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缓和市场供应、控制货币投放、平衡预算收支，采取了冻结银行存款这一特殊措施，到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前，共进行过4次大规模的冻结银行存款活动。
1950年2月，妇女宣传队在上海街头进行稳定物价的宣传。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6年12月8日16版，作者：佚名，原题为：《改革开放前四次大规模冻结银行存款》
冻结存款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紧急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缓和市场供应、控制货币投放、平衡预算收支，采取了冻结银行存款这一特殊措施，到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前，共进行过4次大规模的冻结银行存款活动。
第一次：1950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从1937年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通货发行量增长了1400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1949年全年财政赤字达264亿斤小米，关内地区的财政赤字，占到了全部支出的65.9%。这就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中央财政支出靠发票子。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时，物价在重物轻币心理的作用下又开始上升。这时机关事业、部队和团体大量提取存款，抢购所需物资。眼看物价又要发生巨大波动，1950年10月24日，中财委向中央提出短期冻结存款等稳定物价的紧急措施。经中央批准后，从11月5日起冻结机关、部队、团体存款一个月，将这笔存款全部抵作1951年的预算拨款，这才缓解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美国为报复中国抗美援朝，对北京实行全面的贸易禁运。作为应对，中方冻结了美国政府、公司及个人在中国的存款。最终，各地共接收管制美资企业304家，冻结存款上亿元。1979年后，中国政府无息归还了美国被冻结的在华私人资产和政府资产。
第二次：1960年12月
第二次冻结银行存款发生在“大跃进”之后的1960年。当时为了满足“大跃进”建设资金的需要，国家通过财政、信贷等方面筹集资金。1958年到1960年3年，财政赤字共计169.4亿元。用增发钞票的办法弥补赤字，结果造成通货膨胀。1960年末，国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而机关、团体、部队、事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却在不断增加，较上年底增加近30亿元，总数达100亿元;同时企业单位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留成、工资附加等专项存款。在这些存款中，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
为严格财政纪律，合理使用资金，1960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冻结各单位截止12月25日在银行的结余存款并进行审查清理，凡是资金来源合乎国家规定的，应当承认存款单位的所有权，但在1961年6月30日以前原则上不要动用;凡是资金来源不合乎国家规定的，应当一律交回中央财政或地方财政，或归还银行。此举缓解了市场通货膨胀的压力，为即将开始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环境。
第三次：1968年2月
“文革”爆发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陷于一片混乱。到1968年，出现了经济调整后的首次财政赤字：22.49亿元。面对这一局面，196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1967年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除去未完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企业流动资金等必要开支外，一律按1967年12月31日银行存款帐面数字，实行冻结，不再动用，同时对被审查人员的存款实行冻结。当时，全国冻结存款约79亿元左右，这对节约开支、抵制不正之风起了积极作用。
“四人帮”之一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当时被认定为“叛徒”，其存款1968年6月也被冻结了。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他任代课老师的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30元存款。 30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姚蓬子一家这才有了生活来源。
第四次：1976年10月
1976年，天灾和人祸使经济建设遭受了“文革”初期以来的再次严重破坏，国家的财经形势已十分严峻。鉴于此，1976年10月28日中央决定紧急冻结各单位存款，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1976年10月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结余存款，除去计划内的未完工程基建拨款，企业流动资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及11、12两月的人员经费外，一律按银行存款的帐面数字，实行冻结。此次国家冻结银行存款，作为权宜措施，起到了延缓财政赤字扩大，缓和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作用。
这4次冻结银行存款，全部是在经济情况恶化、财政出现赤字情况下采取的稳定经济形势的非常手段，当然，其负面效果也是明显的，但它从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银行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稳定国民经济形势的历史记录。(摘编自《党史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