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领满州期间，曾从中国运走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业设备——轧钢机、炼钢炉(床式反射炉)等炼油厂炼钢厂的设备。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国人开始重新安装机器。大约同一时间，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产目标，这可能使满洲的产量，达到日本占领时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苏联占领东北期间破坏的原日本建设的重工业设施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辉，原题：高岗，一个身影的起落［上］节选
自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已无记者留在大陆。西方很难再能直接报道中国发生的一切。《时代》曾写道：“像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一样，红色中国的统治者也努力将他们封闭起来，离开非共产党世界的目光。一周又一周，新闻从红色中国流传出来——从每天来到香港的一千五百名中国人、从离开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从共产党的报纸和电台。”于是，“为了收集、比较、报道这些新闻，《时代》派罗伯特·内维尔(RobertNeville)任驻香港记者。”
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时代》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红色中国内部》，其主要内容即是内维尔根据不同来源所做的综述。该报道正面叙述了红色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上周，红色中国的报纸连续报道工业生产的增长，譬如，一九五○年铜产量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在满州，日用品供给已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六。同样，不同产品的统计均有增长，不过没有产量的基本数字。
两大成功。宣传性暂且不说，在统治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的经济成就何在?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制止了通货膨胀，至少暂时做到了。靠课重税和征收资本家财产，中共实现了预算平衡。几个星期以来，人民票，即人民银行票，与港币的兑换，少有地保持在三千八百八十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不过，大约在一个月前，黑市的兑换涨至四千六百元人民票兑一元港币。这一达到百分之二十的增长，乃是因为朝鲜战争的支出，以及美国禁止向中国海运战略物资所致。
另一红色成功，是使中国火车准点，这如同二十年代墨索里尼时期一样令人惊叹。上海至广州、汉口至广州的旅客还谈到，卧铺车厢整洁、餐车价廉物美，餐车里悬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共产党修复了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年间破坏的铁路，与此同时，还正在修建成渝铁路，完成这一长期的铁路建设。
俄国人在一九四五年末和一九四六年初占领满州期间，曾从中国运走了价值二十亿美元的日本修建的重工业设备——轧钢机、炼钢炉(床式反射炉)等炼油厂炼钢厂的设备。今年一月，北京宣布，俄国人开始重新安装机器。大约同一时间，宣布一九五一年的生产目标，这可能使满洲的产量，达到日本占领时期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在中国新的场景里，格外让《时代》感兴趣的是随处可见的苏联专家：
在中国其他地区，经济成效尚不明显。政府的财经委员会负责实施计划经济，引进苏联专家来帮助红色中国提高生产能力。在红色力量占领后不久，上海虹桥很快就有了一大片苏联人的聚居区——起初，俄国人只在自己的区域活动，现在，他们已分布到南京路等地段，做着以往外国大班们做过的事情——购物，购物，购物。在中国，俄国专家平均每月工资为七百五十美元，这些新富翁同志，不停地买手表、钻石、皮衣、毛衣、玉器、电冰箱。俄国顾客特别青睐美国产品。
(《时代》，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
六月，《时代》再发表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内维尔的一篇电讯，以更大的篇幅叙述自中国大陆旅行后抵港人士的见闻，侧重来表明苏联专家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重要地位：
真诚合作。“旅行者报告说，在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俄国人。他们人数众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只呆在屋子里不让人看到。如今，远至南方的昆明和广州，随处可见俄国人的聚居区。在中国各地的火车上，都是俄国人占据头等车厢，俄国食品开始出现，俄国劣质汽油，往南远运到上海，在那里，卖到一加仑四美元(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城市里只剩下大约五百辆私人轿车的一个原因)。”
“成群结队遍布全国的俄国专家，形成了新的特权大班，俄国政治活动家也在北京颇为活跃，中国的外交部常常扮演着迎合苏联大使馆的角色，而俄国大使明显是在中国的苏联最高官员，其地位无疑高过其他人，更大程度上他是唯一的‘政治代表’式的影子人物，他出席中国政治局的所有会议。从以上迹象看，俄国人即便没有把整个中国政府搬到莫斯科，他们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直接掌控。”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是在一九五○年一月正式宣布(应是二月——译注)，当时，党的领导人毛和总理周，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两个国家承诺以‘真诚合作的精神……参与所有国际行动，旨在维护和平，就所有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商量。’”
“那些在北京的高层人物，从来不会认为他们不是莫斯科严格的党组织的顺从者。他们所能掌握的手段仅仅是苏联的手段，政治局里每个人都强烈反对西方的自由传统。于是，指望在北京能有一个反俄的并发挥作用的圈子，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如在俄罗斯一样，红色中国也是一个遍布军人、警察、监狱和集中营的国度。”(《时代》，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时代》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无限风光，可看作是对中国是苏联“卫星国”的一种诠释。
(作者李辉,转载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