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笆行》中描写一个长安歌妓从“屈身青楼”到“嫁给商人”的悲惨身世。在旧时代，一般妓女的出路只有两条：一个是“从良”，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嫁给商人妇，即为从良;一个是逃跑，这是一条险路，因为“窑主”或“老鸨”在妓院中豢养着一帮爪牙，专门监视妓女的出入，防止她们逃跑。自古以来，不堪妓院折磨的妓女选择出逃，并非新鲜事，但是这类事情如果惊动当时的最高统治当局，确属罕见。
海参崴，俄语：Владивосток，罗马化拼写：Vlapostok，其意是“征服东方”。在1860年之前，此地属于大清帝国的版图。1860年，中俄两国签署《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将海参崴割让给俄国。当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之后，海参崴成为俄罗斯远东地区交通的枢纽，其经济也繁荣起来。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海参崴的妓院生意日渐兴隆。
作为远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海防要塞，海参崴的居住人口在性别比例上显著失衡，那就是男多女少。清末民初，海参崴大约有10万人口，其中大多数是军人以及来往务工的单身汉。这就为海参崴妓院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那时的妓院名字起得都很雅致，如中国人开设的妓院一般叫“群仙书馆”、“怡红院”、“会仙阁”、“兰亭班”等等;日本人开设的妓院，通常取名为“日东书馆”、“日天书馆”、“日光书馆”、“日荣书馆”等等;朝鲜人开设的妓院，一般取名“明月”、“文之家”、“日新亭”、“莺之家”等等。在海参崴这样一个中俄日朝等国人口杂居的地方，妓院业竞争残酷。妓院为了招揽嫖客，往往迫使妓女们说一些违心的，如“我想很快嫁给你吆”之类的假话。
1919年4月16日中午时分，俄罗斯的港口海参崴缓缓驶入一艘名叫“海容号”的中国巡洋舰。此时的海参崴金角湾码头，已经停泊了四艘军舰，其中英美两国军舰各一艘，日本军舰两艘。抛锚之后，舰长林建章立即给北京政府海军部总长刘冠雄发去一份电报，通报平安。
林建章是年44岁，中等身材，小平头，四方脸，双目炯炯有神。他与时任海军总长刘冠雄和海军总司令蓝建枢，同属福建人。从晚清以来，中国的海军力量一直掌握在福建帮手中，牢不可破。林建章此次率舰前来海参崴，肩负一项重大的使命，那就是保卫此地的华侨安全。
海容号军舰在海参崴
在俄国的华侨大多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和海参崴，其中，海参崴是俄国华侨聚集的重镇，当时，海参崴常住人口大约十万人，其中有华侨3万左右。华侨在俄国主要从事做工或者开洗衣铺等商业活动，有不少人发家致富。苏俄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引起华侨的不满。在此背景下，英美日等国先后派军舰来海参崴保护其国侨民。在海参崴中国总领事邵恒濬和当地华侨商会的反复要求下，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才决定派遣林建章驾驶海容号军舰来海参崴，保护侨民。
海参崴华侨
1890年代初，林建章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先后在各种军舰上服役，历任管带和舰长。1918年3月，他的同乡刘冠雄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海军总长，刘冠雄对于林建章这位福建小同乡格外提携，故而将此次远赴海参崴护侨的光荣使命交给了他。自然，林建章不敢怠慢，他到海参崴之后，立即与海参崴总领事、山东人邵恒濬协商护侨事宜。恰巧此时，上海招商局商船“飞鲸号”也驶抵海参崴，于4月18日运载1716名华侨从海参崴开往山东的烟台。此时的海参崴，俄国革命党到处煽风点火，中俄国两国的胡匪也趁火打劫，合谋抢劫“华洋富商”，直闹得当地外侨人心惶惶。然而，飞鲸号救人心切，急则生乱，竟然在海参崴码头被驳船碰撞，导致船腰损伤严重。
雏妓翠福引发的冲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容号军舰的舰长林建章虽为人忠厚，待人友善，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好色。自海容号军舰抵达海参崴后，全舰官兵宛若进入了天堂，找到了一个尽情寻欢作乐的场所。海参崴华人区鸦片烟馆林立，妓院、赌场应有尽有。贵为一舰之长的林建章不以身作则，初来乍到，就包养妓女。上行下效，林建章以下的全舰官兵时常出入海参崴的赌场、妓院，在那里狂嫖滥赌，冶游无度。更令人不齿者，海容号军舰上的官兵竟然在赌场、妓院与日本官兵发生冲突，还被日兵追打侮辱。海容号军舰上有一位军医名叫戴寿潘，此人外号“包米”，他与当地一家妓院的老鸨孙氏打得火热。老鸨子孙氏是一位40岁的风流寡妇，徐娘半老，丰润犹存，在海参崴华人区的“四合成院25号”开设一家妓院。在海容号军舰抵达海参崴不久，适有孙氏妓院中的一位名叫“翠福”的雏妓，因不堪老鸨孙氏的虐待，乘乱逃出。于是，孙氏决定请求海容号军舰的军医戴寿潘帮助捉拿翠福。
海参崴大街上的华人
翠福的悲惨遭遇，是海参崴中国华侨命运的缩影。海参崴曾是中国的领土，后被沙俄据为己有，这里是远东著名的国际贸易枢纽，商机多多，故而吸引了大量华侨来此淘金，但是华侨客居在俄国人的土地上，不得不忍气吞声。当时，俄国人普遍瞧不起中国人，他们见到中国人，总会说：“要不要盐?”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发问，然而只要明白其典故，就知道这是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极端侮辱。据说，从前客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定把他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皮棺材，他怕时间太久尸体会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腌好，再行运回。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但是“要不要盐?”便成为了俄国人嘲笑、侮辱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即使到1920年代张国焘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去苏俄开会时，还会遇到俄国人提出这样侮辱性的问题。作为海参崴的中国雏妓，翠福自然少不了遭受俄国嫖客的肆意侮辱，俄国“老毛子”喜欢酗酒，他们喝醉了之后，就会拿鞭子抽打女人，像翠福这样的苦命女子，在海参崴不止一次遭受凌辱。危急时刻，翠福趁乱逃出了孙氏开设的妓院。
逃离虎穴之后，雏妓翠福投靠她的义父邓仪顺，邓仪顺住在海参崴华人社区的“王老五院”，在这个院子里还住着他的铁哥们刘殿开、展棉洪和张容三等人。为防不测，邓仪顺把翠福托给刘殿开代为收留，随后，邓仪顺托人向老鸨孙氏说情。其实，翠福在去年6月间已经逃出来一次，结果被孙氏抓了回去，现在，翠福第二次出逃，当然让妓院老鸨孙氏恼羞成怒。在军医戴寿潘的帮助下，老鸨孙氏与刘殿开争夺翠福。这件事惊动了海参崴中国总领事邵恒濬，戴寿潘还写信给邵恒濬，请求邵氏出面评判，将翠福判给孙氏。然而，领事馆并非审判庭，但是邵恒濬碍于戴寿潘的情面，只好召集两方的人证，在领事馆公开对质。
中国军队在海参崴登陆
老鸨孙氏自恃有海容号军舰上的军医戴寿潘撑腰，便在领事馆信口雌黄，诬蔑邓仪顺、刘殿开等人抢劫翠福，其目的是向她的妓院勒索绑票;她还百般抵赖，死不承认虐待翠福;同时，孙氏还对总领事邵恒濬谎称，她无儿无女，故而将翠福视同己出，如果翠福和她回去，她将为翠福选择一个良婿。然而，孙氏的谎言，在翠福及其义父邓仪顺、刘殿开等人提供的铁证下，不攻自破，翠福在大堂上叙述自己被孙氏虐待的经过时，声泪俱下，誓死不愿返回妓院。总领事邵恒濬察言观色，明断秋毫，他说：“鸨奸诬抢、虐待，恃符各情，情无疑义。”邵恒濬是一位学者型的外交官，他对翠福动了恻隐之心，于是，邵恒濬利用孙氏在领事馆的虚伪言辞，表示领事馆方面愿意代替孙氏的妓院，为翠福选择配偶，并借此为老鸨孙氏“扬名”。邵恒濬此计一出，果然让孙氏哑口无言，不得不假装同意。于是，孙氏、翠福以及刘殿开等人在海参崴中国领事馆的当场对峙，表面上宣告平息。
然而，老鸨孙氏绝非善罢甘休之人。事后，她又伙同军医戴寿潘，游说海容号舰长林建章出面，与邵恒濬领事再度交涉，企图要回翠福。与此同时，孙氏和妓院的流氓散布谣言，说海容号军舰的官兵将登岸，为孙氏夺回妓女翠福，并扬言要将刘殿开等人枪毙。此事在海参崴闹得沸沸扬扬，俄国人还为此专门询问邵恒濬总领事，邵恒濬考虑到此事有辱国体，矢口否认。为了消除领事馆与海容号军舰林建章舰长的误会，邵恒濬特意邀请林建章以及海参崴中国商会的正副会长，在领事馆再度会审妓女翠福，翠福面对众人，叙述被虐往事，声泪俱下，令观者动容。林建章也洞悉老鸨孙氏的奸谋，对邵恒濬的判决无异议，允照原判，令翠福脱离妓院。但是，军医戴寿潘仍揪住不放，喋喋不休，最后，邵恒濬忍无可忍，决定帮人帮到底，派专人将翠福解送上海，交给外交部驻沪特派交涉员酌情核夺，妥善安置。
冲突的升级
军医戴寿潘是海容号舰长林建章的亲信，两人过从甚密，老鸨孙氏与戴氏狼狈为奸，戴氏亲自为孙氏写“诉状”，歪曲事实，诬告妓女翠福和营救她的邓仪顺、刘殿凯等人。1918年5月9日，戴寿潘代表孙氏，执笔写了一份《呈邵恒濬领事书》，这份呈文虽颠倒黑白，却无意中记载了雏妓翠福的悲惨身世。现在，我们引用《呈文》内容如下：
具理由字，盛门孙氏，年四十岁，山东莱州高密县人。因氏夫早年亡过，上无姑翁，下无子媳，乏人依靠。经同乡人引进，前来海参崴，开设女闾，以资生活，计有七年。当民国五年见，该处有宁波人李氏，即现在松竹戏院女伶金牡丹之母，由上海买来一女，名曰二宝，即翠福。学戏无成，转租氏为女，身价钱一千二百吊，斯时俄帖高，折大洋九百六十元之谱，八年为限，给钱赎回，立有租字为据。氏自租此女之后，爱若掌珠，未曾稍施夏楚。氏想自己无女，虽别人之女，不啻若自己出，众所共知，即此女亦绝无犯上之处。
由此可知，翠福是1916年被海参崴的松竹戏院女伶金牡丹的母亲从上海买来的，然后被转卖给老鸨孙氏，其购买价格是大洋960元。孙氏的妓院有一帮无赖之徒，充当皮条客，这帮人与海容号军舰的官兵整日厮混在一起，他们将主持正义的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视为眼中钉，几欲除之而后快!而海容号的舰长林建章在属下的蛊惑下，对邵恒濬也日渐不满，双方隔阂日深。
老鸨孙氏仰仗海容号军舰官兵的支持，竟公然来到邵恒濬所在的领事馆，在光天化日之下，泼妇骂街。邵恒濬知道，孙氏来骂街，其背后当然是戴寿潘等海容舰官兵的主使，为顾全大局起见，邵恒濬只好忍气吞声，没有与孙氏计较。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海容舰官兵又因另一个妓女雅仙的事情，来领事馆找麻烦，直弄得邵恒濬总领事穷于应付，叫苦不迭。
邵恒濬是山东人，海参崴的华侨绝大多数也是山东人，无论是出于乡情，还是恪守公职之责，邵恒濬都在尽力维护华侨的利益，而林建章领导的海容舰官兵却忘记其营救华侨的初心，对海参崴华侨多次勒索压榨。林建章屡次因海容号军舰上的士兵烦闷为由，向邵恒濬和海参崴中国商会提出，请求允许海容号军舰士兵免费看戏;又说海容号军舰士兵粮饷微薄，希望华侨戏院能够给予半价优惠。邵恒濬总领事和海参崴中国商会沟通之后，决定拒绝林建章的无理请求，此事让林建章对邵恒濬颇为不满。
1918年6月13日，正值端午节，海参崴中国商会给海容号军舰上的官兵送去食物，表示慰劳之意;但是，林建章及其属下毫不领情。端午节之后，邵恒濬于6月14日在领事馆设宴，盛情款待林建章，林建章如约而至，酒过三巡之后，借着酒劲，发起了酒疯。林建章扬言说：“我来海参崴保护，领事馆与商会太无礼，准备明天率舰离开此地，不再保护。”说罢，林建章举杯欲摔，邵恒濬急忙起身劝慰。但是，林建章不知好歹，打碎酒杯，推翻酒桌，口出秽言，扬长而去。林建章的行为，让邵恒濬忍无可忍，1918年6月16日，邵恒濬致电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提出辞呈;6月17日，邵恒濬再次致电外交总长陆征祥，告知林建章来函干涉，禁止他押解华人土匪卢宝彦等人，再次提出“辞职自去，较省事也”;6月20日，邵恒濬将林建章及海容舰官兵在海参崴的种种恶行，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详细揭发，狠狠地告了林建章一状。此事当然为林建章所知。
1915年，京师同文馆校友合影，前排左一为邵恒濬。
林建章做贼心虚，动用了他与海军总长刘冠雄的同乡交情，请求刘冠雄为他解脱。1918年6月26日，海军总长刘冠雄致函外交部总长陆征祥，点名派遣林建章在外交部的好友傅传贤，请傅氏亲赴海参崴调查情况，调节邵恒濬与林建章的冲突。1918年7月25日，外交部职员傅传贤抵达海参崴，例行公事地询问了邵恒濬总领事、海参崴中国商会以及海容号军舰官兵。傅传贤是林建章的好友，他也趁此机会极力地讨好海军部的福建帮。8月16日，傅传贤将精心准备好的《海参崴调查报告》交给外交部总长陆征祥。他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极力袒护林建章，为其开脱罪责，并把海容号军舰上的军医戴寿潘当做“翠福事件”的替罪羊。傅传贤在报告中说：“林建章到崴以来，与英美各舰异常联络，交际极忙，舰员等亦颇知自爱，安分从公，约束兵士，极有纪律，侨众非常感激，有口皆碑。”
在谈到林建章在领事馆推翻酒席一事时，傅传贤说，这是因为林建章是福建人，不会说北京官话而引起的语言误会。他说：“舰长不善操北京语，平时言语，已不易辨，酒后喃喃，更难明了。”在谈到妓女翠福案件时，傅传贤为林建章辨白说：“妓女之案，与林舰长无干，而领事所以误会者，实因中医戴寿潘所致。查戴寿潘妄自尊大，不明事理，语多悖谬，以致军舰与领事馆生出种种误会问题，今虽悔过，咎无可辞。”经过傅传贤的这番解释，林建章算是全身而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纵容海容号军舰官兵嫖赌，压榨海参崴华侨问题上，林氏不但没有遭到北京政府的问责，反而加官进爵，被北京政府晋升为海军少将。
1918年春夏之交，由雏妓翠福所引发的海参崴总领事邵恒濬与海容号军舰的舰长林建章的冲突，虽然不过是北洋政府1918年出兵海参崴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却充分折射出十月革命后海参崴中国侨民社会的人生百态。其中，既有邵恒濬总领事为民请命的孤胆壮举，也有林建章和戴寿潘这样无耻堕落的北洋海军。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雏妓翠福只因遇到了她的义父邓仪顺、刘殿开以及总领事邵恒濬，才得以逃离火炕，更多海参崴的中国妓女仍然在那里遭受凌辱，过着非人的生活。
海参崴码头的中国女子
(位于海参崴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所的傅乐吉(Sergey Vradiy)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诸多帮助，特此鸣谢!)
（杨之）
20世纪初的海参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