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江西与蒋经国、蒋纬国的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蒋经国与蒋纬国恩怨》，张树德著，团结出版社出版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湖口基地主持装甲第一师例行的战备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赵志华在向部队致词时突然发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说。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当局，世界各国争着讨好中共，国民党“外交”有陷于孤立的危机，当局没有处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倡“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军队的高级将领，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顾部队生活，比如“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养的狼狗，每月吃的东西和花的钱比一个连伙食费还多;台湾小姐选拔，无异鼓励奢靡生活，小姐们本身也沦为高官子弟追逐的对象。面对这种形势，为了台湾的进步，为了台湾军队的发展，装甲兵部队应该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侧”，因为装甲兵是“国军”精锐，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军”。
赵志华在台上说得口燥舌干，台下听者一个个瞠目结舌。没有一个叫好的，连一个鼓掌者也没有。这实在是出乎赵志华预料之外。他见人们反应冷淡，不禁有些生气。他高喊一声：“谁敢跟我去?”台下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赵志华见状，不由得掏出手枪，对空连放两枪，再次高叫：“谁敢跟我去?”这一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服，大约经过了1个小时。赵志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赵志华被抓时，湖口基地外已经“翻天覆地，乱作一团”。就在赵志华演说之初，基地执勤人员闻听不对劲，就已逐级上报。当“装甲兵谋反”的消息传到“参谋总部”时，“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不在台北，事实上已接替梁序昭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陆军及装甲兵进入各临时阵地，随时准备阻击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装甲车，如阻击不成，即炸毁进入台北市的中兴、中正、台北3座大桥;命令驻桃园、台中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配合陆军阻击“叛军”;设在台中清泉岗的“装甲兵总部”因总司令郭东旸不在职，由参谋长金仲原和政战部主任武宦宏坐镇，并委任前总司令蒋纬国负责联系。
在事变应急过程中，蒋经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发挥，可谓“头头有道，井井有条”。只可惜1小时过后，得到的报告仅是赵志华一人“口头政变”，而非“装甲兵谋叛”，这就失去了证明蒋经国军事才华是高是低、军事决策是对是错的实战机会。
以上就是史书所称“湖口兵变”的全过程。
“湖口兵变”名副其实吗？
赵志华鼓动装甲兵向台北进军事件能否算“兵变”，历史上存在争议。
赵志华被捕后，并没有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中规定的“叛乱罪”起诉，而是以“违反军纪案”处理。赵志华如果真是要率领装甲兵叛乱，那台湾当局必置他于死地，绝不会仅判他无期徒刑，14年后又“保外就医”，赵志华的妻室子女获准移居美国。以上处理结果是基本上可以说明赵志华事件不是“兵变”。
1988年3月间，蒋纬国在其兄蒋经国死后仅两个月，就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称，“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是外界讹传，不足采信。不是“兵变”，那是什么呢?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说：“所谓‘湖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赵志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参加选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淮海战役时已官至上校，作战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4月间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蒋纬国，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编为二师四旅，经蒋纬国向蒋介石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后官至少将副司令。
赵志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只能当俘虏，可平时在台湾军队中还真有点“才气”。任装甲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有条，多次受到台湾军事当局的嘉奖。前任司令胡忻曾夸奖赵志华“深得蒋纬国将军的真传”。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对国民党尤其是上层的堕落，对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腐败，深有感受。平时积怨甚多，终于导致发表批评时政，呼吁装甲兵责无旁贷地起来“清君侧”、“肃腐败”的“一·二一讲话”。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弊，把“一·二一讲话”系统化。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日的下属郭东旸在蒋纬国离职时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旸不把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
“湖口兵变”殃及蒋纬国
“湖口兵变”虽不是正儿八经的兵变，但毕竟是继“孙立人事件”后台湾军队中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它使蒋纬国的仕途受到严重影响。
长期以来，蒋纬国把装甲兵当成“第二生命”，为装甲兵的建设呕心沥血。在大陆时期，蒋纬国即专注于国民党军装甲兵的初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国民党军逃台后，蒋纬国又主持完成了装甲部队的恢复、整编事务。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的15年间，蒋纬国当了10年的“装甲兵总司令”，大大超过了台湾军方关于军队主官任期的规定。
对于装甲兵，蒋介石的内心一直很矛盾，难以放下心来。从固守台湾的角度讲，坦克、装甲车无疑是一支反登陆、冲击滩头阵地的理想武器。在陆军步兵部队或其他军兵种出现叛变时，装甲兵更是一支最好最快的镇压力量，所以装甲部队曾被台湾社会称为“御林军”、“典卫兵”。可从内部哗变来讲，装甲兵又是一支最危险的力量，它不像空军、海军那样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复杂的技术要求、精密的通信设备;它不受气候地形的限制，行进速度快疾，因此它的机动性极强;它火力集中，杀伤力大，再加机动性极强，所以它的进攻性极强;它自身具有相当的防卫能力，再加上机动性、进攻性极强，所以不像其他军兵种那样容易拦击和互相制约。尤其是在台湾岛，南北长不足400公里，东西宽不足150公里，坦克、装甲车能在昼夜间横扫来回。正因为装甲兵的厉害，为防万一，蒋介石特地让小儿子蒋纬国出任装甲兵总司令。
尽管装甲兵归蒋家人管，但由于装甲兵总司令部设在台北，总部院内的坦克和装甲车总是虎视眈眈地对着台北市的各中央机构，社会上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闻一直不断。追根到底，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流言是蒋经国的手下施放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扶其主”，确保蒋经国的“太子”地位。借蒋介石之手贬“小委座”蒋纬国，使其无力与蒋经国“争位”。
关于“装甲兵要造反”的传言起而又落，落而又起，说得活龙活现，蒋介石不禁生了疑心。他思来想去，还是把蒋纬国调离装甲兵，并把装甲兵司令部由台北爱国东路迁往台中，以便于在装甲兵出现异动时，台北方面能够为研究对策、调兵遣将争取时间。“赵志华事件”发生后，则可看出蒋介石把装甲兵调出台北的高明之处。赵志华还在鼓动演说之际，湖口通往台北间的所有路口、要地、桥梁都已被忠于蒋经国的部队所占领。即使赵志华鼓动成功，坦克能开到台北，那也是损失巨大，伤痕累累，为强弩之末，难以再战了。
蒋纬国以“总统”的儿子的身份，长期经营装甲兵，装甲兵简直成了他一人独霸的势力范围，他人不敢染指，连无处不到的蒋经国也从未到过装甲兵营区一步。在装甲兵内部，人事关系，军官晋升，都是以总司令蒋纬国为中心，唯其意志行事。鉴于这种现实，“湖口事件”以后，蒋经国直接指导装甲兵的清理、整顿工作，名为清除赵志华的影响和势力，实为趁机围剿蒋纬国的势力。装甲兵从此由蒋纬国移到蒋经国的门下，蒋纬国和装甲兵的紧密联系就此结束。
蒋纬国与赵志华有着不一般的关系。两人合作达20年之久，蒋纬国对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很有好感。赵志华在蒋纬国的栽培下稳步上升，特别是在逃台之初，作为解放军的俘虏，能够官复装甲旅上校旅长，完全是靠蒋纬国的提拔。遗憾的是，由于赵志华有过被俘史，在蒋纬国离开装甲兵去陆军指参大学时没有当成装甲兵总司令，而让郭东旸“捷足先登”。案发之后，蒋纬国不顾自己的困境，尽可能地为赵志华辩护，说赵志华行动属于莫名其妙的精神不正常所为，不必送军事法庭，关进精神病房即可。甚至还说动了“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一起去说情。赵志华入狱后，蒋纬国经常去看望，并亲自安排赵的妻室子女去美国定居。后来又安排赵志华“因病保释”。赵志华死后，蒋纬国又出面料理丧事，自始至终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由于与装甲兵和赵志华关系均过分亲密，尽管“湖口兵变”时蒋纬国已离开装甲兵担任陆军指参大学校长近1年，但“子弟兵”闹事，他也难逃其咎。“湖口事件”发生后，蒋纬国立即向“国防部长”俞大维自请处分。俞大维虽是蒋介石的忠臣，连任了10年“国防部长”，又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却也不敢作主处分蒋纬国，只是报蒋介石裁决。
蒋介石并没有公开处分蒋纬国，可也没有轻饶小儿子。蒋介石不满蒋纬国的原因是小儿子辜负了老子的期望，没有把装甲兵带好。他日夜担心的装甲兵要造反一事，终于发生，差点酿成大乱，而大乱的根源则是蒋纬国长期信任的赵志华。装甲兵不稳，不能不说是与蒋纬国长期管理有关。蒋纬国的行动同蒋经国在接班路上不出差错、稳扎稳打地前进，大相径庭。
在蒋介石的眼里，蒋纬国已经不具备带兵条件。从此时起，蒋纬国就停止了晋升，一直挂着中将的牌子，一挂就是15年，直到蒋介石死后，才晋升为上将。同时，蒋介石彻底削去了蒋纬国的带兵权，让他致力于军事教育，成了纸上谈兵的将军。
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有二心吗？
先为“总统”之子，后为“总统”之弟的家庭现象，在当代社会已很少见。蒋纬国在蒋家王朝中先当“总统”之子，后当“总统”之弟，可谓幸运儿。那么，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是忠心耿耿，还是怀有二心呢?
有人认为蒋纬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蓄谋争位，可这是难以成立的。
蒋纬国如要争位，正常途径不可能，而使用非正常手段，则需要实力。从台湾的现状看，装甲兵是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世界上不乏把坦克开到街头，控制总统府后政变即告成功的先例。从政变的最佳时机看，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60年代初期。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民党政权刚到台湾，缺吃缺穿缺装备，社会一片混乱，军队编制不全，大失败的气氛笼罩着全岛，统治秩序还未建立起来，政变者可以乱中夺权。再说美国大老板也有在台湾扶植新的政治势力、摈弃蒋家王朝的计划，政变者可以得到美国的呼应。
20世纪60年代初也是政变的最佳时机，因为自1958年8月起金门炮战开始，就对台湾当局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次年秋台岛中南部遭受特大水灾，主要产糖区基本被淹，水灾损失惨重，又对当局形成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这些压力之下，人心不稳，社会动荡。政变者如选在此刻动手，将会大大增加成功的系数。作为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台湾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控制着发动政变的最佳力量，有过两次发动政变的最佳时机，他没有动手，也没有政变篡位计划，或者说没有谈起过此事此案。
从蒋纬国的后半生看，正是因为他作为“总统”次子，没有继承权，故在对待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谈及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时，瓜田李下，非常谨慎。
可以看出，蒋纬国从蒋家王朝的大局着眼，为维持台湾政局的稳定，根据蒋介石的安排，从心里对哥哥做出让步，保证蒋经国上台。因此说，蒋纬国虽然有时候对父亲和哥哥不满，但从根本上讲，他还是忠于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既然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那么，蒋介石为什么改变了他早期制定的计划——大儿子接班，小儿子掌握军队;一文一武，武为文用——放弃了让蒋纬国执掌军权的打算呢?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300万元借款事件及赵志华事件后，蒋介石觉得小儿子思想易激，情绪奔放，稳重不足，轻浮有余，虽说不至于背叛蒋家，可成事之才逊于败事之能，放在一线位置容易出乱子，还不如早做安排。
第二，在旧中国的政治舞台，向来是枪杆子说话最响，蒋介石自己就是靠枪杆子政变上台。蒋介石担心蒋纬国独掌军权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国民党上层成为蒋介石第二，打乱大儿子蒋经国的接班步骤，因此下决心早做防范。
第三，蒋经国的接班意图明显后，父传子，家天下，令天下耻笑。蒋介石为减少人们的议论，故意让蒋纬国放弃一些权力，不再担任作战部队主官，美化自己的形象，淡化“蒋记”色彩，以蒋纬国的损失来换取蒋家政权得以延续。
第四，蒋介石所看到的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家人儿子有限，可奴才不少，蒋家人士放弃的职位，可以用听话的下属来代替，况且下属比儿子便于管理，更能理解和执行蒋介石、蒋经国的旨意，对蒋氏政权有益无害，特别是不易造成军权落入一人之手的被动局面。当然为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杜绝赵志华式的人物出现，蒋家父子则采取了加强政战系统的监督，军事各主官实行任期制等防备措施。
第五，对蒋纬国的自我发展，蒋介石根据自己办黄埔的经验和蒋经国出任各种各类职务的经验，希望蒋纬国通过执教办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这种效果来得容易，来得迅速。再说蒋纬国具备到军校任教的条件，他口才上乘，风度不俗，看过不少书，大学毕业后又三度出洋专攻军事，见多识广，可谓文武兼备，土洋齐全。
正是鉴于蒋纬国对蒋家王朝没有二心，“湖口兵变”发生后，在蒋介石一时怒不可遏，打算重处蒋纬国的情况下，宋美龄和蒋经国都站出来，替蒋纬国说好话，劝蒋介石尽可能减轻对蒋纬国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