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专案组在整贺龙的黑材料时，多次逼迫被“打倒”的李文清揭发贺龙。但李文清一下笔就写贺龙如何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又如何救了他的命。专案组的人挑拨说：“贺龙两次要枪毙你，你还包庇他干嘛?”李文清竟忍不住又动了粗口：“你懂个球!”因此他被专案组的人打伤，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李文清将军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梅兴无，原题：独目将军李文清传奇
在1955年首批授衔的1042名开国将军中，有9位独目将军，李文清乃其中之一。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洪湖苏区斗争到进军大西北，从普通战士到大军区副司令员，他从枪林弹雨中一路拼杀出来，浑身上下7处负伤，右眼因伤失明，贺龙戏称他“李瞎子”。
李文清号称贺龙麾下三员猛将之一，功勋卓著。长征中，当团长的他同师长贺炳炎端起花机关枪(冲锋枪)，带着敢死队冲向敌阵，在瓦屋塘为主力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抗战时，率七一五团与兄弟部队一起浴血奋战，全歼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于齐会，创平原地区大量歼灭日军的范例;解放战争中，率部攻克青涧县城，歼敌4100余人，生擒蒋军悍将廖昂，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条件;建国后，参与组织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和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文清不似其名字那般“文”，是个性烈如火的血性男儿。他军旅生涯留下的一个个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复仇者怎样炼成一个革命者。
为报夺妻之仇参加红军
李文清，1910年出生于湖北松滋李家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全家靠租种地主家的7亩薄地勉强度日。李文清是家中独子，不到20岁，遵父命娶表妹周幺妹为妻。婚后不久，周幺妹就到地主的二少爷李学武家当佣人。那年松滋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庄稼几乎颗粒无收。李文清只好撇下新婚妻子，到百里外的公安县去做长工。他替地主家放的牛突然暴亡，地主扣了他全年的工钱不说，还把他轰了出去。
一无所有的李文清一回家，就连忙到李学武家接久别的妻子周幺妹回家团聚。可他一进李家的门，就不明不白地被连打带踢地赶了出来。原来是李学武早就把周幺妹给霸占了。
李文清怒从心头起，晚上提了一把刀去找李学武寻仇。他本家的一位叔叔一把夺下他手中的刀：“你这不是去白白送死吗?人家有钱有势，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把人要回来就行啦!”
听了叔叔的劝告，李文清硬着头皮，提着一点礼品上了李家三少爷的门，想托他说个情，把周幺妹放回来。谁料还没等他开口，三少爷一烟杆脑壳砸在他头上，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土匪，你是不是还想杀我呀?!”接着，一群狗腿子围着他又是一顿毒打，把他扔出门外。
李文清怒火直往头顶上冲，他横下一条心：这个仇不报老子誓不为人!
当时，贺龙领导的红军正在松滋一带活动。李文清听说红军是为穷人出头的军队，便下定决心参加红军报仇。他整天坐在村口路边，望眼欲穿，生怕错过红军经过村庄的机会。一天傍晚，听说邻村在过队伍，他心急火燎地赶过去，见一支背着长枪短炮、大刀长矛的队伍正在过河，便一挽裤腿跳下河去，跟着队伍爬向对岸，走进了红军队伍。
李文清参加红军后，把复仇的怒火转化成为练就本领的动力，他刻苦操练，打仗勇敢，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当上了班长、排长。
1931年年初，红三军转战到松滋、长阳等地。一次，李文清带着他的排执行完任务，正巧离他的家乡不远。仇人就在附近，复仇的火焰把他的理智烧得荡然无存，他带上几个战士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找李学武寻仇。李学武闻讯逃遁，恨得牙痒痒的李文清把李学武的房子一把火给点了。
回到连队，李文清被关了禁闭。他对指导员说：“我私自带人回家报仇犯了纪律，领导批评的都对。可我参加红军就是为了找李恶少报夺妻之仇，不然我吞不下这口恶气。”指导员耐心地开导他：你跟李恶少是有仇，可我们这个连里哪个人没有仇啊?不能光记私仇，要记阶级仇。你想一想，李恶少霸占你的妻子，你去讲理，他还反过来毒打你，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手中有权把子，我们只有把这个吃人的政权推翻，才能报阶级仇。指导员的这席话，特别是“阶级仇”三个字刀刻般地烙在了他的心里。他的觉悟提高很快，仗也越打越精，很快就当上了连长。
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后，李学武放火烧了李文清家的房子，李文清的父母被迫背井离乡，从此杳无音信。被李学武霸占的周幺妹，也被卖给他人为妻。
1952年，担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文清回到阔别20年的家乡。那个恶少李学武听说李文清到了县城，胆怯至极，上吊自尽。李文清回到乡下，周幺妹夫妇已经浑身颤抖地跪在那里，周幺妹说，我是没有办法才做了别人的女人，请求他原谅。
他们哪里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李文清，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知报仇的“愣头青”，而是一位早已把个人仇恨升华为阶级仇恨的军队高级将领了。他扶起周幺妹夫妇，和蔼地说：“你们也是受苦人，现在全国解放了，再也没有人敢欺压我们了!”当知道他们的生活拮据时，他还慷慨资助了他们一些钱。
贺龙两次动雷霆怒要枪毙他
1931年4月，贺龙率红三军攻打鄂西秭归县城。在激烈的战斗中，李文清右腿被炸弹炸伤，弹片嵌入大腿胫骨(直到去世也没有取出来)，腹部被枪弹洞穿，肠子流出体外，他只好用一个碗扣着，奄奄一息的他躺在路边，等待战友们的救援，可等了大半天也没见着人。
天色渐晚，李文清想这下肯定完蛋了。正当他绝望之时，红三军军部打这里路过，贺龙发现躺在路边的李文清，以为他已牺牲，便叫人把他掩埋了，这才发现他还活着。贺龙叫来担架，嘱咐把李文清送到巴东万仙洞一农户家养伤。两个月后，李文清伤愈重新归队。
为报答贺龙的救命之恩，李文清作战更加勇敢。1932年2月，在洪湖的一次战斗中，他左上背负伤，被送到洪湖柳关红军医院疗伤。伤未痊愈他便参加了京山瓦庙集战斗，与敌徐源泉部队激战七天七夜，李文清的右眼在战斗中被炮弹片擦伤。由于部队经常机动，战事频繁，他的眼伤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右眼视力模糊，阵发性剧烈头疼时时折磨着他。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伴随着李文清征战南北，走完万里长征。
到达延安后，条件有所改善，贺龙亲自向卫生部长贺彪交代，尽快安排李文清去苏联治疗眼伤。但未及动身，李文清所在部队奉命挺进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便主动放弃了去苏联治疗眼伤的机会，率部远征绥远。后来他右眼完全失明，头疼加剧难忍。贺龙“命令”李文清住进延安和平医院，做了右眼球摘除手术。贺龙跟他开玩笑：“现在脑壳不疼了，可成了‘李瞎子’啦!”
李文清的命是贺龙捡回来的，但贺龙又两次亲自下令要枪毙他。
一次是在长征途中。李文清担任红二军团五师十五团团长，奉命断后，1000多人的队伍走到草地边缘，只剩400人左右。看着就要走到草地尽头了，但被饥饿耗尽了体力的战士们，只能蜗牛般地艰难向前挪动。不远处的草地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负责断后的十五团本应前去增援，但此刻他们已是强弩之末，力不从心了。
事后方知，总部骑兵排遭遇敌骑兵营的围剿，因得不到增援，全部壮烈牺牲。这个骑兵排，是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后，亲自训练的，贺龙十分看重。贺龙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会，大发雷霆，下令将李文清绑了，连声说：“枪毙!枪毙!枪毙!”李文清心中有愧，一不喊冤，二不求饶，狂吼一声：“让老子在抗日战场上去死!”吼叫声惊动了刘伯承，他叫“枪下留人”，向李文清问了当时的情况，一是不明骑兵排被包围，二是全团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便向贺龙建议“情有可原”。贺龙采纳了刘伯承的意见，下令将李文清松绑，但撤了他的团长，罚他到前线去背弹药。
另一次在抗日战场上。被撤了职的李文清到抗大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前线急需军事干部，李文清就补缺当了一二0师七一五团团长。在齐会战斗中，他缴获了一支精致的手枪，想留着自用。负责清点战利品的政委却坚持原则，收了这支手枪上交。后来他得知，政委私下把这支手枪送给了延安的一个女学生。
李文清火了：“老子想要，他却收去讨好小女子，真不够意思!”便去质问政委。开始他还半开玩笑，说说粗话，一来二去火药味就上来了。脾气暴躁的李文清拔出手枪顶上火，政委拔腿就跑，一个在前没命地跑，一个在后舞着枪追，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李文清本想吓唬吓唬对方消消气而已，可时值延安整风，有人抓住这件事说贺龙部队的土匪习气重。贺龙勃然大怒：“这个李瞎子要干啥子?!”下令将李文清五花大绑，就地正法。关键时刻，又有人出来讲情，他才得到从宽处理，将他由团长降为营长。
经过这两次“死里逃生”，李文清认真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缺点，从中吸取教训。他老老实实地从营长干起，又干到了团长，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纵队参谋长，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参谋长，建国后长期担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文革”期间，专案组在整贺龙的黑材料时，多次逼迫被“打倒”的李文清揭发贺龙。但李文清一下笔就写贺龙如何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又如何救了他的命。专案组的人挑拨说：“贺龙两次要枪毙你，你还包庇他干嘛?”
李文清竟忍不住又动了粗口：“你懂个球!”因此他被专案组的人打伤，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过草地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红二方面军是最后过草地的部队。李文清的十五团是后卫，走在部队的最后。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领到5斤青稞面，怎么省着吃也只能维持半个月。可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水草地带一走就是20多天，粮食早已告罄。
原本想到达阿坝时弄点粮食，可当地藏民在国民党欺骗下带着吃的早已跑光。只有一营某班在敌人扔下的帐篷里幸运地找到一大袋青稞。班长说，缴获归公，应分给全营。营长张树芝说，应该分给全团。
李文清深为感动，当即号召指战员要学习一营的集体主义精神。就这样，全团每人分到一小碗青稞，这是最后一个多星期的口粮。李文清掂了掂手中那一点点青稞面说：“粮食就这么多，这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要用它征服草地。粮食肯定不够，但我们是红军，从来就没向困难低过头。中央、毛主席都过去了，我们也要走过去!”
李文清每天都只能吃一小撮青稞面，一天到晚肚皮仿佛贴在脊梁骨上一样，像个纸片人风一吹就要倒似的。露营时，他到师部汇报工作。一进帐篷就闻到一股香味，口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师长王尚荣一把拉他坐下说：“先别忙汇报。我们捡了个牦牛脑壳，来，先干它一碗。”他接过师长亲自盛的一碗汤一扬脖子喝了下去。他说，这辈子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汤了。
到第5天，青稞面全光了。草地可吃的野草也几乎被前面的兄弟部队吃光了，他们只好挖些他们剩下的草根充饥。有时吃上毒草，轻的口吐白沫，重的丧失生命。
饥饿像魔鬼一样不停地吞噬着红军战士的生命，饿殍载道，惨不忍睹，李文清心如刀绞。
没有倒下的战士继续挑战着生命的极限，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地在茫茫草地上蠕动，每天只能走8到10里。有一天露营，通信班的战士实在饿得不行，把皮带放在火上烤，然后切成一块一块，竟然可以充饥。李文清立即把这个“伟大的发现”向全团推广。于是，枪皮带、腰皮带、皮挎包，只要是皮，全部吃光。
走出草地后，战士们半年多没有理发了，胡子像头发，头发像苎麻，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一双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仍闪射着坚定的光芒。
到达哈达铺，见有藏民巴扎(集市)，饿了几个月的李文清最大的愿望就是饱食一顿。他和顶替他当十五团团长的唐金龙等4人买了20只鸡、2个锅盔(类似烧饼的面食，每个约5斤重)，4人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半夜4人都腹胀如鼓，在地上打滚，结果竟有一人胀死。
李文清和唐金龙大发感慨：“过草地差一点饿死，又差一点胀死!”
几十年不原谅他的老战友同他抱头痛哭
李文清有个老战友叫周树槐，是湖北仙桃人。歌剧《洪湖赤卫队》刘闯的原型就是周树槐。当赤卫队队长的周树槐带着队伍，常常把团防打得晕头转向。后来赤卫队整编进红军，周树槐分到李文清当连长的连队。周树槐从事后勤工作，开始抬担架，后来到炊事班工作，当了炊事班长。
1932年春，部队打了一个胜仗，连队打土豪弄到一头肥猪，给全连改善伙食。久不沾油腥的周树槐一时兴起，竟和炊事班的几个人“近水楼台先得月”，把猪下水(内脏)先弄来吃了。
李文清闻报此事，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全连集合，把炊事班好一顿训斥，最后命令把周树槐吊在树上进行体罚。孰料手下人下手太重，竟将他的腰打折了，落下终身疾患。
李文清感到此事处理得过火，深感内疚，主动向周树槐道歉。但周树槐一直耿耿于怀，不肯原谅。从此，这两个从一个连队打拼出来的红军战友成了冤家，再也不说一句话。
“不是冤家不聚头”。解放后，两个人又走进了成都军区大院，李文清当军区副司令员，周树槐当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两家同住在军区大院，但形同路人，老死不相往来。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曾为此专门多次出面调解，但周树槐一想到腰疼发作时的痛苦，心头怒气难平，扔出一句硬梆梆的话：“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暴君!”
“文革”期间，李文清被“隔离审查”。专案组给他罗织了三条“罪状”：一是贺龙的黑干将，在回忆录《最后的脚印》和《转战荆江南北》里“肉麻”吹捧贺龙;二是假党员;三是历史问题。当专案组得知李文清和周树槐之间历史上有过节后，便向周树槐“做工作”，要他“反戈一击”：“只要你证明李文清是假党员，那么你和贺龙的关系问题可以不追究。”周树槐义正辞严地说：“要我证明李文清是党员可以。但要我说假话，你们找错人了!”为此，周树槐与李文清一样，都被打成“贺龙分子”，蒙冤多年。
上世纪80年代，李文清因病住院。一天，病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穿着没有佩带领章帽徽的旧军装的老人，拄着拐杖一声不吭地站在门口，愣愣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李文清。
是周树槐!李文清看清后，想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同他打招呼。周树槐连忙示意他躺着，步履蹒跚地走到他的床边。也许是几十年两人没有说过话，也许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两位老人相互无言地凝视对方。突然，他们俩颤巍巍的手臂不约而同地伸向对方，紧紧地抱在一起，一任老泪在皱纹纵横交错的脸上冲锋陷阵，几十年的隔阂随风飘散。
(作者：梅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