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哥伦比亚大学张氏姐妹谈话时，张学良说：“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一起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八十年来，张学良多次谈及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其中他在被软禁期间写下的回忆，与获得自由后在访谈中所说的内容，截然不同。
法庭上，张学良将西安事变比作“二次革命”，自称是要“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第一次就西安事变公开发表评论，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负责主审的李烈钧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张学良回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呢?”他还拿李烈钧发动“二次革命”的历史，反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然后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①
从张学良在法庭上的发言，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当时张学良自居为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谋;二、张学良视西安事变为“二次革命”的同类事件，后者在国民政府官方叙事中，具有当然正义性。因此，张学良说，“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 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软禁期间，张学良多次奉命撰写回忆，对西安事变进行“忏悔”
1956年，蒋介石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时，要求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张随即给蒋写下两封长函，回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函件经蒋经国订正，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有删节本，易名为《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此外，张学良回忆录《杂忆随感漫录》中的一些章节，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中，都有对西安事变的“忏悔”。②
《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说自己“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
蒋介石让张学良写回忆的目的，在于总结大陆失败原因。故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被要求着重写西安事变发生前后，其同中共的互动。张学良对此总结说，“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的民族情怀，称“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
总体而言，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是“忏悔”的，他说自己“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值得注意的是，他这时说，“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③
为迎合蒋介石，张还曾主动要求撰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
1957年，张学良完成《杂忆随感漫录》，延续了对西安事变的“忏悔”：“今日思来，行动的鲁莽，思想的幼稚，可耻而又可笑!既称尊崇领袖，而举措胁迫，形同叛逆，我所谓‘利令智昏’……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西安事变的荒谬的举措，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先未参与也”。张学良还检讨自己性格上的缺陷：“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违犯我的父母，违犯我的老师，违犯我的长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对方，甚至钦佩我的敌手。”
1958年，张学良主动要求撰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亦大略如此。
其后，张学良获准同蒋介石会面。谈话间，蒋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说，“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④此时张虽显露明显之“忏悔”，但结合晚年所说，可知并非真心。
张学良被移居台湾初期，位于台湾新竹县清泉部落之故居。此为依原貌新建，地点亦非原址。
获得自由后，张学良推翻软禁中所说内容，不为西安事变后悔
1990年，张学良90大寿后，逐渐恢复自由，开始接受媒体的公开访谈，其有关西安事变的言论，同之前相比发生极大变化。此一时期，张学良留下的相关材料，包括唐德刚所做的口述、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郭冠英的纪录片，及哥伦比亚大学做的口述。⑤
接受唐德刚采访时，张学良说自己“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
1990年上半年，唐德刚采访了张学良。在这次口述中，张学良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他说“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至于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重复了自己早年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意即西安事变是帮了蒋的忙。
张学良自称，“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他不在了，现在我讲，否则，我不讲。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西安这事，至死我不说出去的。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⑥
显然，张学良有意重塑自己的历史形象。不过，揆诸史料，“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张前往南京，实际上是在得到了宋氏兄妹的安全保证之后才做的决定。因为存有一种极其乐观的预判，张在南京受审期间，曾致电毛泽东：“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
同年，张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凡是涉及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时，张学良总是非常慎重，或干脆缄口不言。……不过，尽管他时刻都在提防着自己，也提防着我们，但他还是选择了一句恰当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一点儿事情的真相：‘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也许，他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与周恩来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⑦
唐德刚(左)和张学良在一起
同美国之音对话，张学良表示自己“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
1991年，张学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张说了两点，一是要为国家做贡献：“我这个人从来不喜欢自我表白，既然你问我，可以说我是个爱国狂，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二是反内战，要求抗日：“从事内战，使我心里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合，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日本军阀的狂妄、侵略。我是个中国人，我受不了”。张不再提及中共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记者还问张学良：“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你有没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回答说：“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被审是我应负之责，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⑧
同哥伦比亚大学张氏姐妹谈话时，张学良说：“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
1991年—1993年，张学良同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宇、张之丙姐妹对话作口述历史。张学良重申了自己“义无反顾”的历史形象：“西安事变是我个人决定的事情，为什么决定，那我就不说了。将来总有知道的那一天”。不过在访谈中，留下不少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评论，如他说发动事变“那是我成心那么做”，“我也考虑我的前途，但那个时候我不这么做后果更坏，害了中国的命运，害了我的部下，害老百姓。”“西安我不讲那也可以，国家糟糕就糟糕吧，我认为事情应该那样做就那样做。”⑨
访谈中，张学良简单解释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要是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现在西安事变，你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
张学良还说到西安事变后他同蒋介石的关系。张学良分析说，“我的判断，蒋先生讨厌我极了。怎么讨厌?所以后来蒋先生不能让我自由的原因，因为我是主张抗日，假如我要自由，那抗日的功劳都是我的，所以他对我讨厌得很。换句话说，我是他的一个大敌手，在政治上的大敌手。” ⑩
晚年张学良夫妇，摄于1991年
注释
①李烈钧：《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回忆西安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314、315页;②杨天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回忆录》，《山西青年》2010年第8期;③此处引文出自杨奎松的整理版本，全文见于其《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近代中国》第137期;④张友坤等编著：《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90页;⑤张有坤等：《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导言，哥伦比亚大学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5、6页;⑥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页;⑦《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⑧《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年5月11日)，《金凤玉露：张学良与赵一荻合集》第6部，毕万闻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长2000年，第79、80页;⑨⑩见于《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第1册第122页、第5册第1554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