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二二八事件”至今，已过去了整整70周年;现实政治，仍不断在争论事件的真相。
图：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前被民众焚毁的汽车
文 | 谌旭彬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是“林江迈案”。其大致情形，按传统说法是：1947年2月27日，政府缉私人员，在台北市打伤一贩卖私烟的妇女林江迈，引起民众抗议，缉私人员遭围殴，车辆被焚毁。混乱中，缉私人员开枪示警，发生血案，骚乱进一步扩大。① 2006年，林江迈之女林明珠接受记者采访，则称事件与查缉私烟无关，而是大陆“阿兵哥”前来买烟，语言沟通不良，地痞混混乘机在旁鼓噪“有人呷免钱的烟!”，遂引发纠纷，酿成混乱。②
“林江迈案”本是一桩可以在法律范畴内解决的纠纷。最终，该案却未能付诸司法，反激起全台骚乱;最后以国民政府实施武力镇压酿成“二二八惨案”而告终。事情何以发展至此?
陈仪的治台政策，动机虽好，实际效果却形同暴政
1945年台湾光复后，其治理模式与大陆并不相同。
(1)政治上，行政官员绝大多数是外省人;令台胞有一种受歧视的感受
行政长官公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与大陆省制迥异。长官公署官员多系外省人，台湾人很少，副处长以上者仅有台民1人;全省简任官214人，台湾本省人不过12人而已。之所以如此，与陈仪个人对台湾情状的理解有很大关系。陈仪曾说过这样一段很刺激台胞情绪的言辞，颇能代表他的看法：
“在中国大陆，1947年12月25日生效的新宪法将不能适用于台湾。因为中国人民较为先进，所以才能享有宪法的特权。台湾人由于受日本长期专制政治的统治，政治意识退化，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因此需要二三年之久的国民党之‘训政’才能使他们成为完全的公民。”③
一方面，在陈仪看来，半个世纪之久的日本殖民，导致台胞自治能力低下;台胞回归祖国，文化与心理也亟需重建(如推行国语、改革教育内容等)，这些都得依靠“训政”来解决，至于“训政”的具体执行者，陈很自然地倾向于依靠大陆来台者④。故蒋介石虽多次建议其吸纳台人进入政府，陈却一直不甚积极。另一方面，陈仪对台胞又深怀感情。地方自治是国民政府“训政”的核心内容，陈仪在台湾不遗余力推动此事。抵台未满两周，陈即对外公开宣布，将“建立民意机关，给台胞以参政的机会”。及至1946年，台湾省、市、县、镇各级民意机关已然齐备，各级民意代表亦100%全部由本省人当选。
就政策方向而言，陈仪欲提高台胞的参政能力、提升其民族向心力，本无可厚非。台湾民意机关1946年在参政、议政方面所呈现出的混乱无序，似可证明陈仪关于台胞“不能以理智的态度来实行自治的政治”之判断，有一定的道理(日殖时代台湾的“民意代表”多数指定由日本人充任)⑤;“台籍日本兵”的规模，似也说明在台湾推行文化重建有其必要性。
但就具体政策而言，陈仪的做法，却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台湾各级民意机构曾一再要求当局在行政领域多任用台籍人才(如台湾国大代表谢娥)。许多台籍知识分子亦颇感委屈，如诗人王白渊批评道：“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为不能当权之口吻。我们以为这是鬼话，除去别有意图，完全不对。那么，中国受满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现在女人还穿着旗袍，何以满清倒台后，汉人能可当权呢?”“台胞虽受五十年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在王白渊看来，陈仪的政策，“好像把台省看做一种殖民地，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使台胞与外省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发生隔膜。”⑥行政机关暂由外省人执掌以利指导“训政”，民意机关几乎全部由台胞充任代表以利“被训政”，陈仪的想法虽好，所造成的结局，却是行政机关与民意机关的日趋对立。“林江迈被打事件”发生后，民意机关未能与行政机关互信合作，将事情局限于法律范畴予以解决，最终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台的运动，与陈仪的上述政策，有很大关系。
(2)经济上，全力推行违背市场规律的“公营经济”，导致失业率大增，物价高涨
完成日产接收后，台湾的糖业、电力、制碱、肥料、水泥、纸业、机械造船七项，由台湾省和中央政府合资经营;石油、铜金、炼铝，由中央政府独资经营;煤矿、电机业、电工业、纺织业等12个行业，由台湾省独资经营。略言之，超过9成以上的产业，被控制在陈仪的行政长官公署手中，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非常逼仄。陈仪还成立了“专卖局”(指定物品必须按官定价格先卖给该局，再由该局对外出售，否则即被视为违法)、“贸易局”(办理指定物资的进口、出口、配销事务)、粮食局(负责制定粮价，统一收购余粮)等机构，
陈仪的这种做法，也与他个人对经济问题的认知有关。陈坚信三民主义，深受苏联国营经济的影响。陈认为，要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现在已经不能依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去发展生产了。我们应根据国父遗教，办理公营事业，制造国家资本，来发展生产。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因为在思想上有问题。一般人受了旧思想的束缚，以为发财乃是个人的事情，国家是不能发财的，国家发财就是‘与民争利’。这种错误的思想，实在因为他们把从前的皇帝和现在的国家混为一谈了。”
30年代，陈仪主政福建时曾推行过上述经济政策，结果造成粮价疯涨、走私横行。陈认为罪在奸商，而非自己的经济理念有误。主政台湾后，陈再度推行相同的政策，结局亦相同：官定收购价格过低，导致生产者丧失动力(如糖农选择将蔗田犁毁、石炭业主选择歇业);官僚控制下的公营企业，贪腐成风效率低下(如专卖局长任维钧贪污案)……略言之，陈仪的“公营经济”政策，违背了最基本的市场规律。在陈的治理下，台湾失业人数暴增(超过80万)、物价暴涨(化肥一年内涨了194倍)、出现米荒(台湾本是日本重点培育的粮农基地，1947年台湾米价高居全国第一)。
1946年，台胞曾向国民政府呈递《台湾现状报告书》，内称：“查日人统制素称严密，尚且留台胞有经商余地，俾得谋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顾及人民福利，连日人留予台胞谋生之商业亦剥夺净尽，此使台胞感觉祖国之剥削甚于日寇，而动摇其对祖国之信心，实得不偿失。”惟陈仪仍相信问题出在奸商，而非自己的经济政策。⑦
(3)蓄积已久的不满，使得“林江迈案”迅速升级为政治运动，丧失了法律解决的可能
简言之，陈仪在个人政治品质上，是一个严于律己、极为廉洁且怀抱理想主义之人。其为台湾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动机是很好的，但实际效果却形同暴政。台胞本期望光复后，政治地位与正常国民无二;更期望摆脱日本的殖民剥削之后，经济上能够有所改善;但这两方面的期望均告落空。“二二八事件”爆发之前，台湾各级民意机构一再呼吁废除行政长官公署制度，要求撤销专卖局、贸易局;更有人在旧总督府绘制漫画，后门一只丧家之犬离开，前门一头愚蠢之猪大摇大摆进来;……如此种种，均非为无因。
陈仪的施政失败，在台湾社会酝酿了浓重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使得“林江迈案”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走正常的法律途径。2月28日，民众已开始诉诸街头抗议。先是鸣锣罢市，包围捣毁了专卖局台北分局，殴毙外省籍缉私员2人，殴伤4人，且搬出物资焚烧。后又冲击行政长官公署大门，抢夺卫兵枪支并击伤卫兵1名，卫兵还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6人被逮捕。民众稍后进占台北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号召民众驱逐各地官吏。3月1日，事件已经发展为全台湾范围的政治运动。当天，民众包围铁路委员会，试图抢夺驻警枪支，驻警开枪，民众颇多死伤。
针对外省人的暴力活动，也逐步升级，向全台扩散。2月27日下午，台北已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一类的的标语。至3月16日，除澎湖以外的台湾16个县市，均发生了打死、打伤外省人、劫掠外省人财物、强奸外省妇女一类的暴行。很多地方的外省人被集中拘禁。有统计称，至国军抵台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踪470人(公务员72人，军警130人，民众268人)，受伤2131人(公务员1351人，军警397人，民众383人)，合计2601人。对陈仪政府的施政持激烈批判立场的南京《大刚报》记者唐贤龙，在《台湾事变内幕记》一书中，所记载的外省人被杀案例，可谓触目惊心。如台中研究专卖局科员刘青山，因被围殴住院，次日晚，“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再如，“在太平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⑧
图：台湾光复后首任行政长官陈仪，50年因“通共”被蒋介石处死
多方势力介入，政治诉求多元;台湾的历史走向面临失控
(1)部分台籍精英：要求改革省政，实行台人治台，乃至“军队台湾化”
在陈仪的立场，是希望尽快平息事件，为此他愿意尽其所能对参与暴行的民众做宽大处理。3月2日，陈仪发表广播谈话，承诺对参与事件的所有人，政府将“一律不加追究”;已被捕者将全部释放;伤亡者无论是外省人还是本省人，都将厚加补偿与抚恤;并特别成立“处理委员会”，让台籍民意代表参加其中。陈仪希望通过这些承诺换取台籍民意代表的信任和支持。
但台籍民意代表主导的“省处理委员会”，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3月6日，他们讨论拟定了《处理纲要》32条，要求军队“暂时解除武装”;立即制定“省自治法”，县市长、县市参议会在本年6月之前实施民选;省各处长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均须由本省人担任;一切公营事业的主管人须是本省人;撤销专卖局、贸易局;……⑨当晚，陈仪发表广播谈话，承诺改革行政长官公署为省政府，改组后政府各委员及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县市长预定7月1日举行民选。这一谈话，实际上是应允了“省处理委员会”32条的核心要求。
3月7日，“省处理委员会”又追加了10条要求。这10条要求的主要内容是：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用本省人;警备司令部撤销;本省人战犯及因汉奸嫌疑被拘者，立即无条件全部释放;中央拿走的15万吨食糖，须依时估价拨归台湾省。⑩这10条直接挑战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治权，尤其是“军队台湾化”一条最为激进。当晚，“42条”被陈仪严词拒绝。陈仪后来在武力镇压一事上的态度，远较蒋介石更为坚决，与上述交涉多少有些关系。
(2)台湾省工委等：号召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
上述“文斗”之外，亦有“武斗”。台湾省工委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在嘉义，省工委委员、武工部部长张志中率民众包围警察局，接收枪支，召开市民大会，募集志愿军，成立“台湾民主联军”，进攻宪兵营、军械库等，号召打倒国民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部分高山族复员军人(台籍日本兵)也参加了对嘉义国军的围攻，这是嘉义国军不得不长期困守机场待援的主因。在台北，地下党人李中志向学生领袖陈炳基、叶纪东提供了武器，动员他们成立了“学生军”，一度计划攻占领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人民政权”。在台中，省工委秘密党员谢雪红组织成立了“二七部队”，口号也是推翻国民党政府——据钟逸人披露，二七部队的武器，主要是日军离台时所藏匿的军火，其数量足可武装三个师，故当时除自用外，还“可以支援到板桥、虎尾、斗六和嘉义地区”。(11)原台籍日军，亦结有“海南岛归台者同盟”、“若樱敢死队”、“暗杀团”等武装组织，袭击外省人。
(3)部分台湾民众：寻求美国支持，推动联合国“托管”台湾
美国驻台湾领事馆积极介入，欲推动台湾走向“联合国托管”，使事件变得更为复杂。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柯乔治(George H. Kerr)，于3月3日向美国驻华大使馆递送了一份141人签名代表807人意见的“台湾民众”《致马歇尔将军之陈情书》。请愿书希望获得美国的支持，以“切断与中国之政经关系，假以适当年限迄台湾完全独立”。柯乔治其人，至晚自1942年以来，一直在鼓吹并运作台湾脱离中国之事。3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告知“陈情书”的内容，并称：“在严肃考虑后，领事馆认定唯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美国自己立即介入，或代表联合国介入。”另据《自由报》记者蔡子民、吴克泰等人称，柯乔治还曾向台籍精英王添灯提议：“如果台湾人要武器，他可以从马尼拉送过来。”蒋经国赴台秘密调查后亦认为：“亲美派——林茂生、廖文毅与副领事Kerr，请美供给枪支及Money，美允Money。”(12)
(4)国民政府派军队赴台，有其必要性;惟对台籍人士的武力镇压是历史遗憾
政治改革(军队台湾化、台人治台)、武装暴动(推翻国民政府)与联合国托管(终极目标是独立)，这三种诉求纠缠在一起，使“二二八事件”陷入一种难解的局面。就制止针对外省人的暴行及恢复各市县政府的运作而言，部队赴台确有其必要;要挫败有美国介入的“联合国托管”阴谋，亦需要在台湾驻有相当数量的国军。遗憾的是，军队赴台后，很多台籍民意代表，在未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即被带走秘密处死，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据二二八基金会截至2004年1月2日的补偿记录，事件中，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1237人受到其他伤害(外省人伤亡未计入)。
图：台北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注释
①《监察院闽台使署调查员鲍良傅等调查[二·二八]事件发生经过报告》，(台)人间出版社，1992，P296-299。②《林江迈之女 原爆人物谈228冲突》，(台)《联合报》A4版，2006年3月6日。值得指出的是：1947年林明珠年仅11岁，2006年接受采访时已70岁高龄。其回忆自难免存在偏差，但“林江迈之女”这一身份终究不容忽视。传统说法有颇多档案材料(如缉私人员所留存的口供)支撑，但同时也须考虑到，强调“合法缉私”，有助于当局在整个事件的解释中占据有利地位。③转引自：邓孔昭，《试论台湾二二八事件中的民主与地方自治要求》，《台湾研究辑刊》，1987年第2期。④邓孔昭，《陈仪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1期。⑤可参见：黄朝琴，《我的回忆》，(台)龙文出版社，1989，P164-167。⑥王白渊，《告外省人诸公》，《政经报》社论，1946年1月25日。⑦褚静涛，《陈仪与台湾公营事业的初步建立——兼论台湾发展民营事业的政策取向》，《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⑧杨天石，《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蒋介石日记解读》，收录于《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⑨《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收录于《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P130-136。⑩《处理大纲全文四十二条》，收录于《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册)，P254-255。(11)朱浤源、黄种祥，《驻台日军投降后武器外流情况初探》。(12)王呈祥：《美国驻台北副领事葛超智与二二八事件》，(台)海峡学术出版社，2009，P264-294。
（谌旭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