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北洋政府在承德、赤峰一带设置相当于省一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域，目的是为了抑制蒙古王公分裂势力;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将热河行政区改为正式的省。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徐寅杰，原题：《“我是东北人”：辽吉黑三省超越省籍的身份认同》
基于历史沿革或现实需要，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特别是省级区划，并不会严格按照地域文化或自然地理单元进行安排。省内各地区互不认同已经屡见不鲜，跨省界的地域认同也很常见，例如华东地区有泛吴方言认同，南方各省存在泛客家认同等。但是，一般而言，跨区域的认同感很少能超越省籍认同，但中国东北地区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20世纪，一个分布超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汉族民系在中国东北横空出世。这个连片分布于今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四盟市的民系，内部差异小于关内其他民系，并迅速形成了足以影响全国的区域流行文化;更令人称道的是，东北居民的泛地域认同至今仍不输于各自的省籍认同。当面对其他地区的居民时，他们往往首先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即便他们自称“吉林人”或“黑龙江人”，也经常被交谈的对方下意识地直接归为“东北人”。东北内部的地域认同或地域文化之所以如此坚固，并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刻板印象，这与东北民系形成较晚、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区域封闭性强等原因密切相关。
从闯关东说起
东北为满族龙兴之地。为确保旗人独占东北和“国语骑射”的传统，防止汉民随意进入旗人聚居区，清廷在今辽宁、吉林等地用堆土的方式修筑边墙，再在土墙之上“插柳结绳”作为篱笆，形成“柳条边”。凡进出边门各族人民，必须持有证明，从指定的关卡验证进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
然而中原灾荒不断，人民苦不堪言，地广人稀、水美土肥的东北地区自然吸引了他们。于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柳条边，“偷渡”至边外开垦，颇有今天叙利亚难民勇闯欧洲的架势。这一趋势自乾隆朝开始愈演愈烈，柳条边已形同虚设。清廷被迫于咸丰年间采纳了“开禁放垦”的政策，首先在黑龙江地区实行。清末，东北边地成为沙俄不断蚕食的对象。“移民实边”也逐步成为清政府应对沙俄入侵的有效手段，“闯关东”随之形成风气。从1861到1911年的50年间，东北人口翻了近六倍，除去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至清末迁入东北的移民至少有1000多万。民国建立以来，东北移民有增无减，在前期的20余年中，就约有近千万人出关谋生。清末开始的“闯关东”运动深刻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构成，客观上加强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奠定了该地在经历一系列殖民浩劫之后仍能顺利光复的群众基础。
“闯关东”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海路，胶东半岛移民大都泛海而来，自辽东半岛登陆，或定居于半岛，或北上散居东北各地;二是陆路，直隶和山东西部的移民则大都沿陆路出山海关，奔向东北各地。海路移民在辽东半岛一带成为优势民系，较少与其他移民融合。至今大连一带口音仍和胶东半岛保持一致，与东北其他地区“新方言”的差异很大，再加上俄日租借地的独特背景，发展出异于“大东北认同”的“大连人认同”也就不奇怪了。直隶移民在热河地区(今朝阳、赤峰一带)也占据数量优势，该地因此保持了京畿一带的口音;当然，从学术层面上讲，北京周边(天津市区除外)、热河，甚至冀东口音也可以被视为广义东北方言的一部分。海陆两条线的移民继续深入东北腹地后，操着直隶方言、山东西部方言和胶东方言的人们不断融合，一种相对简单的“普通话”就诞生了，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狭义“东北话”，而讲这种方言的人就自称或被称作“东北人”。狭义的东北话，在语音语法上与普通话基本非常接近，虽内部差异极小，但地理上越往北越则越接近标准普通话发音，说明这些移民越远离祖籍地，混合的程度就越高。
闯关东”的大门在“九一八”后为战乱所阻，少数移民开始往原乡回流，但东北人口结构还是稳定了下来，并在接下来的伪满洲国分裂阶段和新中国集体化运动中发展出明显有别于山东、河北的地域文化，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民系并延续至今。相对其他汉族民系而言，东北民系形成最为晚近。东北官话“入派四声”都很紊乱，且很多东北人至今仍能准确说出精准到乡、村一级的祖籍地，这是民系形成较晚的两大表征。短短一百年的光景，东北地区想要像中国其他区域那样，孕育出按照行政区划或其他因素划分的亚文化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大东北”的统一认同还会长期维持下去。东北民俗文化除内部高度一致性外，近年来还展现出了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自信的加强也必然会进一步巩固内部认同。
复杂而动荡的行政区划调整
稳定不变的行政区，对省籍认同的形成有很大帮助。如福建省，虽然内部方言大相径庭，但自古就是个稳定而独立的行政区，因此包括客家人在内的省内居民都高度认同“福建人”的身份，也会依照行政边界把本省和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刻意区分开来。相形之下，近现代行政区划的混乱多变严重破坏了东北人构建各自省籍认同的政治基础。自“闯关东”以来的一百多年时间，特别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东北地区几乎每一二十年，甚至一两年就会有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调整。
在1907年，在徐世昌的推动下，东北废除旗民分治制度，采用一元化的民政统治手段，仿照关内设省。三省各设一名巡抚，徐世昌为三省总督。“东三省”这个名词就此诞生。当时的奉天省主体上是今天的辽宁省和吉林省南部，吉林省则管辖松花江、乌苏里江、图们江合围起来的一个三角形区域，黑龙江省则分管松花江以北区域。
民国建立后，基本继承了清末东三省格局。只是北洋政府在承德、赤峰一带设置相当于省一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域，目的是为了抑制蒙古王公分裂势力;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将热河行政区改为正式的省。虽然热河建省成功，但背后的实际管理者却是易帜后的东北军，省主席的位置也归属东北军的原热河都统汤玉麟所有。热河省人口结构和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与东三省比较接近，通常也被视为东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出现了“东省特别区”这个非常特殊的省级政区，独立于东三省之外，管辖满洲里到绥芬河，以及哈尔滨至长春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随之成立。对于这个傀儡国家而言，高层区划只设四省一区显然是不够的。在省区不断缩小的尝试中，东北省级区划一下子进入了动荡期。伪满洲国先是在西部蒙古族聚居地区设立兴安省，随后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东北四省一下子改划为十个省;兴安省则被划分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1937年以后，伪满洲国又新设通化、牡丹江、北安、东安、四平等省，省份数量最多时曾达到19个。由于伪满洲国统治东北14年的过程中频繁进行区划调整，清末以来逐步构建的东三省或东四省认同已经消失殆尽。
东北光复后，伪满洲国的那一套区划自然不可延续。考虑到东北经济基础远比关内殷实，南京国民政府还是设置了“东北九省”区划，再加上热河共计十省，另有大连、沈阳、哈尔滨三个行政院院辖市。此时，东北各省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上，都远逊于关内省份，但在经济指标上却大幅领先。
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东北区划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则，出于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承诺，东北西部统一划归了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二则增设众多直辖市，突出了东北各大工业中心的行政地位。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旅大行署区(后改为“旅大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直辖市先后设置，剩下的区域则整合为热河、辽西、辽东、吉林、松江和龙江六个省。这六省六市均由东北行政区代管。
1954年到1955年，新中国经历了一次省级行政区划大调整。东北行政区撤销，其所属的六省六市先后整合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与现在的黑吉辽三省管辖范围几乎一致。本该就此稳定的东北区划却在“文革”期间再次遭受冲击。受当时政治风暴的影响，原本横贯东西的内蒙古自治区被拆分，东部的昭乌达盟划入划归辽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南部两县划入吉林，呼伦贝尔盟大部则划入黑龙江。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此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省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自1978年以来将近40年的时间也是东北百年建制史中最为稳定的时期，但这40年对于构建东三省各自省籍认同而言，显然还是太短了。
地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孤立
每一个族群都能从与周边族群的比较中寻找到内部的共同点。东北相对孤立的地理单元和近现代独特的发展轨迹，给东北人群体打上异于其他汉族民系的深深烙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近几年东北经济痛苦的挣扎中，东北人越发体会到自身思维、行为方式与他们口中“南方人”的差异，深陷地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孤立;与此同时他们也惊讶于东北各地各方面的共同点，甚至发觉东北各地经济倒退的步伐也趋同了。
首先，东北在地形上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单元，主体是被大兴安岭、黑龙江、长白山包围着的纵贯南北的大平原，只有西南面的辽西走廊开口连着华北平原。东北人因其拥有“白山黑水”所环抱的自然环境而骄傲，当然也能意识到背后糟糕的区位问题。从政治军事层面来说，一旦东北内部出现反对势力，或遭到外敌入侵，关内军事力量驰援的难度是很大的。明末建州女真的勃兴、民初奉系军阀的盘踞，及至日本关东军的侵略都充分利用了东北地形易守难攻的特点，不仅独霸一方，还严重动摇了中央政权的根基。近代外蒙古的脱离，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孤立了东北。从经济交通上来讲，地理上的天然隔绝令东北融入全国大网络、大市场的难度陡增，进而难以分享到关内发展的红利。近期公布的《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图》中东北高铁干线不仅略有“脱网”，而且密度明显逊色于关内各省。
地理上的孤立导致了心理上的孤立。在移民文化、相对先发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高层次的集体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东北人群体思维方式历经了两三代人的塑造后，已经明显有别于关内汉族民系。东北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都发挥着工农业支柱的作用，也是政府各类政策，特别是计划经济政策落实得最为到位的地区。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绝大多数人都能在集体化的体制内安稳生活;仅这一点，东北人心态上就足以傲视全国。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集体化伴随而来的是东北人缺乏自主性、竞争性，墨守成规，依赖体制的思维定式。在资源枯竭、传统工业衰退的背景下，东北积压下来的社会问题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以更直接、更负面的姿态释放出来。原本贴在东北人身上的“排头兵”的标签消失了，却而代之的是“大砍省”、“乡土文化”、“思维僵化”等新标签。而东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痛苦转型过程中非但没有弱化，还在东北人大举购买海景房，东北籍艺人驰骋演艺圈的进程中得到强化。这些有关东北的新标签、新变化也逐步被东北人所接纳，成为其区别于其他汉族民系新标准和构建统一地域认同的新基础。
（徐寅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