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对犹太妇女的性犯罪俨然已成为纳粹实践种族灭绝的工具。通过强暴“劣等”犹太女人的身体以控制其生育能力，这样一来，“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男性精子)便占据了犹太女性“下等”的子宫，亦或是强迫怀孕犹太女性堕胎、做绝育手术，目的都是为了进行所谓的“种族清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克劳迪娅·卡德认为“实行种族灭绝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大肆屠杀，造成族群的个体成员的死亡;二是破坏族群的社会纽带以摧毁其身份认同感。大屠杀时期的强奸犹太妇女的行径就是兼具这两种功能。”
接受纳粹剃发与消毒后的犹太妇女来源：USHMM美国大屠杀纪念馆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闫胜男，原题：二战中纳粹真的没有性犯罪吗？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各类大屠杀女性幸存者的日记、传记和有关性别与大屠杀的著作相继问世，国外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关注女性在纳粹大屠杀中的角色和影响。基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结构上的不同，她们在这场种族屠杀的浩劫中自然也有着不同的经历与感受。
一度沉默的羔羊
纵观整个二战战场，军妓、强奸、奸杀等性犯罪事件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远东战场上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性奴隶的慰安妇制度)，但我们对犹太妇女在大屠杀中遭遇的性犯罪却知之甚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首先，纳粹德国于1935年曾颁布《保护日耳曼血统和荣誉法》，明令禁止德国士兵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加之犹太人被纳粹“非人化”，常常以老鼠、寄生虫之类的低等生物的形象出现在反犹政治宣传中，削弱了犹太女人的性存在，共同营造出一种犹太女人不会被强奸的假象。其次，大屠杀学术领域内对女性犹太幸存者的研究匮乏。一直以来，男性在大屠杀史料编撰中主导着话语权，而女性的经历与记忆却被弱化，特别是把犹太妇女遭受的性侵害看作是其个人经历，相比整个犹太民族近600百万人口的死亡，似乎显得不值一提。最后，犹太妇女自身的羞耻与害怕。战后男性主导的大屠杀记忆与叙述抬高了“宁可死亡毋被强奸”(Itwasbettertodiethantosufferrape)的观点，女幸存者因此对自己被辱经历闭口不谈，同时受传统家庭观念的束缚，她们不愿也不敢向其丈夫、孩子袒露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犹太妇女的梦魇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妇女的噩梦也随即开始。在被占领地区，纳粹士兵以搜捕为由，把犹太妇女拐骗至街道进行性侵，有时，士兵破门而入的首要目的就是强奸家中女性。据1940年2月驻波兰德军总司令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Blaskowitz)的回忆录记述：1940年2月18日，波兰中部城市彼得库夫(Petrikau)的两名哨兵分别抓走了一名18岁和17岁的犹太少女，把她们带到一处墓地，然后强奸其中一名少女，另外一名少女因处在生理期，侥幸逃过一劫，但哨兵要求她几天后再来，并许诺给她5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
随着犹太人逐渐被驱逐到隔都或是集中营内，能够接触到犹太人的德军数量明显减少，然而这并没有终止犹太妇女被侵害的厄运。罗兹隔都的幸存者雅库布(Jakub)在其日记《罗兹隔都的日记》(DairyfromtheLodzGhetto)中记录德国隔都管理局负责人汉斯·比博(HansBiebow)在强奸犹太少女后并将其杀害，为了掩盖其罪行，汉斯利用职务之便把少女的家人运送出隔都。在1946年的战后审判中，汉斯承认了这一点。罗兹隔都的另外一名幸存者宾娜(Bina)曾在夜间被汉斯从床上拖走，随后惨遭性侵(Bina的证词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协会档案USCShoahFoundationInstitute)。汉斯身居高位，仍肆意强奸犹太女性，不难想象他手下士兵的性犯罪自然也会得到默许。
犹太女性的身影也出现在纳粹的随军妓院内。1936年，德军最高司令部下达建立妓院的指示，并要求医疗部门予以配合。这些妓院不仅为德国SS党卫军及其他士兵服务，还包外来务工人员。最初，纳粹的种族政策是不允许士兵与犹太女发生性关系的，然而，为了避免士兵到军营之外寻求毫无管制的欢乐，纳粹当局逐渐放宽了这些规定。1942年纳粹占领波兰城市利沃夫(Leov)时，他们就强迫当地的犹太妇女充当军妓。德国SS党卫军还要求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提供一定数量的犹太妇女以满足纳粹士兵的生理需要。在回忆录《大屠杀时期的隔都生活》(LifeintheGhettosDuringtheHolocaust)中，作者写到：1940年9月犹太新年的前夕，新任命的市长汉斯·德雷塞尔(HansDrexel)来到隔都，与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见面，要求后者提供一些犹太女性并严厉警告：“你们犹太人最好识相点。终归，我们驻扎在这里，而你们是要满足我们的需求。”
1942年春，在犹太人被大规模驱逐出隔都的过程中，很多犹太女性遭到强奸，犹太居民委员会借此向党卫军要求一大笔金钱补偿。盖世太保称当地年轻士兵的性生活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时常会和街道上的妓女发生性关系，这导致军队中性病比例升高。而犹太女性一向以其纯洁而出名(犹太人有其自身的饮食条例，而且当时很多东欧犹太人是正统派。在传统的犹太教观念里，犹太女性是要遵守一系列家庭洁净条例，可能因此德军认为犹太女性是很纯洁的)，是慰藉军中士兵的最佳人选。在盖世太保的逼迫下，犹太居民委员会不得不挑选一些面容姣好的年轻犹太女子，秘密送往妓院。当事人在受访时说当时并不知道她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妓院，否则，她们定会想方设法逃走(证词来自USCShoahFoundationInstitute)。
性犯罪活动如此猖獗，以至于这成为纳粹集中营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YadVashem)、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StatesHolocaustMemorialMuseum)和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协会(USCShoahFoundationInstitute)档案中，许多幸存者都表示他们曾目睹或亲身遭遇性侵害。“五六个德国人在工厂里当众轮奸一名犹太女孩”“有的犹太妇女半夜被从床上拖走，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守卫射杀一名试图逃走的犹太妇女后，公然奸尸”……这些证词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性犯罪事例未浮出水面。
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二战期间，德国士兵对犹太妇女的性犯罪俨然已成为纳粹实践种族灭绝的工具。通过强暴“劣等”犹太女人的身体以控制其生育能力，这样一来，“高贵”的日耳曼血统(男性精子)便占据了犹太女性“下等”的子宫，亦或是强迫怀孕犹太女性堕胎、做绝育手术，目的都是为了进行所谓的“种族清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ofWisconsin-Madison)教授克劳迪娅·卡德(ClaudiaCard)认为“实行种族灭绝有两种方式：一是进行大肆屠杀，造成族群的个体成员的死亡;二是破坏族群的社会纽带以摧毁其身份认同感。大屠杀时期的强奸犹太妇女的行径就是兼具这两种功能。”由于女性在族群中扮演着繁殖者和看护者的角色，所以强奸等性犯罪行为能够在羞辱、恐吓被征服者之余，损害一个族群的社会结构，这也是其他军事武器所断然无法实现的。同时，在缺乏法治约束与管理的战争时期，人性的恶会毫无约束地暴露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女性便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令数百万犹太妇女丧生。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人大都选择把过去永久封存在她们的记忆中，情愿只活在当下。对那些遭受性犯罪的妇女而言，更是如此，过去是令人愧赧的负担，是当下和未来黑暗的源头。她们不仅要直面被侵害的不堪过去，还要忍受回忆带来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极端反应。弗洛伊德说，个人的经历，如强奸、家庭暴力等更容易带来因恐惧而触发的心理创伤;受到创伤的个体在直接经历真实的强暴、死亡等事件后，引发她们身体和情感上的极端反应;这种反应在事件发生初期被有意或无意地压抑而进入潜伏期，之后受到刺激不断地重复侵扰受创者。那些经历强暴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女性即是如此。她们在战后的很多年里，缺乏勇气说出自己的过去，恐慌、无助、不安、噩梦一一袭来，但却只能独自默默承认这份伤痛。“恐惧和焦虑就像不受欢迎的旅伴，无论我内心多么不喜欢它们，却注定要和它们纠缠在一起，直到人生旅途的重点。”大屠杀幸存者伊爱莲(IreneEber)在她的自传《抉择：波兰，1939-1945》(TheChoicePoland，1939-1945)中写道。
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研究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开始站出来讲述自己与大屠杀的故事，其中不乏一些勇敢的犹太女性。她们冲破心理障碍，将个人难以启齿的往事公之于众。但强奸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禁忌文化，仍旧在大屠杀研究领域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正如德国格雷夫斯沃尔德大学(Greifswald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浦·库沃特(PhilippKuwert)所指出的：“对强奸和长期沉默导致的创伤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在我们的知识系统中是缺位的。”
（闫胜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