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戴眼镜者)、邓小平(穿皮夹克者)、李达(刘伯承旁穿风衣者)进军西南途中，在铁山渡口观察敌情
郭汝瑰起义通电
编者按：本刊曾刊登谢武申先生《刘邓大军谍战往事》一文，披露鲜为人知的刘邓大军情报工作。因篇幅所限，仅刊登了原作的一部分。本期将原作的另一部分，以《二野情报处与解放大西南》为题，介绍二野情报处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重要作用。
二野情报处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西南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即通常所称的“国统区”。重庆，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在西南，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触须，伸到了每一个角落，控制最为严密。因此，二野司令部情报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摸清国民党在西南的各级军政机构和特务系统。他们通过派驻武汉、南京等地的“关系”，并利用电台截获，搞清了国民党西南特务系统的电台，并综合写成《伪国防部二厅潜伏我区之谍报组电台番号位置》等文件，由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呈报中央。
二野情报处副处长魏锦国曾带着几个参谋，还找了一批大学生协助。在上海东方经济图书馆搞西南情况调查。他们在大部队进军西南之前就编印了云、贵、川、康、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每地一册，极为详尽。情报处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图书馆是日本人搞的，他们派了一批特务，还有和尚等，早在数年前已经到上述数省进行过调查，日军投降后，来不及将这些资料带回本土。
设法联络郭汝瑰
在南京，情报处接过中央转给二野的地下党关系。建立这些关系，是中央长期工作的结果。郭汝瑰，是董必武在重庆发展的关系。郭有个同学叫任廉儒，是共青团员，到延安学习后，在中央组织部当干事，被派去做郭的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郭后来当了蒋介石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联系。郭曾多次把国民党作战计划等绝密文件交给任廉儒，请他转交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会战时，蒋介石主持作战会议，郭汝瑰报告情况，提出方案。讨论时，杜聿明不发言。会后，杜单独找蒋介石谈了作战意见，说郭不可靠。蒋介石说，年轻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郭汝瑰后来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意图，向顾祝同提出要到西南当个军长，带部队和共军作战，经蒋介石同意后，组建了第72 军，以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二野情报处接了中央转来的郭汝瑰的关系，但却联系不上任廉儒。柴军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柴成文，曾任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赵力钧(曾在冯玉祥部当参谋)陪同英儒去找廉儒，然后同去重庆和郭汝瑰联系起义。
郭汝瑰起义后，国民党内部震动极大。蒋介石到台湾后曾说：“没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郭起义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西南军区成立后不久，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到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因郭汝瑰曾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当过研究员和教官，就被刘伯承点名调到军事学院当教员(后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曾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宗宽主动提供
国民党西南部署的情报主动向二野情报处提供情报的还有刘宗宽。他原是杨虎城的团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军统向蒋介石告他通共，蒋要枪毙他，但因查不到确凿的证据，只判了有期徒刑。后张群把他要去当代理参谋长(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刘宗宽传递情报，是通过二野情报处派出的一个政治交通员，叫屠云剑，他还有一个关系人，叫房显志，是刘的小老乡。
蒋介石亲临重庆，主持作战会议，研究保卫西南的部署时，曾让刘宗宽作分析中共进攻西南路线的报告。他就“有理有据地”分析出解放军一定会采取三国时代邓艾过秦岭、度阴平，由陕入蜀的路线，根据是贺龙正在宝鸡一带集结第18 兵团、第7 军等部，似有由陕入川的态势。
当时，包括蒋介石、张群在内的高级将领都确信了刘宗宽的“判断”，并作了由胡宗南等部重点防守川北的部署。而实际上，刘邓大军协同四野一部，是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术，佯装向南进攻，实则从湘西直插云、贵，堵住国民党军逃往国外的退路后，再由贺龙部由陕入川，实施夹击。开始，为了稳住胡宗南，贺龙奉命采取了“攻而不破”的佯攻战术。胡宗南中计，还向蒋介石发电报邀功，说他的防守固若金汤，贺龙久攻不破，让蒋放心。待蒋介石发现刘邓大军南下的真正意图后，为时已晚。就这样，蒋介石的九十万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于西南境内。
当然，刘宗宽并不知道中共的西南作战计划，但他的“判断”，影响蒋介石作出了错误部署，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国民党军撤退时，刘宗宽不走，留在重庆，继续向二野情报部提供情报，还做了些工作。因此，刘伯承对刘宗宽评价比较高，说他的情报比较全面，把国民党在西南的整个部署都摸清了。
刘伯承拒绝接受杨森“起义”
二野情报处接上中央转交的关系，继续联系和做争取国民党军西南高级将领起义的工作。这些老关系，主要是刘文辉、邓锡侯(原四川省主席、国民党第95 军军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原第28 集团军总司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黄隐、鲁崇义等。西康省主席、第24 军军长刘文辉从抗日战争时期就设了秘密电台，同中共保持联络。淮海战役后，刘文辉为了避开国民党军统的耳目，更换了与中共和二野的联络暗号。为了保持与刘文辉的正常联络，李达曾两次通知二野各军电台注意这一暗号，第二次电文是：
“杨[ 勇。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潘[淼。五兵团参谋长]并各军首长：我寒电所述刘文辉部与我军之联络记号，望再告前线部队，注意切实照行，免生误会。李达皓”(“[ ]”内的字为笔者所加)
1949 年12 月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率先通电起义。蒋介石气急败坏，让胡宗南派部队炸了刘文辉在成都的一处住所，拉走了数辆大卡车的财产。幸好刘文辉当时并不在此居住，逃过一劫。
此后，在二野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争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国民党第7 兵团司令裴昌会、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16 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2 兵团司令兼72 军军长郭汝瑰等宣布起义，第5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投诚;27 日， 第18 兵团司令李振起义。当天，成都宣布解放。上述这些国民党起义将领，都受到了欢迎。唯独有位鼎鼎大名的杨森，却遭到了刘伯承的拒绝。
二野进军到湘西时，电台收到了杨森(国民党第20军军长、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发给刘、邓的一封明码电报，表示要起义。柴军武收到此电后，向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做了汇报。刘伯承说：“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这是因为，当年刘伯承和杨闇公领导顺(庆)泸(州)起义时，遭到反动军阀刘湘的残酷镇压。杨、刘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牵制刘湘。杨森虚与委蛇，向杨、刘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义军危难之际，杨森却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杨闇公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承辗转脱险，参加了南昌起义。朱德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他此次致电刘伯承表示起义，也是见蒋介石大势已去，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
杨森没有收到刘伯承的答复，还不死心，在重庆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庆找刘伯承面谈，这是因为他还有一部分残余部队被二野包围在山上。“使者”对和他接洽的柴军武和任白戈说，杨森要求起义，但条件是把他的“笼灶”(在重庆的浮财)运走，用那些被包围的部队作交换。刘伯承听了柴、任的汇报后，非常生气，说：“我不见他!你们去跟他谈去，让他转告杨森：有多少枪缴多少枪，就是缴械，别的不谈。”杨森碰了个大钉子，灰溜溜地跟随蒋介石逃到了台湾，还做了一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如果蒋介石知道他曾向刘伯承要求起义，不但做不成国防部长，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