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
张学良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散木，原题：西安事变前夜，谁激怒了张学良：“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节选
对于黎天才成为张学良亲信后的活动，分歧很大，尤其对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说法不一甚至相当矛盾。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有两个“黎天才”——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当事人回忆时已有倾向性判断所致。以下笔者仅根据历史事实对黎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描述。
东北沦陷，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动，并为国民党北平军委分会搜集日军情报。张学良旅欧返国后，黎将张外出期间东北军内部情况、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情况等向张汇报，张视之为亲信，委以机要组上校组长之职，主持情报工作(并直接负责搜集时事和中共情报)。黎遂在机要组安插了一些留苏同学、前中共人士等，而整个东北军中，这类“前共产党人”有20余人。(罗章龙回忆)后来张学良的北上和成立西北“剿总”，也是听从了黎的建议：西北是中华远祖的发祥地、华夏文明的摇篮，也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那里接近中共和苏联，可与之建立联系，作为抗日的后方基地。
当时张学良还授予黎天才“西北剿匪总部”政训处副处长的要职。此外，张为了调和与杨虎城的关系，派黎天才和张潜华负责与西北军联络，以沟通友好。但也有人说，此时的黎已成为戴笠手上的工具，当张与中共发生联系、进出洛川和延安时，黎向南京有报告，并认为张的行动“决不是什么视察军事，而是在进行着一种重要的政治策动”，后来他还以为：“在抗日策略问题上，中共主张反蒋抗日，而张却主张拥蒋抗日。故张拥蒋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还派人在苗剑秋等处寻找线索，“其目的并不是对张负责，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报而已”。(原张学良秘书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又据张潜华回忆：黎对张学良有影响作用，他“善于利用情报巧妙地操纵张的思想感情，影响张的政治动向”，不过，“因黎是一个叛徒，曾欠下人民的血债，故对张的联共，非常恐慌，当然不会是积极的支持者了”。同时，中共活动在东北军中的人员如刘鼎(前中共特科工作人员)等也向中央报告了黎等人的活动情况，据此中央做出“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称东北军的政训处是“蒋介石的爪牙”，要“集中火力——使政训处完全陷入孤立”，且“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与之矛盾的材料，则有原杨虎城机要秘书李直峰的回忆：中共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对张、杨开展工作，即由周恩来专门负责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专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周副主席还以黎天才密做张学良的工作，南汉宸做杨虎城的工作”。(《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这一说法应该是无误的。此前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可能是张在谈话中言及部队中有一些“前中共”人员，周高度警惕，随即向陕北的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发电说张学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1936年4月11日)。这即指黎天才、吴雨铭等，此后周恩来是否又对之进行了工作或委以任务，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黎等人的特殊身份，后来人们对他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也是许多回忆和史料分歧很大的一个原因。
黎天才后因张学良身边“少壮派”的排斥，愤而返回老家。张学良函电交驰，催促其返回，黎遂复归。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在张学良身边从旁参谋，除有所建议外，还与高崇民秘密保持联络、派遣李金洲赴太原与阎锡山联系等。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约见黎天才、高崇民、卢广绩等，宣布是夜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指示黎负责起草西安事变“八项主张”的通电。“当周恩来知道八项主张的通电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产党人李渤海时，对黎嘉勉有加，称赞八项主张通电，特别是其中‘切实遵行总理遗嘱’一项写得好，说如果没有它，将来在历史上会把事变的意义弄混沌了，会被人弄得文不对题了。”(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但黎为避与陕北来人发生冲突，随即辞去“设计委员会宣传组”召集人职务。
西安事变结束后，黎天才去看望张学良，随即被戴笠扣押于南京，审查他在事变中应负之责任。据说黎曾对张学良贸然送蒋回南京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糊里糊涂地送他回去岂不太东方文化了?”(意谓张受京戏中侠士讲义气的精神影响，这与当时周恩来的感受相同。)认为“总得有始有终地把这次事变搞出一个段落，要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黎天才自传》)
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斗胆发动西安事变，黎天才实为“祸首”之一。蒋在事变前的11日记载：“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既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张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关于二人的谈话，张魁堂先生在书中有详细描述：“蒋介石见黎先握手，并让黎和他并肩而坐，温和地说：‘我一直把你看作同志，是我的学生。昨天我重加申斥了曾扩情，革命者在任何环境中都不能被敌人软化，张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单说：‘这里有张名单，你看看，我愿意听取你的意见，对这批反动分子该怎么办?’黎接过名单，一看上面有高崇民、应德田、孙铭九、栗又文等十人左右，想了一想对蒋说：‘这几个人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据我所知，都不是共产党，可不可以把他们送出去读几年书?’蒋没等黎说完，就打断黎的话，大声斥责说：‘这完全是老官僚的办法，又是奖励坏分子的办法。按照你的办法，谁想出国读书，先与共产党勾结发行刊物，以抗日为名骂我，就可以如愿以偿。想不到你竟糊涂到这种地步……接着又坐到沙发上问黎：‘你们和十七路军不是误会很深吗?现在怎样了?’黎说：‘都在委员长领导下服务，有什么误会可言?’蒋说：‘在我领导下?哪个听我的领导?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国家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是对国家严重犯罪。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说：‘委员长在南昌常讲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时至今日，情势不同了，应该九分政治才行，一分军事便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有整体的应战计划，飞机场停了那样多飞机，都应该开到绥远前方去。’这些话逆了龙鳞，蒋立即咆哮起来，说：‘你的说法同前天张汉卿同我讲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我对你讲：苦海无边，回头是岸。顶天立地做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假设还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就应无条件地服从我，忠实于我。’……还说：‘今天的话都可以回去告诉你们的副司令。’”
谈话显然不欢而散，蒋介石几乎情绪失控，但威胁利诱对黎天才都没有起作用。可以想见当黎将蒋的讲话汇报给张学良后，那应该是火上浇油的效果了。是夜，张断然决定：“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他还告诉黎翌日清晨6时行动，并嘱黎当夜3时前准备好事变后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电以及一个行动纲领。黎立刻起草文件。
由此，一切指认黎为张学良身边秘密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说法不攻自破。
黎天才之所以是西安事变中的重要角色，还有一个证明，即事变前(12月9日)蒋介石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邵力子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的密嘱，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此信，标题为：《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人认为蒋的密嘱是一件尚未发出的信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注明：“这是蒋介石尚未发出的一封信。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在华清池五间厅亲笔给邵力子写了这封信，当他仓皇逃到南山时，原信仍留在卧室桌上。”陈元方、史础编著的《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则称：“这个‘手谕’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骊山战斗现场发现的。”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说：“此项部署(指密嘱)，见于十二月十二日在临潼华清池蒋室内缴获的致邵力子函中。”
然而，事实是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西安行动，在陕的南京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均为杨部拘禁。邵力子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这件密嘱即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的惯伎。此前的12月4日，蒋由洛阳返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学良、杨虎城并未在座，致使张、杨产生疑惧。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时，即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兵谏”。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而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捉蒋计划时，对黎天才说：此次行动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黎天才自传》未刊稿，转引自《西安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60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出确凿的史料证据，从以上分析看，蒋介石的密嘱也许是直接导火线。
西安事变后，黎天才被软禁。抗战爆发后，黎摆脱软禁，化名“王文德”潜居上海，至“光复”后出来谋职，又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上海解放时他发挥了一定作用，“工作关系”也由上海公安局转到了华东联络局。此后他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至“潘案”发生，遂被捕。
黎天才死后20年才被平反，同时被宣布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曾同他一起在张学良身边开展工作的吴雨铭，于1959年瘐死狱中。
又据陈铁健先生《历史功罪向谁论——〈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读后》一文，西安事变前后曾影响张学良思想、行动的，除黎天才、潘东周等人，还有“前共产党人”罗章龙、李希逸、曹策等。“这一批老共产党人，或因被捕转向，或被中共开除，聚集于东北军总部机关，成为罗章龙所说的‘西安事变幕后人物’”。
作者：散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