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缅双方在不少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姚仲明遵照中央确定的互谅互让的方针，采取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你让一点，我让一点，使这些具体分歧获得了圆满解决。
图：程瑞声
中缅边界谈判亲历记
196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努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缅边界条约。这是新中国与亚洲邻国签订的第一个边界条约，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1952年8月，我从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系调到外交部，被派往中国驻缅甸使馆担任学习员，学习缅甸语。从那时起，一直到1960年被调回到外交部亚洲司工作，我在驻缅甸使馆工作了8年，有幸作为翻译和工作人员参与中缅边界谈判。这里仅就我所经历的中缅谈判过程作一简要回顾，并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一
缅甸是中国山水相依的近邻。中缅两国的交界地方多为深山老林，当地的很多土司既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又接受缅甸王朝的册封。中缅两国间的疆界划分比较模糊，过去并不存在边界问题。
直到近代，英国不断入侵缅甸，并最后将其吞并，这才产生了中缅边界问题。1894年和1897年，中英两国政府两次签订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条约。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和缅甸有共同边界2000多公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3段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
第一，阿佤山区一段。中英两国政府在1894年和1897年签订的两个中缅边界条约中对这一段边界曾有明文规定，但由于有关条文自相矛盾，这一段边界长期没有划定。为造成既成事实，英国在1934年初派遣军队进攻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所辖地区，遭到当地佤族人民英勇抵抗，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面临危急情况之机，以封闭滇缅公路相要挟，同当时的中国政府于6月18日以换文方式在阿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其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追剿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的时候，越过“1941年线”，在“1941年线”以西大约占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缅甸政府当时并不清楚，没有马上提出交涉。
第二，在南畹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勐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畹三角地区，面积约250平方公里。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过去英国在条约中也已明文承认。但在1894年中英两国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前，英国未经中国同意，强行通过该地区兴修了由八莫到南坎的公路。1897年，中英两国再次签订有关中缅边界条约时，英国又以“永租”的名义取得了对该领土的管辖权。缅甸在独立以后承继了这一“永租”关系。
第三，尖高山以北的一段。这一段边界过去从未划定。其中，片马、岗房、古浪是由中国皇帝册封的土司统治的，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属于中国。清朝末年，片马的一个土司因为收税问题，跟其他土司发生纠纷，被地方政府抓了起来，但很快又被释放，这引起片马土司们的普遍不满，认为中国政府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这本来属于中国的内部矛盾，但英国人心怀叵测，1911年初趁势武装占领了片马地区，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全国各地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于同年4月10日照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片马、岗房、古浪3处各寨属于中国领土，但是却毫无道理地继续侵占这个地区。
二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然而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当缅甸联邦政府决定首先承认中国新的共产党政权时，它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缅甸1948年1月4日获得独立，首任总理吴努是作家出身，他曾生动而坦率地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一则是对中国的惧怕，一则是国家的图存，于是在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态度上，缅甸表现出了一种奇特的想象力。在缅甸看来，愈是害怕，愈是要友好，所以想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在得知其友邦印度要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后，缅方专门给尼赫鲁打电报，希望尼赫鲁照顾一下，让其先行一步承认新中国。尼赫鲁答应了。于是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当时，缅甸国内有缅甸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又有国民党军队李弥残部数千人盘踞在缅甸东北部掸邦一带。中缅两国之间还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吴努十分担心，新中国会以追剿蒋军为借口，“先发制人”，入侵缅甸，并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推翻缅甸政府。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缅方即几次向中国提出边界问题，希望能早日获得解决。
1952年当我到达中国驻缅甸使馆的时候，中缅关系的前景还不明朗。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政府当时需要把主要精力用来处理国内外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不可能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和系统的准备。同时，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鼓舞下，我们的一些同志囿于阶级斗争的观念，一度寄希望于缅甸共产党，希望缅甸革命能速胜。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1954年6月28日，周总理在参加日内瓦会议、访问印度后，开始访问缅甸。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缅甸，两位总理的初次接触使中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决边界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出访之前，对于缅甸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周总理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充分认识到缅甸作为中国一个较小的邻国，其疑虑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必须把缅甸这样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同宣传“共产主义威胁”的西方国家相区别，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逐步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周总理对缅甸的首次访问充分体现了新中国的这种睦邻友好政策。
在会谈中，吴努表示，缅甸人口只及中国的云南省，缅甸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对缅甸有领土野心，为此甚感恐惧。他还提出：缅甸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和克钦族军人越境到中国云南接受军训，这使缅甸政府感到忧虑，希望中国采取步骤避免上述不愉快事件的发生。
周总理向吴努介绍了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示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并按照这五项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中国的立国政策就是把自己国家搞好，没有领土野心，并强调革命不能输出，输出必败。周总理提出：中缅之间应当有一个带政治性的协定，如果缅方同意，中方可提出这样一种性质的协定，以有助于两国之间友好关系和和平共处，但签订协定需要时间。因此，在这之前可先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作为开端。吴努同意发表联合声明。
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重申“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同时，一个国家内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允许外来干涉”。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和印度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解决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与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是为了解除缅甸对中国的疑虑。从周总理首次访问缅甸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缅甸对中国的疑虑。周总理的外交风格和个人魅力对吴努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对周总理十分钦佩。
1954年12月，吴努访华，毛泽东主席向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利用追剿国民党军残部之机打缅甸，还承认历史上中国元朝、清朝进攻缅甸是侵略，说那是中国人的不对。吴努对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进一步消除。他对毛主席表示：“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和毛主席会谈后，吴努非常轻松。有一个插曲，当时缅甸驻华大使开了一个招待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主要领导人都去了。这天晚上，吴努穿了一身中国的中山服，后来这引出了周总理三穿缅甸服的动人佳话。
吴努这次访华，再次谈到了边界问题。两国总理在会谈公报中表示：“鉴于中缅两国边界尚未完全划定，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此项问题。”
1955年11月，正当中缅两国为解决边界问题进行准备的时候，双方边防部队在黄果园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黄果园位于“1941年线”以西，1952年我们越过“1941年线”的时候控制了这个地方，缅甸认为黄果园是它的领土。因为没有协调沟通好，中缅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这在当时是一件震动性很大的事件，中缅边境局势很紧张，缅甸舆论把问题说得很严重。我当时在缅甸看英文报《NATION》(民族报)，这家报纸说中国抢占了缅甸领土，可能还要继续南进。黄果园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促使两国政府把解决边界问题提上了日程。从1956年初起，两国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磋商。
三
从1956年开始，周总理决定亲自抓中缅边界问题，但他并没有局限于中缅边界问题，因为中国与周边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周总理考虑要把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为解决一系列边界问题开一个好头。周总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历史记载，弄清了中国历代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搜集了各种地图，并请教了龚自知、王季范、尹明德、于树德等专家，弄清各个时期地图画法的不同和原因。他还调查了19世纪以来有关中缅边界的历次纠纷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研究了中缅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国际法有关边界问题的论述和国际惯例。在中缅边界问题解决之后，周总理叫人给外交部亚洲司送来一大皮箱材料，让我们归档。我们打开后发现，尽是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专家报告、历史资料、复印材料等。这些资料周总理都亲自圈阅过。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周总理就如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在指导思想方面，周总理强调中缅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由于中国和缅甸已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独立的相互友好的国家，中缅边界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根本变化，必须从两国友好的全局出发，服务于外交大局，而当时外交大局就是要建立反美统一战线。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建立了一个包围圈，而当时印度、缅甸和平中立，所以印度、缅甸是中国重点争取的对象。为此，对边界问题必须有一个政治解决，不能过于拘泥于领土的得失。1957年7月9日，周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要解决边界问题，其目的是安定四邻，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便于进行建设，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来。我们的国策是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是个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设想到这些民族主义国家和我们社会制度不同，对我们是有疑虑有畏惧的。我们一方面应该坚持和维护我们民族的正当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必须而且的确应该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方面做出一些榜样。就边界问题说，重要的在于我们应该做到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占一些地方。”
在具体方针方面，因为边界问题涉及到民族感情，任何单方面的让步都是不可行的，所以周总理提出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的方针。这是他的一大创举。
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原则确定以后，中缅边界的谈判就开始进入到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阶段。
四
1956年11月，吴努访问中国。我作为翻译陪同，从此开始了我为中缅两国领导人担任缅甸语翻译的生涯。由于缅甸内部的矛盾，吴努这时已经辞去总理职务，专任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简称自由同盟)主席，但实权却未削弱，仍然是缅甸一号人物。吴努这个人是作家，比较灵活，富有想象力，也能够适时作出一些决断。在这次会谈中，吴努表现得比较灵活、比较友好。
中国政府依据自己的调查研究结果，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中缅之间3段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作了说明，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性建议：
第一，阿佤山区一段。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过程中，缅甸领导人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并且要求中国政府把在1952年追剿国民党残部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的中国军队撤回。中方表示：中国人民对“1941年线”是不高兴的，因为这是英国人乘人之危造成的。中方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中方表示准备把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
第二，勐卯三角地区。中方在原则性建议中指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关系，是同中缅两国目前的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缅甸政府商定如何废除对勐卯三角地“永租”关系的具体部署。
第三，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根据对历史事实和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果，中国政府对于这一段边界划定提出了以下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划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地区应归还中国以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又名龙川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中国政府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把军队从片马、岗房、古浪撤出。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以保留在片马、岗房、古浪地区的行政管理，而中国政府保证，在这一段边界最后划定以前，中国军队将不进驻这个地区。
吴努主席对中国政府的原则性建议非常满意，认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建议。中缅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宣布：两国政府取得了谅解。从1956年11月底到1956年12月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随后，中缅两国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各自的撤军工作，为保证两国边境的安宁和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条件。这样，中缅达成的第一步互谅互让，使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开始缓和下来。关于勐卯三角地的问题，周总理说，考虑到八莫是缅北重要城市，勐卯三角地是缅北交通枢纽，如果收回，将使缅甸北部交通产生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个问题要努力抓紧解决。吴努此行收获很大，非常高兴地回国了。
1956年底，周总理出访亚欧11国，12月10日到20日正式访问缅甸。这是我第一次全程陪同周总理访问缅甸。这次访问有一个特点，除了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访问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周总理考虑到，边界问题的解决大量牵涉到两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傣族、景颇族，缅北的克钦族、掸族等，关乎到他们的利益得失，必须对他们做大量、细致的说服、解释工作。这次访问中有一个外交史上的罕见之举，即12月15日，周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巴瑞一起，从陆路坐汽车，开到边界桥，下车步行进入中国境内，共同参加了在云南芒市举行的中缅边境人民联欢大会、中缅边境少数民族公众领袖座谈会。周总理在联欢大会上讲话说：只要中缅两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彼此以诚相见，我们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就会日益增进，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就都可以逐步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1956年2月，在中缅边界的缅甸一侧也举行过一次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云南派了省政府秘书长去，当时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和我也都参加了。
在这之后，中缅达成了第二步的“互谅互让”，就是关于勐卯三角地的问题。1957年3月底，重又当上缅甸总理的吴努到云南休假，周总理亲自到昆明和他会谈，主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尽管勐卯三角地区在面积上比按“1941年线”划归缅甸的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的管辖区要大一些，但考虑到缅甸在这里所修建的公路是连接缅甸掸邦和克钦邦的交通命脉，对缅甸很重要，因此中国政府愿意把这个地区移交给缅甸，成为缅甸领土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无条件地给缅甸。作为交换，缅甸政府应把“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和班老部落管辖区划归中国，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而纠正两个部落被“1941年线”分割为中缅两部分的不合理状态。第二，为了体现两国都是新的主权国家，两国所有旧的条约一概不要，要签订立足于两国新的关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新约。吴努建议签订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周总理同意了。1957年7月26日，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后，周总理又给吴努写了一封信，表达的基本意见是：除重申中方的各项建议外，并表示，为着尊重缅甸的独立和主权起见，中国政府愿意在新的条约中声明，放弃1941年6月18日中英两国政府换文中规定的中国有权参加炉房银矿经营的权利。
针对中国的建议，1957年9月，吴努派他的亲信缅甸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吴敏登，作为特使到中国来访问，参加中国国庆，同周总理进一步商谈中缅边界问题。由于缅方不同意以“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同勐卯三角地交换，会谈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到1958年，尽管中方作出了很多积极努力，但是中缅边界问题仍然没有最终解决。这主要和当时缅甸的国内背景有关。当时缅甸的执政党自由同盟存在3派，即以吴努总理为首的一派，以国防部长吴巴瑞为首的一派和以工业部长吴觉迎为首的一派。此外以缅军总参谋长奈温为首的缅军领导人也自成一派。执政党内部3派之间闹得一塌糊涂。吴努虽然当总理，但是摇摇欲坠，没有可能集中精力继续研究边界问题。吴巴瑞和吴觉迎在加入自由同盟以前是缅甸社会党的领导人，由于受历史上共产国际和社会党国际之间分歧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疑虑比吴努还多。而奈温很果断，也有一定的政治头脑。1958年，他看到执政党分裂，议会民主搞得一塌糊涂，就迫使吴努辞职，组成一个以自己为首的看守政府。后来，由于国内的压力，他被迫以退为进，进行大选，吴努又当选为总理。但在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突然提出到中国来，要解决边界问题。这体现了奈温的政治头脑，他知道中国是缅甸最大的邻国，缅甸和中国友好已经有一定的基础，要抓住机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为他将来重新执政创造条件。周总理对我不止一次讲过，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吴努打下的基础，他有很大的功劳，但他始终没有解决勐卯三角地的问题，是奈温解决了这个问题。
1960年1月24日至29日，奈温来华商谈边界问题。在会谈中，奈温主动提出将原来双方拟签署的关于边界问题的“换文”改为“协定”，并同意按两国总理在1957年换文的基本内容起草并签订《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会谈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两国总理于1月28日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上签了字。《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就中缅边界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原则规定：(1)自尖高山起，到中缅边界西段终点的全部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以外，遵照传统习惯线定界。(2)缅甸把片马、岗房、古浪归还中国。(3)中方以勐卯三角地区换回班洪、班老两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4)中国接受“1941年线”。(5)新的边界条约经两国政府签订和生效后，将代替一切旧的有关两国的边界的条约和换文。
根据《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缅双方应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进行勘界和定界，然后签订中缅边界条约。1960年2月，吴努领导的廉洁派在缅甸大选中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吴努重新担任总理后，提出希望能在1960年10月前完成新边界条约的起草工作，以便他在10月访华时签字。由于边界问题协定对如何解决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只作了原则规定，具体落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而在长达21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上进行勘察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边界联委会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双方首席代表的人选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方任命当时担任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的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缅方则任命缅军副总参谋长昂季准将为首席代表。这时我刚从驻缅甸使馆调回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姚仲明当即通过干部司将我调去，担任中方代表团的翻译。
从1960年6月到9月，边界联委会双方代表团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在仰光、北京、昆明、畹町等地多次开会，飞行里程有几万公里。边界问题涉及双方领土主权，姚仲明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由于中缅双方在不少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姚仲明遵照中央确定的互谅互让的方针，采取了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你让一点，我让一点，使这些具体分歧获得了圆满解决。但谈判毕竟是很艰苦的。记得有一次在缅甸开会，由于谈判未能按预定时间结束，我们所乘的中国民航班机不得不推迟一天起飞。由于边界联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中缅能否如期签署边界条约，两国总理十分关心边界联委会的工作，亲自进行了指导，并给予很高礼遇。中方代表团每次到仰光开会，吴努总理都要亲自会见并宴请。缅方代表团每次到北京开会，周总理也亲自会见并宴请。
随着中缅边界勘察工作的展开，歼灭盘踞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军残部问题提上了日程。1960年4月，周总理在访缅期间同吴努会谈中，建议缅甸消灭在缅甸边境建筑飞机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同年6月，在中缅边界联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代表又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提出为保护勘界人员，必须给国民党残部必要的打击，缅方同意。由于缅方军力不足，缅方起初同意中方军队可在“1941年线”以西10公里范围内执行警卫任务。其后缅方又主动要求中方军队进入缅甸境内协助缅军拔除国民党残部的大本营，周总理指示可同意。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中方出动部队两次出境与缅军共同对国民党军残部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军残部除部分被歼外，大多逃离缅甸，使中缅联合勘界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缅方从过去担心中国以肃清逃缅国民党军为借口入侵缅甸，到现在主动要求中方军队入境联合作战，这是一个飞跃，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见证。中缅双方派出大批人员组成联合勘察队，不怕疲劳，跋山涉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勘察工作。
由于边界联委会富有成效的工作，中缅边界条约得以如期签订。1960年10月，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率领360余人的各界代表团访华。10月1日上午，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国庆，下午两国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中缅边界问题终于获得了全面彻底的解决。1961年1月2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一起率领由9个代表团共437人组成的中国友好代表团访缅。1月4日上午，周总理一行参加了缅甸独立节庆祝典礼，下午举行了交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仪式。
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后，姚仲明率领边界联委会中方代表团继续努力，同缅方代表团一起完成了在中缅边界全线树立界桩等工作。1961年10月，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再次访华，中缅两国总理在中缅边界议定书上签字。10月13日，周总理在签字仪式上说：随着中缅边界议定书的签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就获得了最后彻底的解决，一条和平和友谊的边界从此就巩固地确定下来了。当晚，周总理在出席吴努举行的告别宴会时指出：两国边界议定书的签订，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协商解决有关问题树立了又一个良好的范例。从此中缅边界的划界工作全部完成。
五
中缅边界问题的圆满解决，使两国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现了高潮，为亚洲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3点：
第一，从中缅两国关系来看，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推动两国关系达到高潮，并对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时我们的对外关系比较紧张，和美国对抗，和苏联的关系开始破裂，和印度关系紧张，在这种背景下，中缅关系达到如此友好的高潮，是难能可贵的。1960年10月吴努总理和奈温将军率领360余人的缅甸各界代表团访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接待的最大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1961年1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率领由9个代表团共437人组成的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向国外派出的最大规模的对外友好代表团。就在这前后，周总理三穿缅甸服已成为中缅友好史上的动人佳话。1960年4月，周总理访缅参加泼水节活动时，欣然穿上了缅方准备的民族服装;1961年1月周总理访缅时又于1月6日晚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参加缅甸总统吴温貌的独立节招待会;次日在吴努陪同下访问古都曼德勒时又接受吴努希望周总理在缅甸古都再穿一次缅甸民族服装的建议，在坐船游伊洛瓦底江时再次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因为中缅友好的基础牢靠，“文化大革命”时中缅关系虽然受到一定冲击，但并没有对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产生太大影响。
第二，按周总理所说，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亚洲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解决中国和亚洲邻国的边界问题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第三，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包围圈。当时美国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同日本、韩国、台湾当局签订了军事条约，在中国周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中缅友好，就在这个包围圈上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专门有一条明确指出，双方不参加针对对方的军事同盟。中缅边界问题解决后不久，奈温成为缅甸的最高领导人，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友好，不屈服于美国，美国虽十分不满，但多次对他施加压力没有成功，这对中国的安全形势是十分有利的。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程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