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本不需要签证
甲午战争(1894年)之后，中国人去日本变得像去上海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而且到日本的船票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才六银元。
当时，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提倡国内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此后六七年间，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从上海或天津上船，往日本的福冈、长崎、东京进发。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到了日本，日本有那么多学校可上吗?何况大多数中国学生没学过日语，到日本要先上语言学校。不过，这对那些“见钱眼开”的日本商人来说无所谓，只管开个语言学校让他们登记入册，百事不管。
正当中国年轻人热衷于留学日本时，另一位大臣端方，向朝廷奏了一本，说道：中国人怵于日本之自强，往往径赴东洋，其实日本学术也是学自泰西。他接着说，欧美国家，中国人去得少，老师教留学生认真不敷衍，比较容易培养出有用之才。他警告说，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顾惜资费，势必会“习于近便，继往无人”，学不到真正的西学。1902年，端方接任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后，他不惜重资，遣送了两湖学子二十多名前往美、德、俄、法等国。当然，如果不是两湖人士，也不要紧，端方上奏的本子，朝廷已经核准了，没多久，清政府便饬令各省，选派学生留学西洋。
此时，清政府也不同往日，事事都要立个章程，官派留学也不例外。在章程中首先规定，得看学生懂不懂西文。不通西文者，官府只选那些“年十四五，心地明白，文理晓畅”的，如果通一门英文或法文，则十五至二十五岁都在候选之列。因为照看过留学生的各国使臣都说，人过二十，舌根就硬了，学不了外语。
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拔通西文的青年呢?章程里说了，边省腹地，风气晚开，不太容易选出通西文者，因此学西文还是从娃娃抓起比较好，不过，他们也要求“娃娃”的中文一定要好，不然会忘本。
留学欧美学费一年一千二百两银
在这些留学幼童中，如果有生性顽劣不听管教的、游手好闲无心向学的、偷鸡摸狗有损颜面的，一概立即遣送回国，而且还要追缴学费以示惩儆。说到这里，关键的问题来了：学费是多少?
留学幼童实施的前几年，留洋学生由各省自行派送，学费相差非常悬殊，少的一年七八百两银子，多的一年有两千两。不但苦乐不均，而且有失公平。朝廷调查后决定，每人每年一千二百两，即每月一百两银子。这每月一百两中，二十两是“修金”，就是学费，八十两是食宿零用。有的留学生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也可以申请每月给付家里十两赡费——这也是湖北开的先例，以去留学人员后顾之忧。
开始时，由帮教习带着留学生集体居住，以两年为期，如果条件允许，等到他们“稍解语文”之后，可让留学生到当地人家中寄寓。正式学习以三年至五年为期，毕业之后，还有一个“游历”阶段，让留学生们在欧洲各地转转，看看“诸名厂及一切艺术”，每人大概可以领到四五百两银子。不过，这笔钱暂时用不着，可以缓筹。
那么，那时的一两银子值多少钱呢?当时一个鸡蛋值两枚“当十钱”，即二十文，一两银可以买七八十个鸡蛋。当年，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和三个朋友吃一顿便饭不过二十枚铜元，约合七分之一两银。以购买力计算，那时的一两银子至少相当于2009年的300元。这样算来，一个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一年一千二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36万元。这真是一大笔钱。
想想当时国内亟需西学人才，每年每省送出去多则四十人，少则十人，难怪地方教育预算处处吃紧。于是有出使比利时的大臣杨兆鋆奏称，比利时“学制大备”，尤其路矿制造，为其所长，更关键的是学费住宿都比较便宜。杨兆鋆说，留学比利时，一年只需要“一千六百佛郎”，比起其他国家来，只有三分之一的费用，与其在法德美俄培养一个人，为什么不在比利时培养三个人呢?这个奏折，打动了朝廷与许多封疆大吏。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官派留学的政策，派往比利时的居多。以两湖为例，端方于1903、1904两年间派出的留学生，美国11人，德国24人，俄国4人，法国11人，比利时则达到了48人。
留日学费一年十七两银
上面说的官费留学。一些没被官派留学选上的，就选择私人自费留学，而自费留学，还是去日本的多——便宜才是王道。以日本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例，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预科学费为每年日银三十六元，本科学费是日银四十八元，如果继续上“大学高等预科”和“大学部”，清朝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缴同样学费，各分三期，高等预科总计日银三十七元五，大学部日银三十三元。
当时，日银两元相当于华银一元，即七钱白银。也就是说，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费，最贵也不过每年十七两银子!比起欧美留学的每年二百四十两，你会选择哪个?
更重要的是，日本留学生又不见得不吃香。按照张之洞1903年制定的学务章程，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归国考试合格，分别授予进士与举人资格。1905年6月，朝廷举行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由清朝学务处主持(当时因为还没有欧美留学生回国，参考的十四人全是留日的)。考卷分为国际公法、法律诉讼、商业财政、机械学、化学五类，可见当时培养留学生的主攻方向。
题目出得不算深，如“商业财政类”考的三道题目是：一、银行为一国财政之枢纽，其种类功用若何，试详论之。二、各国财政皆以发行公债为政策，试详列其种类并言其利。三、国税与地方税异同论。
科学类更简单些，估计考官自己也不太懂，如“化学”三题为：一、化学关于国之富强论;二、石油生成之理说;三、安全火柴之前途及其制造法。
接下来还有“殿试”，考的是留学生们的“国学”，这才是让当时留学生头疼的内容：一、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儆军实论;二、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论。
如果考留学生一直这样考下去，很多人会替那些十四五岁就跑去欧洲呆上六七年的小留学生捏把汗。好在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授职与考试成绩并不挂钩，而且，这个考试不限于公派留学生，自费生也可以参加。例如，陆宗舆(1913年至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称为“卖国贼”)当时就是早稻田大学政科自费生。他考了一等第二名，被给予举人出身。自1905年起，考试、任用留学生形成惯例，直到1911年，六年内，考了七次。其中参加考试的欧美留学生共136人，而留日学生达1252人。
(据7月12日《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