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和玉米可以在干燥的高地上生长。大量农民搬迁到这些过去鲜少有人定居的地区。结果造成乱砍滥伐，水土流失和洪水接踵而来，哀鸿遍野。已经被众多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王朝就变得更加动荡。
本文摘自《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历史》，（美）查尔斯·曼恩/著
15世纪的中国贸易
在马尼拉老城墙南面公园的一个热闹角落里，有一个积满尘垢的大理石底座，它大约有15英尺高，上面立着两位身穿16世纪服饰、真人大小的铜雕人物，环境污染已让雕塑变得黢黑。他们二人并肩而立，面朝夕阳。一位穿着修道士的袍服，像举剑一般手持十字架;另一位则穿着军用胸甲，手握一把真正的剑。和哥伦布灯塔比起来，这座纪念碑太小，也几乎没有参观者。新近出版的旅游指南和地图里也找不到它—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尴尬，因为它是最接近于得到官方承认的全球化的起源了。
握剑者是米格尔·洛佩兹·德·黎牙实比(Miguel López de Legazpi)，现代马尼拉的创始人。手持十字架的是安德烈斯·奥乔亚·德·乌达内塔–塞拉因(Andrés Ochoa de Urdaneta y Cerain)，带领黎牙实比的船队横渡太平洋的航海家。有一句话可以概括这两位西班牙人的贡献—他们做到了哥伦布没有做成的事：向西远航，与中国建立持久的贸易关系。另一种表述他们功绩的说法是，黎牙实比和乌达内塔对于经济学的意义，相当于哥伦布对于生态学的意义：不论是否无心插柳，却都是一场伟大统一运动的起源。
黎牙实比的知名度要稍微高一点，他出生时哥伦布结束第一次远航已近十年。他毕生大部分时光里都丝毫没有表现出像哥伦布那样对海上冒险的热情。他接受公证员的职业训练，继承了父亲在苏马拉加(Zumárraga)的职务，那座城市位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接近法国边境。二十几岁时，他去了墨西哥，在殖民政府工作了36年。当乌达内塔找到他后，他舒适的人生陡然转向。乌达内塔是黎牙实比的朋友，也是他的表兄;16世纪20年代西班牙在盛产香料的马鲁古群岛(Maluku Islands)建立前哨基地失败，乌达内塔是那场惨败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马鲁古群岛过去被称为“摩鹿加群岛”(Moluccas)，位于菲律宾南部。]因为船难，乌达内塔被困马鲁古长达10年，最终被葡萄牙人搭救。回国后，他回绝了一切出海的邀约，住进了修道院。30年后，西班牙的新国王希望再次深入亚洲、建立基地。他命令乌达内塔离开修道院。但神职人员的身份使乌达内塔在法律上不能担任远征队的领袖。他选择了黎牙实比来接棒，尽管后者缺少航海经验。为了准备远航，黎牙实比变卖了所有财产，把子孙送回西班牙和家人同住，从这些举动中不难看出，他对成功并无太大把握。
因为葡萄牙趁西班牙失败之机抢占了马鲁古群岛，远征队被告知要在附近寻找更多产香料的岛并在那里建立贸易基地。西班牙国王还希望他们绘制风向的模式，让基督教世界知道这里，以此刺激他的侄子兼对手—葡萄牙国王。但最根本的目标还是中国—“和基督教先锋的身份一样，(中国)也是推动西班牙探索海路的一大动力。”历史学家安东尼奥·加西亚–阿瓦索洛(Antonio García-Abásolo)2004年写道，“不应夸大哥伦布、科尔特斯(墨西哥的征服者)和黎牙实比的行动所包含的某种连续性”。其实，他们找的都是中国。
1564年11月21日，黎牙实比和乌达内塔带领着5艘船出发了。到达菲律宾后，黎牙实比在群岛中部的宿务岛(Cebu)扎营。同时，乌达内塔则开始盘算如何返回墨西哥—此前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沿远征队西行的航线往回走是行不通的，因为将船队从墨西哥送到马鲁古群岛的信风会阻碍他们回程。靠着航海天赋的灵光一现，乌达内塔向东航行之前先朝北走了一段，从而避开了反向的洋流。
在宿务岛，黎牙实比深受哗变和疾病的困扰，葡萄牙船只也不时前来骚扰。但他还是慢慢将西班牙的影响力向北扩大了，逐渐向中国靠近。墨西哥城的西班牙总督定期送来军事援助和补给。其中重要的补给物是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开采的银条和钱币，用来给西班牙军队发军饷。
1570年5月，转机出现了。黎牙实比派遣了一支侦察队，包括100个西班牙士兵及水手和几十个菲律宾本地的马来人，西班牙人坐两艘小船，马来人坐快帆船(一种矮而窄、船舷外有桨架的小船，装有一或两张从船头到船尾的帆)。向北行驶两天后，他们到达了民都洛岛(Mindoro)，位置大概在今天马尼拉以南130英里(马尼拉在群岛最大的吕宋岛上)。民都洛岛南侧海岸线上有很多小海湾，像苹果上的齿痕一样一个挨着一个排列。探险队里的马来人从当地的曼吉安人(Mangyan)处打听到，40英里外的小海湾里停着两艘中国来的平底帆船—那是一个贸易站，靠近今天的毛欧皓村(Maujao)。
每年春天，中国船都会来到菲律宾的一些岛上，其中包括民都洛岛，用瓷器、丝绸、香料和其他商品来交换黄金和蜂蜡。曼吉安人打着用中国丝绸做的遮阳伞，离开位于高地上的家，赶来见这些中国人，而中国人则敲锣打鼓地宣告说他们来了。因为离海滩很近的地方有一眼淡水泉，毛欧皓村一直以来都是碰面的地点;当地官员告诉我，考古系的学生在这里发现了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中国瓷器。黎牙实比曾命令探险队的指挥官，遇到任何中国人都要以礼相待，不可嚣张无礼。听到有帆船，指挥官派出一艘西班牙船和大部分快帆船去见中国人，“向他们表达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希望”。
领导联络小组的是黎牙实比21岁的孙子胡安·德·萨尔塞多(Juan de Salcedo)，他尽管年轻却深受士兵的欢迎和尊敬。不幸的是，疾风驱散了船队;萨尔塞多的船严重偏离了航线。船只开进不同的港口过夜，在小海湾边缘高耸、狭长如手指一般的岩石下躲避风暴。小帆船里的西班牙士兵，垂涎中国的财富又一时无人看管，于是当黎明曙光初现时，他们就出动了。转过毛欧皓村南面一个狭窄、布满岩石的海岬，他们遇到了曼吉安人和中国人。萨尔塞多的一个手下后来回忆说，中国人亮出了武器，“敲着鼓，吹着短笛，燃放火箭炮和长炮(culverin，一种便于携带的小型火炮)，做出一副要打仗的样子”。西班牙人把这当成了一种挑衅，因此发起了进攻—这一举动相当轻率，“因为中国船又高又大，而快帆船又矮又小，他们根本碰不到敌船的系船柱”。西班牙人用滑膛枪的火力倾泻了中国帆船的甲板，将抓钩抛到船侧，爬上甲板，杀了许多中国商人。在船上，攻击者只发现了很少的丝绸、瓷器、金线“和其他有趣的小玩意儿”。
等萨尔塞多终于赶到毛欧皓村时，战斗已经结束几个小时了，他对“这场破坏非常不满意”。与他要求的“和平与友好”相去甚远，他的士兵大肆杀害中国船员，还毁掉了他们的船。可能是萨尔塞多的得力助手马丁·德·戈伊蒂(Martín de Goiti)撰写的编年史没有记载曼吉安人的遭遇，西班牙人根本不在意他们;有人推断说他们逃离了这场残杀。萨尔塞多道了歉，释放了幸存者，并送还了少得可怜的那点战利品。据探险队成员报告说，中国人“表现得很谦卑，跪在地上大声说出喜悦的话”。但还有一个问题，两艘中国船中的一艘被彻底摧毁，另一艘虽然可以补救，但中国平底帆船的帆装和欧洲船差别太大，探险队里没有人知道怎么修补。萨尔塞多命令部分士兵帮助幸存的船只缓缓驶回西班牙人的大本营，黎牙实比的人也许能帮上忙。
中国人开着修好的帆船回家了，并向官方报告说菲律宾出现了欧洲人。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来自东方，而欧洲位于西方。菲律宾当地人的文明程度不高，但却有中国人想要的东西：白银。与此同时，黎牙实比接收了马尼拉，等待中国人再来。
1572年春天，三艘平底帆船出现在菲律宾。它们载来了一堆精挑细选的中国制造的商品，用来试探黎牙实比想买什么、愿意出多少钱。结果显示，西班牙人什么都想买，黎牙实比的公证人报告道，这让中国商人“喜出望外”。最受青睐的是在欧洲十分稀有、价格昂贵的丝绸，还有用当时欧洲尚不知道的技术制作的瓷器。作为回报，中国商人运走了能带走的每一枚西班牙银元。
之后每一年，都有更多中国帆船到来。中国对白银的渴求和欧洲对丝绸、瓷器的欲望根本无法餍足，因此贸易量迅猛增长。这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大帆船贸易”，它将亚洲、欧洲、美洲连接了起来，并间接连接了非洲。(非洲奴隶是西班牙美洲帝国的组成部分，后文将描述他们如何在墨西哥银矿里挖掘和提炼矿石。)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每个人口稠密的地方，除澳大利亚外所有可居住的大陆—都被捆绑在同一个贸易网络里。伴随着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登陆，一个崭新的、不同以往的时代—现代，也到来了。
从一开始，人们就对这个时代充满疑虑。中国是当时全球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用任何标准来衡量(人均收入、军事实力、平均寿命、农业生产、烹饪艺术、艺术造诣和技术的复杂程度)都不输甚至优于世界其他地方。就像如今的日本、美国等富裕国家很少购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商品一样，长期以来中国认为欧洲贫穷、落后，不能带来丰厚的商业利益。欧洲的主要产品是纺织品，尤其是羊毛制品。而中国却拥有丝绸。1573年，墨西哥副王在向西班牙国王报告时叹息说：“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什么是他们还没有而我们可以从西班牙或这片土地输出过去的。”然而，有了白银，西班牙也终于有了中国想要的东西。中国太需要了，事实上，西班牙银元成了中国货币的供应源。但一个国家的货币掌控在外国人手里，这也令人感到不安。中国朝廷担心“大帆船贸易”这个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不受控制的、大规模国际贸易，会给百姓生活带来大规模、无法掌控的改变。
担忧最终成真。尽管一代代帝王禁止几乎所有来自欧洲和美洲的人入境，但却阻挡不住其他的物种。扮演主角的是美洲的农作物，特别是红薯和玉米。农业史学家宋俊岭（Song Junling）2007年写道：它们的意外到来，是帝制时代中国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之一”。以水稻为基础的中国农业，世代以来一直集中在河谷附近，尤其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红薯和玉米可以在干燥的高地上生长。大量农民搬迁到这些过去鲜少有人定居的地区。结果造成乱砍滥伐，水土流失和洪水接踵而来，哀鸿遍野。已经被众多问题压得喘不过气的王朝就变得更加动荡—但这却契合了欧洲的利益。
另一方面，西班牙也对大帆船贸易感到不安。一年内运往马尼拉的白银数量，就达到了几个世纪与中国贸易的需求量总和。尽管如此，其实整个交换时期马德里都在试图限制贸易。王室一次又一次地颁布法令，限制容许开往马尼拉的船只数量、削减容许的出口量、对中国商品设置进口限额，并指示西班牙商人组建卡特尔来抬价。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西班牙的不满是令人惊讶的。正如经济学理论预计的那样，以丝绸换白银的贸易让双方都获利。但欧洲显然更强势。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高呼：“在亚洲的列车上，欧洲人先给自己买了一张坐票，然后甚至买下了整辆列车。”黎牙实比与中国人的相遇，标志着同质世在亚洲的到来。紧随其后，跟着气流滑翔而来的，是西方的崛起。
黎牙实比和乌达内塔的雕像不是为了纪念这些想法或事件。1892年，马尼拉的巴斯克人提议以此纪念巴斯克人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做出的贡献(黎牙实比和乌达内塔都是巴斯克人，他们麾下大部分人也是)。在加泰罗尼亚雕塑家阿古斯蒂·克罗尔·苏维拉茨(Agustí Querol i Subirats)完成这座铜像之前，美国就已经从西班牙手里夺走了菲律宾的控制权。群岛的新统治者对为已故西班牙人建纪念碑并不感兴趣，于是雕像就一直落寞地困在海关，直到1930年才被竖起来。
蚯蚓带来的大灭绝
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很可能要为蠕虫的出现负责。准确来说，是蚯蚓—一种常见的、生活在湿土环境中的红色夜行虫，但在1492年之前的美洲却从未存在过。罗尔夫是英国在美洲成功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詹姆斯敦(Jamestown)的殖民者。今天大多数人对他并不陌生，哪怕稍有耳闻，也知道他就是那个在无数浪漫故事中娶了“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的男人。许多历史发烧友都深知，罗尔夫是詹姆斯敦成功建立背后的重要力量。但蚯蚓却暗示了罗尔夫的第三个角色，或许是更重要的角色：尽管出于无意，但罗尔夫促成了美国景观的永久性变革。
和英国许多的年轻潮人一样，罗尔夫也抽—或者用当时的动词“喝”—烟，这是西班牙人从加勒比地区运回烟叶(Nicotiana tabacum)后引发的新时尚。弗吉尼亚州的印第安人也喝烟，但喝的却是另一个品种：黄花烟草(Nicotiana rustica)。在殖民者威廉·斯特雷奇(William Strachey)笔下，黄花烟草是一种口感不佳的玩意，“又差又淡，还有股辛辣味”。1610年来到詹姆斯敦后，罗尔夫拜托一位船长从特立尼达(Trinidad)和委内瑞拉给他捎来烟叶种子。6年后，罗尔夫带着妻子波卡洪塔斯和他运回的第一船烟草返回英格兰。“柔和、甘甜、浓郁”，罗尔夫的朋友拉尔夫·哈默(Ralph Hamor)这样描述它，弗吉尼亚运来的烟草轰动一时。
由于具有异国情调、令人沉醉、使人上瘾，并被乏味的权威人士抨击，吸烟早已在贵族阶层蔚然成风。当罗尔夫的货船抵达时，有位作家曾估计，伦敦已经有了7 000多间烟“馆”，在这种类似咖啡馆的地方，城里不断增加的尼古丁上瘾者人群可以买烟、喝烟。不幸的是，优质烟草的唯一来源是可憎的西班牙的殖民地，这让在英格兰买烟叶变得很不易，价格高昂(最好的烟草与同重量白银等价)且隐约有不爱国的嫌疑。令伦敦烟馆惊喜不已的是，属于英国人的烟草突然出现了：弗吉尼亚烟叶。他们吵着要更多的烟叶。从伦敦来的船纷纷挤在詹姆斯敦的码头，装走了无数桶卷烟叶。每一桶通常有4英尺高，底部直径2.5英尺，重达半吨以上。为了平衡重量，水手们不得不抛掉石头、沙砾和泥土等压舱物—为了运回弗吉尼亚的烟草，他们扔下了从英国带来的泥土。
被抛下的泥土中，很可能藏有那种常见的、生活在湿润土壤中的红色夜行虫。几乎毫无疑问的是，殖民者带来的植物根团里肯定有。直到19世纪，这类蠕虫还被认为是农业害虫。查尔斯·达尔文是最早了解它们价值的人之一;达尔文最后的著作是一本300多页、歌颂蚯蚓力量的书。他指出，我们脚下生活着无数这类小动物;事实上，一座奶牛场所容纳的蚯蚓总数，是在地面吃草的动物数量的许多倍。蚯蚓通过吃掉泥土的方式，在土壤中建造了一个能让水和空气进入的隧道网。在弗吉尼亚这样的温带地区，蚯蚓每10年或20年就能将地表1英尺的土壤彻底翻动一次;这些微小的生态工程师，重塑了整片大地。“很难说，”达尔文写道，“是否还有其他动物也像这些低组织化的生物一样，为世界历史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
现在已经很难追查这些外来动物进入北美的准确路径了。但肯定的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今日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和中西部北侧是没有蚯蚓的，它们在最近一次冰河期灭绝了。冰川融化后，南方的蚯蚓也没有向北移动，因为如果没有人作为运送媒介，它们根本无法完成长距离旅行。“如果它们在你家后院出生，那它们永远都只会生活在篱笆墙里。”可能是美国最重要的蚯蚓研究期刊—《大蚓学》(Megadrilogica)的编辑约翰·W. 雷诺兹(John W. Reynolds)介绍说。它们和欧洲人一起到来，最初可能是在弗吉尼亚，然后又和欧洲人一起扩散开。就像殖民者一样，蠕虫也在不断征服新地方。在这两个案例里，外来者的到来都成了生态学上的分水岭。
在没有蚯蚓的林地，树叶会落在森林地表积累成堆。当蚯蚓引入后，它们几个月内就能清除落叶堆，以排泄物（粪便）的形式将营养物质排入土壤中。于是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虫类专家辛迪·黑尔（Cindy Hale）所说，“一切都变了”。枯叶堆是无蠕虫地区树木和灌木的养分来源。如果蠕虫将营养物质吐入土壤，那植物就无法获得养分了，许多物种都灭绝了，森林变得更加开阔、干燥，包括苗木在内的林下植物都消失了。同时，蚯蚓为了食物与小型昆虫展开竞争，致使其数量下降。在落叶堆觅食的鸟类、蜥蜴和哺乳动物也逐渐减少。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400年前，我们启动了这场巨大、无计划的生态实验，”黑尔告诉我，“但长期影响是什么，我们却一无所知。”
从某种角度看，这并不令人吃惊：詹姆斯敦本身就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经典案例。一群商人以为(可惜，是误以为)在詹姆斯敦附近的切萨皮克湾宽、浅的河口埋藏了大量金银，为了攫取想象中的黄金白银，他们创建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同样重要的是，商人们还希望找到想象中(可惜，又是误判的)穿越北美的道路，全程仅几百英里，耗时不到一个月。殖民者幻想，当他们抵达太平洋海岸后就能起航了，很可能带着来自弗吉尼亚的白银，驶向殖民地存在的终极目标：中国。借用中性的经济学语言，詹姆斯敦的创立者希望将孤立的弗吉尼亚整合到全球市场之中，使它全球化。
若视作一次商业投资，詹姆斯敦无疑是一场灾难。尽管烟草带来了利润，但它的支持者最终因为这笔投资不光彩的惨败结局而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这块殖民地还是留下了重重一笔：它拉开了永载美国史册的民主运动(它建立了英属美洲殖民地第一个代议制团体)和奴隶解放斗争(它引进了英属美洲殖民地第一批非洲奴隶)的序幕。而罗尔夫带来的蚯蚓，昭示了这块殖民地的另一面：詹姆斯敦燃响了哥伦布大交换在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第一响礼炮。用生物学术语来说，它代表了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个点上消失的又再次出现，过去的变成了未来。殖民者在多湿地的詹姆斯敦半岛上建立营地，尽管并非有意，但他们还是将同质世带到了北美。詹姆斯敦是全球生态爆炸中的一场局部火灾。
查尔斯·曼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