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旧照 资料图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曾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众所周知，陕北是中国最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之一。共产党来这里之前，政治黑暗，恶霸横行，民不聊生。著名作家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黄土地》里的有关描写相信已经让很多朋友感触良多了。而中共来到这里才几年时间，到底用了什么灵丹妙药让这个穷乡僻壤的风气大变呢?还得从中共自身说起。
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段的先锋队，以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己任。为此，党就必须摒弃以往中国旧有的落后、专制、腐败的政治风气，转向开明。而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反动势力极为顽固。革命力量则相对弱小。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控制的根据地多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又面临着敌人的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中共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群策群力，艰苦奋斗，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这也从客观上要求中共自身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清廉、开明的党风和政风则是做到这一点必备的条件。
与群众打成一片共产党军队 资料图
因此，中共在长期的斗争中一直注意保持清廉和开明的党风和政风，重视深入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对于这一点，就连在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共过事的国民党将领张发奎都不得不佩服：“当共产党人下基层工作时，国民党人忙于往上爬。”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又在苏区广泛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制度，使各级政府和党组织更贴近革命群众，有利于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和党政机构的高效率。
基于长期党和政权建设的丰富经验，中共在延安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进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这才是“延安奇迹”的根本原因。
纪律严明的政党建设
毛泽东一再强调：“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是政权建设的根基。而清正廉洁，厉行廉洁政治是党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的显著特征。早在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一份材料的批语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体现了“从严治党”的理念。《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还相继制定和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法规，把廉政建设逐步纳入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
陕甘宁边区地图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延安时期，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士兵和民众，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都必须遵守规章制度，没有特权。在延安时期，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领导边区军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局的领导同志还分别组成几个小组，安排一些劳动，这些劳动毛泽东都带头参加，他还在菜园开了一片地，种上西红柿、辣子、倭瓜等菜，一有时间就到菜园劳动。警卫人员要替他整理菜地，他说这是中央定的，他理所当然应当参加，不许我们帮忙。还有一次，毛泽东去医院看望关向应，他患肺病住院，毛泽东从杨家岭走了30多里路来到医院看他。那时医药条件及生活条件很困难，关向应病重卧床，一见毛泽东，他想起来和毛泽东说话，值班的护士不认识毛泽东，值班护士拦住主席，不让进去，主席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却说：制度都得遵守!这个小护士说，医生有吩咐，不让多说话，不经医生批准不能探望。毛泽东说：“我马上就走”。毛泽东边说边走，还向小护士摆手示意。
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敌顽的封锁和自然环境的恶劣，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生活更加困难，党员干部中懈怠之风、享乐情绪、铺张浪费、因循守旧等习气有所抬头。党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开展了深入的整风运动，及时将不良风气的扼杀在萌芽状态。
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
为了给抗日战争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边区政府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政权机关，建立亲民政权。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规定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6岁的民众，“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有许多创造，采取了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办法，开创了“草根民主”的先河。这一制度规范了当时的民主普选运动,唤醒了人民的政治热情,启发了人民参政、议政、主政的思想意识，许多足不出村的小脚老太太，都骑着毛驴，翻山越岭，赶到选举地点。到1937年10月底，乡、区、县三级选举完成，有7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12月选出500多名边区议会(1938年11月改称参议会)议员，进而组成了边区政府。延安时期进行的四次选举，堪称国史、党史上民主选举的典范。选民们也用民谣、小曲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
三三制和精兵简政的政权建设
为了全面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改善和加强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陕甘宁边区实行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机关人员的配备上,共产党员占1/3,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分子占1/3,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三三制原则的实施是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的有力证明。它不仅可以接受多方面的监督和批评,保证并改善党的领导，而且可以有效地保证和巩固工农联盟。三三制原则理顺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避免了走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老路。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党政关系，协调了各阶级阶层的关系，调动了非党派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增强了觉决策的正确性。
李鼎铭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困难，面临兵多粮乏、政繁赋重的现象，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精兵”之目的在于提高军队人员素质,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战胜敌人,巩固、发展和扩大根据地,保卫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简政”之目的在于紧缩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能,厉行节约,发展经济,更好地动员群众抗战,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该提案以高票通过。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认为精兵简政“不仅在解放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适宜的主张”。要求全党普遍地执行精兵简政。这样，精兵简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之一实施起来。同时，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还开展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朱德总司令也写诗赞颂当时的党政军民关系：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美，人民专政地天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
优良的作风建设和开明的文化氛围
反对官僚主义，走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反对官僚主义就建立了较好的制度,也就是能把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而以自下而上的检查为主。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防止官僚主义有效的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党建立起来这套机制,是延安时期克服官僚主义的依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最反对摆官架子，他对群众和蔼可亲，最喜欢到群众中听他们反映疾苦，向他们了解情况。在延安的那段时光，毛泽东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和村干部、老农一起交谈，询问生产、生活等情况。平时只要有群众来，主席不管工作再忙，也要马上热情接待，从不敷衍应付。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全军，群众是我们的手和足，离开了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什么工作也做不好。要多接近群众，多向群众学习，多做群众工作。他还启发我们说，许多事情，群众往往比我们知道得早，知道得多。没有群众，我们是做不好工作的，你们也做不好保卫工作。毛泽东心里时刻装着群众。有一次，毛泽东到359旅，途中遇一背麦子的老太太，老人走路十分吃力。主席立即吩咐警卫帮助老人家把麦子背回家。斯诺称赞“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毛泽东与群众交谈
建立开明的政治文化氛围。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没有明显的等级制，群众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人干涉，也没人抑制。边区政府规定只要是抗日的，对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有好处的出版物或者言论，无论是源自任何团体、机构、党派和个人，都享有出版和发表的自由，政府还给大家提供会场和印刷设备的便利条件，也没有思想的统治。开明的政治言论和学术氛围为抗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促进了边区政府民主政治的形成。
谢伟思(中)与毛泽东(右二)等人合影
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推进，使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政治清明，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支持，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成为进步人士向往的圣地。1944年，延安的开明的政治风气给前来考察的美国观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结束后，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报告中甚至不吝溢美之词：“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他认为，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共产党在中国之地位，比现存任何团体都高”。
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