由以上可知，当时的钱学森与许多其他归国科学家一样，先去科学院报到，由科学院负责安排工作。科学院安排给钱学森的任务是筹建力学研究所，这也正是钱学森的专长。此时，研制导弹这项艰巨任务还没有落到钱学森的肩上。
为筹建力学所考察东北科学与工业状况
在着手筹建力学所之前，吴有训副院长对钱学森说：“你刚回来，先去东北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其意在让钱学森尽快了解新中国工业建设成就和技术水平，以便他更好地结合国家建设需要谋划力学所今后的研究工作。钱学森没有去过东北，欣然同意了这个安排。科学院对钱学森东北之行非常重视，专门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国务院就此发特级电报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及有关城市，电报称：“科学院提请允准新自美返国的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赴东北各有关厂矿、学校、研究所参观。按钱学森的专长是力学、自动控制、航空工程等，在了解我国建设情况及技术水平后将对他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实际上，从深圳入关直至抵达北京的途中，钱学森先后访问过广州、杭州、上海的高校、研究所和工厂。如在上海参观了交通大学、科学院植物生理所、有机化学所、冶金陶瓷所、上海电机厂、上海汽轮机厂等;在北京，参观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及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地质所等单位。
1955年10月，钱学森在上海参观中科院植物生理研究所。
根据考察计划，钱学森在朱兆祥等人陪同下，从1955年11月22日开始，自北至南，在东北整整考察了一个月，于12月21日返回北京。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参观了东北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厂矿、企业等20多个机构。如哈尔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电机厂，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长春的科学院机电研究所、应化研究所、仪器馆，第一汽车厂，东北人民大学;吉林的小丰满水电站，造纸厂;沈阳的东北工学院，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第一机床厂，风动工具厂，重型机器厂，冶炼厂;抚顺的露天煤矿，石油厂;鞍山的鞍钢;旅大的大连工学院，大连造船厂，大连机车厂，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等。在考察过程中，钱学森一方面深入到工厂、企业调研，仔细了解生产技术水平以及遇到的技术难题，为技术科学寻找能提高工业技术水平的课题搜集信息;另一方面，详细了解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工作状况，与科研人员座谈交流意见。如11月28日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座谈，12月5日与机电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校长、教务长及理科各系主任座谈交流，12月6日参观东北工学院“有关冶金、机械、电力和矿山机电的各个实验室及实验实习工厂”，了解该校科研工作状况。其间，钱学森还与一些力学工作者交流学术见解，如在大连工学院对钱令希预言电子计算机将使科学工作从计算困境中解放出来，建议他跟上时代，将计算机应用于力学工作。钱令希接受他的建议，转向计算力学研究，后来在计算力学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成为我国计算力学的开拓者。
11月28日、12月5日和12日，钱学森应邀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研究所和东北工学院做了三次学术讲演，讲演主题都是围绕着技术科学展开的。他深入浅出地讲述技术科学思想与研究方法，介绍应用力学等技术科学的发展状况、最新趋势及其对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根据朱兆祥的记录，讲演内容主要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应用力学与技术科学的特点、功能及研究方法;二是应用力学与技术科学的新领域及其发展趋势;三为关于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结合问题。
在考察、参观及学术演讲中，钱学森多次强调科学研究要与工业结合，“科学研究和工业教育一定要领导工业技术前进，走在工业前面，不能老是跟在人家后面去解决那些出了问题的被动的问题”。他认为，技术科学“应该为工业指导方向，主要是领导工业技术的改进，不仅仅是解决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不要“跟着工业走，而是要考虑在十五年后我们工业应往何处走。高等院校和科学院要注意未来的工业发展方向，要干人家不能干的事，要对工业起领导作用”。他还发现我国科学与工业缺乏联系，各研究机构内部太分散、各干各的，对科学院某些研究所的工作不太满意，觉得“有些工作应该由产业部门来抓，不应该是科学院来管”。认为科学院的技术科学研究机构应以技术科学作为主要工作，研究工作应有一定的计划性，机构之间应加强联系，既分工又合作。这些讲演“一次比一次深入和展开”，充分展现其在中国发展技术科学的设想。
考察东北之行，一方面使钱学森对新中国科技和工业水平有了初步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他为即将组建的力学所寻找与国家需要的契合点，为国家工业发展开辟新途径。东北考察结束后不久，钱学森向科学院汇报了关于发展中国力学事业的设想。1956年1月16日，陈毅副总理签署科学院提出的《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同意成立力学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钱学森十分繁忙，一方面为筹建力学所而奔波忙碌，另一方面为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而献计献策。当年9月5日，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务常务会议任命钱学森为力学所所长。
不过，说来颇有点横生枝节，一项更为艰巨的重要任务正悄悄地向钱学森招手!
哈军工之行改变钱学森的事业轨迹
哈尔滨军事工程院这所国防院校，本来不是钱学森东北考察的目的地。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起初黑龙江省委在安排钱学森访问行程时没有安排去哈军工，因为按照保密规定，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员以上的人员才允许进入该校。1955年11月24日，在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的路上，钱学森问朱兆祥：“我有两个朋友在哈尔滨，一个叫庄逢甘，一个叫罗时钧，这次能不能见见面?”回到下榻的国际旅行社，朱兆祥马上打电话，把钱学森的要求报告给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委立即向北京方面请示，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原来，正在北京的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准备邀请钱学森访问哈军工。更令人没有料到的是，陈赓第二天清晨乘专机从北京飞到哈尔滨，亲自接待钱学森。11月25日，钱学森来到哈军工，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对新中国军事院校的教学、科研情况进行直接的了解。陈赓陪同钱学森一行，参观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炮兵工程系等。在参观炮兵工程系一个实验室时，炮兵工程系副主任任新民教授为钱学森作详细介绍，两人还交换了对我国研制火箭的见解。
当晚，在哈军工欢迎钱学森的晚宴上，陈赓院长在席间特意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来?”钱学森回答说：“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一样能造得出来!”这句肯定的答复极大地坚定了陈赓等军方高级干部推动中央上马导弹项目的信心。12月，哈军工炮兵工程系任新民教授、周曼殊、金家骏教员联名给国防部写了一封信，提出研制和发展我国火箭技术的建议，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
对于新中国科技事业来说，1956年称得上是扬帆起航之年。是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就国防尖端技术而言，中央已在1955年1月15日作出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此后，发展导弹武器也日渐被提上议事日程。1956年1月，在陈赓大将安排下，钱学森在北京积水潭总政文工团排演场给在京的高级军事干部讲火箭技术，一连讲了三天，引起大家对导弹的极大兴趣，顿时兴起了一股“导弹热”。此时的北京，天寒地冻，这股“导弹热”让神秘的导弹成为寒冬里的一缕暖阳。不久，钱学森又受周恩来总理邀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做“导弹概况”的讲座。随着“导弹热”效应的持续发酵，国防系统和中央高层渐渐形成了应该尽快发展导弹技术的共识。
钱学森在哈军工那句认为中国能够造出导弹的断言，让他成为军方高层炙手可热的座上宾，也改变了他此后的事业轨迹。钱学森结束东北考察回到北京以后，彭德怀、黄克诚专门指派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与钱学森深入讨论如何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等方面的问题，详细分析了研制导弹的有利条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1956年1月20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万毅提出的《关于研究与制造火箭武器的报告》，会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研制导弹的报告。与此同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也向国务院提出研制导弹的建议报告。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宴请全国政协委员时亲自将钱学森安排在自己座位的右边。
1956年2月1日晚，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全国政协委员。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钱学森，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签署的请柬。本来，请柬上面写着钱学森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到了宴会厅，工作人员领着钱学森来到第一桌，在紧挨毛泽东座位的右面——第一贵宾的位置，写着钱学森的大名。原来，毛主席在审看宴会来宾名单时，用红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第三十七桌钩到了第一桌。这样，钱学森就在毛主席右侧坐下来，顿时成为整个宴会的焦点，表明毛主席对钱学森的高度首肯和充分信任，也预示着钱学森将是主持发展导弹技术的最佳人选。
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和建议下，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中央呈递《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提出了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指导原则、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意见书认为，“国防航空工业”包括研究、设计和生产三大部分，基本指导原则是：“研究、设计和生产三面并进，而在开始时，重点放在生产，然后兼及设计，然后兼及研究”，还开列出21位可以调来做高级技术工作的专家名单。对于新中国来说，在当时上马研制导弹还是有相当大的风险。钱学森的意见书相当于一份发展导弹技术的可行性论证报告，为中央高层决策上马耗资巨大的导弹项目提供了科学依据。随后，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发展导弹技术的问题。
钱学森向中央呈递的《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中央选择钱学森担负发展导弹技术的使命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钱学森的有关建议，并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筹备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统管我国航空与导弹工业的发展，下设设计机构、科学机构和生产机构。4月1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为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和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为副主任，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安东为秘书长，钱学森等为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对外不公开)。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央军委会议，讨论了由聂荣臻代表航委提出的《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要动员更多的人来帮助和支持导弹的研制工作，所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军队要起模范作用。同时，责成航委负责组建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其间，钱学森还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
1956年8月6日，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局长由钟夫翔担任，钱学森任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五局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聂荣臻宣布：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担任院长。从此，中国导弹与航天科技事业正式驶上发展轨道，开启了腾飞之路。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离开洛杉机乘船回国时，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没到码头送行，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杜布里奇可谓知人论世，归国后的钱学森，新中国没有让他去“种苹果树”，也没有让他作一位纯做研究的力学家，而是让他担负起发展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任，铸造镇国利器。此后，美国当局所担心和极不愿意看到的“奇迹”，在中国大地上一件接着一件地化为现实。
（姜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