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毅然率红1、3军团主力组成陕甘支队，单独北上，一路斩关夺隘，于8天后到达甘肃宕县的哈达铺。此时，由于张国焘的破坏，红四方面军已南下，原定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计划完全落空。而中央红军已由一年前从江西出发前的8万余人减少到不足8000人，部队经过长期无根据地作战，疲惫不堪，且强敌环伺，如果再不能找到合适的落脚点，就有全军覆没之虞。但是，当时南方苏区均已丧失，还有哪里能作为中共中央新的大本营呢?这时，毛泽东偶然之间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国民党派兵"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部的报导。这个消息让在场的人无比振奋：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大背景下，陕甘苏区孤悬西北，竟能克服重重困难，粉碎国民党重兵围剿，使根据地和红军得以保存和壮大。坚持陕甘斗争的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真了不起!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27日在榜罗镇会议上决定去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合。会后，红军分三路北上，10月19日到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与红15军团会师。
吴起镇会师
正当红军上上下下欢呼雀跃，庆祝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之时，有人向党中央反映：一个多月前，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被抓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呢?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经过深入了解，终于弄清了其中原委。
事情还得从大革命失败说起。1927年6月，统治西北及河南等地的冯玉祥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中共西北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开展武装斗争。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强大的敌人搏斗，先后组织了清涧暴动、渭华起义、西华池兵变等多次起义，屡仆屡起，愈挫愈奋，相继组建了红26军和红27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到1935年7月先后控制了延长、延川、安塞、定边、保安、靖边六坐县城。在北起长城、南达淳耀、西抵环江、东临黄河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了巩固的苏区，其面积约达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00万，红军和游击队也扩大到9000人，成绩斐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陕甘红军也确实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给革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
刘志丹(中)、谢子长、习仲勋(右)塑像
一、部队成分复杂，政治工作尚需进一步改善。大革命失败后，由于西北党组织受到敌人的严重摧残，力量相对薄弱，枪支弹药和后勤补给全无着落。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谢子长、刘志丹等人不得不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甚至吸收了部分地主、民团……进入革命队伍。而与此同时，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非常薄弱，很多人参加革命"不是政治号召，而是个人感情拉拢，党在政治领导上非常薄弱"，其中有些人"有了洋烟，共产党什么都好，但洋烟瘾发了，故弄一阵"，军纪很差，群众影响很坏，称之为"假红军"，严重损害了革命军队的光辉形象。1932年2月发生的给陕北游击队带来重大损失的"三嘉塬缴枪事件"就是因个别干部战士严重违反军纪使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表面化，激化了部队的内部矛盾，从而引发了激烈冲突。
二、部队游击习气严重，逃跑主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其中，以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队委书记高岗在攻打临镇的中临阵脱逃致战斗失利最为严重。这次挫折使部队减员过半，本来渐趋好转的战局再度恶化。
三、部分领导人在对敌统战过程中，执行党的政策存在偏差，甚至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被敌利用。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由弱变强、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定之一，也是陕甘红军和游击队对敌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由于斗争形势复杂，陕甘红军和游击队在团结中间力量和做敌军工作时，紧急情况下，会不自觉地忽视党的组织原则，招致被动，甚至重大损失。最典型的要数接受陈圭璋收编事件。1931年底，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游击队在情况不完全明了和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同意的情况下，贸然接受陇东军阀陈圭璋的收编，差点被陈吞并。所幸，谢、刘二人机警，及时发现陈的阴谋，果断率部突破敌人包围，安全撤离。但是，在这次行动中，游击队一部分官兵经不起敌人的利诱，被陈圭璋拉了过去，使本就弱小的部队遭受了损失。为此，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受到中共陕北特委严厉批评。
谢子长
以上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困扰着陕北红军和游击队。到1934年，这些问题再度得到了中共及陕北红军的领导人的重视。1933年夏，红26军政委杜衡由于惧怕敌人的围剿，否定了刘志丹的正确意见，擅自率该部第2团南下渭南，几乎全军覆没，终致照金根据地于10月失守。次年夏，红26军又在渭北反"围剿"作战中失利，被迫再度放弃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9月5日，10天前刚在战斗中负伤的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严厉批评红26军："42师(笔注：当时红26军只下辖一个师，即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一致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据此，他以"联席会"的名义请求中央派得力同志"领导西北全部工作"。10月，陕北特委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尽管谢子长在11月25日致信孔原报告陕甘边和红26军已有很大进步，陕甘苏区的状况也已好转，但中共北方局仍然根据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政委郭洪涛的报告，认定红26军仍然存在"右倾取消主义"，并派遣朱理治到陕甘苏区主持肃反工作。
朱理治(左一)
朱理治于1935年7月初到达陕甘苏区后，即根据上级指示开始了推行反"右倾"政策，集中力量整顿陕甘红军、扩红、推进土改和群众工作。但是，由于陕甘苏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扩红工作推进困难。朱理治初到西北，对陕甘苏区的情况并不了解，开始怀疑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混进了右派或敌特。正好，红25军长征转战到陕北，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朱理治遂在红25军部分干部的支持下，根据上级之前的指示，推行肃反工作。依照他最初的想法，肃反应是搞清问题和解决问题，不应该随便冤枉人。但是，形势的发展却不依他的意志为转移，由于红军内部意见分歧和负责肃反工作的原红25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等错误地将鄂豫皖肃反的"经验"引入陕北肃反中，大搞刑讯逼供，肆意株连。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大批陕北红军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均被污为"右派"，蒙冤下狱。其中有些人甚至被错杀。这些冤假错案引起了陕甘苏区干部群众的极大不满。就连肃反的始作俑者郭洪涛在听到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被捕的消息后，也公开表示："逮捕张秀山同志是错误的。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高是反革命。"与此同时，国民党大兵压境，正对陕北红军展开规模空前的第三次围剿，尽管陕北红军与红25军取得了劳山大捷，但参加围剿的敌军兵力毕竟是红军的10倍之多，力量对比悬殊。陕甘苏区内忧外困，形势相当危急。所幸这时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使陕甘苏区迎来了重生的曙光。
为挽救土地革命这块最后的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迅速纠正陕北肃反中的错误。11月3日，毛泽东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次日，因前线军情紧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率部南下参加反围剿作战，遂委托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
毛泽东(中)与张闻天(左一)
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驻瓦窑堡，随即指示成立由他亲自领导的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经过20天的调查，11月26日，中共中央公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宣布审查结果："刘志丹及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分配工作。"4天后，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聂洪钧和戴季英进行了组织处理。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936年1月8日，刘志丹被任命为新编的红28军军长。至此，"陕北肃反"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肃反错误的纠正迅速稳定了陕甘苏区干部群众的情绪，使陕甘苏区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坚强后方。与此同时，前线捷报传来，红军在11月下旬取得直罗镇战斗的重大胜利，全歼国民党军第109师，并击溃另两个师，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落脚西北献上了奠基礼。
黄勇
黄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