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汉字在朝鲜半岛大行其道
没有学过韩语(朝鲜语)而初次踏上韩国土地的中国人，会对那些由横、竖、圈构成的韩字(朝鲜字)感到一头雾水，更有不少人认为那简直就像是“天书”——尽管它其实是很容易学习的拼音文字，就像我们过去的注音符号一样。如果偶尔看到几个汉字，那就简直会喜出望外了。
不过仅仅在六七十年前，情况却还不是这样的。那时朝鲜半岛使用的书写系统，是汉字和韩字混用的。所以中国人来到朝鲜半岛，即便语言不通，却能大致猜出文字的意思，就像现在在日本的情形一样。这个阶段，大约从19世纪末叶持续到20世纪中叶，可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
再往前，上溯到15世纪中叶韩字发明的年代，有四百多年时间，是以汉字书写系统为主，以韩字书写系统为辅的时代。那时候所有的官方文件、外交文书、历史著作、文人文集，乃至人名、地名、路标、招牌……都用汉字书写;只有一些民间书契、私人书信、小说唱词、土风歌谣……才用韩字书写。所以那时候的中国人来到朝鲜半岛，阅读上不会有任何障碍，人际交流也可用“笔谈”方式——因为即使说的不一样，但写出来的都一样。
再往上溯，一直到西元前的古朝鲜时期，有一千几百年的时间，朝鲜半岛上只用汉字，也只有汉字可用。不要说任何的公式文字，一定是用纯正的汉文来书写的，即使是那些土风歌谣，也不得不用汉字来标记(这种标记法叫“乡札”，又称“吏读”;它传到日本以后，被用来标记和歌，称为“万叶假名”)。汉字是当时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系统。其实不仅朝鲜半岛是这样，古代东亚各地区都曾经是这样。汉字曾经是东亚汉文化圈的通用文字，故汉文化圈又常被称为“汉字文化圈”。
也就是说，在韩字发明前的一千几百年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系统;在韩字发明以后的四百余年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正式的书写系统。这即使在东亚汉文化圈中，也是非常突出的现象。与此同时，韩字作为正式的书写系统，即使加上六七十年的过渡期，至今也不过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考察汉文化在文字和语言方面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首先就不能忘记以上基本的历史事实。
韩国寺庙中的汉字牌匾
朝鲜半岛为何长期使用汉字
韩语(朝鲜语)与汉语分属不同的语系，朝鲜民族使用汉字会有诸多的不便，尤其是两者的语法完全不同。这正如朝鲜学者郑麟趾《训民正音序》所说的：“吾东方礼乐文章，侔拟华夏;但方言俚语，不与之同。学书者患其旨趣之难晓，治狱者病其曲折之难通。”那么，为何还会出现以上历史现象呢?为何汉字会使用了近两千年呢?
在一开始，大抵是因为朝鲜民族在只有语言、尚无文字时，便开始与发达的汉文化接触，自然而然地借用汉字来表情达意，正如郑麟趾《训民正音序》所说的：“盖外国之语，有其声而无其字，假中国之字以通其用。”不仅是朝鲜民族，中国及周边的其他许多民族，也都是这么做的。
不过其他民族大都早早便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而朝鲜民族则迟至15世纪始行创制，且创制以后也仍乐于继续使用汉字，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在看起来，是因为他们当时非常尊崇汉文化，把使用汉字作为认同汉文化的标志，也作为提高自己在汉文化圈中地位的手段。朝鲜世宗率学者创制韩字后，集贤殿副提学崔万理等人上疏反对(见《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三页二十a)，其理由便表明了上述认识。
确实，在当时的东亚汉文化圈里，汉字运用水平的高低，也是一地区“面子”攸关的大事。比如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召见高丽忠烈王时，还在“文化程度”上着实自谦了一番：“朕不识字粗人，尔识字精细人。”(《高丽史》卷二十八《忠烈王世家》一)“识字”、“不识字”的“字”，指的自然是汉字，因为这是当时两国间的外交用字。在军事上不敌元朝的高丽，在“文化程度”上却挣回了面子。
朝鲜世宗率学者创制韩字，除了想以之来书写民族语言之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动机，就是由它们表述汉字的‘正确’读音”，即起我们今天的注音符号或汉语拼音的作用。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当时人称韩字为“谚文”，意思是“不正式”的文字，以与“正式”的文字“真书”、“文字”(皆指汉字)相对，而处于低一级的地位。这与日语中称汉字为“真名”，称和字为“假名”的情形一样。而在汉字与“谚文”之间，则还有“吏读”，即文字用汉字，语法依韩语的书写方式。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汉字级别最高，“吏读”次之，“谚文”又次之。这其中反映出当时人对汉字的尊崇态度，以及对本民族文字的轻视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韩字创制并颁布以后，也仍未能马上取代汉字成为正式书写系统的原因。这一延迟就是四百余年。
汉字的退场背后的东亚历史
对于汉字与韩字态度的根本逆转，直到19世纪末叶才悄然来临。根本的原因既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落后挨打，失去了它在东亚汉文化圈中传统的领导地位，以及由此而保有的文化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同时也是由于作为近代世界性潮流的一环，朝鲜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由于这样的根本原因，时代风尚开始发生巨变，汉字不再享有它曾享有了约两千年的尊崇，开始逐步退出朝鲜半岛的文字舞台;而韩字则作为民族主体性的象征受到空前的重视，逐渐成为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系统。
朝鲜半岛最早的报纸的用字变化堪称晴雨表。1883年10月，第一家政府报纸《汉城旬报》出版，该报只用汉字;1886年1月改为《汉城周报》复刊，汉字和韩字混用;第一家私营报纸《独立新闻》创刊于1896年4月，纯用韩字(另有英文版);第一家日报《每日新闻》于1898年4月创刊，也纯用韩字。由此可见，大抵以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为分界线，报纸用字由汉字向韩字变化。不过，变化尚不彻底，从此时起至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稳定在混用汉字和韩字的中间状态。其时的官方文件和书刊杂志，都采用了这种混合书写系统，颇类似于现代日文的情形。
彻底的变化是在战后(尤其是在1970年后)发生的。虽然不久南北便分断为两个国家，却都采取了相似的文字政策，即只用韩字作为唯一的书写系统，而不用汉韩字混用的书写系统。北方的朝鲜和中国的朝鲜族，从1950年代上半期起，已逐步取消了夹用的汉字;韩国则早在1948年10月，便公布了专用韩字的法令《谚文专用法》。汉字自此正式退出朝鲜半岛的文字舞台。此时距朝鲜世宗率学者创制韩字已有五百年，距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已有近两千年。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仅就韩国的情况而言，虽然随着各个时期文字政策的摇摆，偶或出现允许夹用汉字的情况，但主要只用韩字的政策则是一以贯之的，在朴正熙时代则尤为登峰造极。这与现代日文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战后盛行的民族主义潮流显然有密切关系。率学者创制韩字的朝鲜世宗备受推崇，其肖像被印在一万韩圆面值的钞票上，其雕像被竖立在每所小学的校舍前。他颁布韩字的日子被韩国定为“韩字日”(한글날)，每逢此节都要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学生的练习簿上都印着“爱国语，爱国家”(국어사랑,나라사랑)的口号，是否爱用韩字被看成是否爱国的标志。经常会开展“国语净化运动”，检查是否有“语言污染”的情况。在青年人中颇有影响的《韩乔来新闻》(韩乔来，한겨레，意为“同胞”)，一个汉字也不用，以此特立独行的实践，表明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光州事件”中创刊的《光州新闻》也是如此。首尔景福宫正门光化门的匾额，“光化门”三个大字，一度是韩字“광화문”，在韩国传统建筑的匾额中为仅见。这是故朴正熙总统之所为，他以文字政策强硬著称，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现已恢复使用汉字匾额)。
韩字与汉字的纠葛
不过，由于汉字在朝鲜半岛上已使用了近两千年，汉字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朝鲜语言的“骨髓”里，因而禁用或不用汉字虽然痛快，却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而长期使用汉字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流行的民族主义意识，也围绕着汉字的使用问题发生冲突，政府和民间对汉字的态度也因此摇摆不定，互相对立。
比如韩国学校的文字政策，几十年来便一直反反复复，时而全用韩字，时而恢复教授汉字，时而限制汉字字数，让学生和家长无所适从。即使是允许初高中教授部分汉字(韩国政府1972年8月16日公布了初高中汉文教育用基础汉字各九百字;而小学则从1970年起不被允许教授汉字)，但也只放在括号内作注释之用，所以学生仍然不加重视，到了大学时还读不懂专业书籍，理解不了书中的内容。同时，由于规定的只是“基础汉字”(非强制性的)，而非“当用汉字”或“常用汉字”(也就是强制性的必用汉字，如日本政府便先是规定了一千八百五十个“当用汉字”，后来又扩充为一千九百四十五个“常用汉字”)，因此汉字的夹用与否和夹用多少，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和标准，全凭人们自己随心所欲地决定。因此你可以看到一本小说，里面一个汉字也不用;也可以看到一篇学术论文，里面充斥着汉字。有些报纸或多或少地夹用汉字，有的报纸如《韩乔来新闻》则一个汉字也不用。混乱也反映在政府机关的标志上，政府和法院的徽章上用的是韩字，宪法法院和国会的徽章上用的是汉字。有读者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应统一使用韩字。也许是采纳了其意见，国会后来已改用韩字。
韩国的交通标志牌等曾全用韩字，不附加汉字(倒是附加英文)，这让来自使用汉字国家的游人深感不便。我就曾不断听到朋友们抱怨，说是来到韩国就变成了“睁眼瞎”，根本没法出门、上街、旅行;不比在日本等国家，即便语言不通，出门、上街、旅行却全无问题，因为交通标志牌等都使用汉字。这个当然也可用“入乡随俗”、“客随主便”来解释，但事实上却不利于吸引邻国游人政策的推行，结果受到损害的还是韩国的旅游业。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首尔的地铁甚至有用汉语报站的。
韩字本质上是一种拼音文字，它原先的一个功用，便是拼写汉字的发音。同一个韩字，往往代表了在韩语中发音相同的许多个甚至几十个汉字。不用汉字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大量的同音字词易造成意义的混淆，解释的混乱，在人名、地名和书面用语方面尤其是这样。如果在法律文书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后果之严重是显而易见的。在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时也有同样的问题，由于不用汉字直接表达，而是用韩字译其发音，于是其译音便人言言殊，不能统一，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仅相互之间不同，而且自己也跟自己打架，前面是那样译的，后面便成了这样译的。比如一样是“上海”，译成韩语有两个字的“상해”(韩式发音)，也有三个字的“상하이”(中式发音)，不明就里的，还以为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当然会给读者带来困惑，读者对此也很有意见。不断有读者写信给报社，希望能够统一译音方式。但其实这是因不用汉字而造成的，一用汉字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汉字教育的不足和受忽视，还容易引起现代韩国人与古代文化之间的隔膜。在我和韩国朋友一同外出旅行时，便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令人感叹的场面：面对一些名胜古迹的汉字匾额或碑铭，他们作为本国人却不知其义，反要我这个“外国人”来对他们作解释。比如有一次去名刹通度寺玩，其山门上有汉字匾额曰“靈鷲山通度寺”(“靈鷲”是“灵鹫”的繁体字)，韩国朋友说不认得上面写的是什么，我解释说就是此寺的山名大号。他们不禁感叹了一番，说以前也常来此寺，也常看到此匾额，但到底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尤其是“靈鷲”两个字更如“天书”。我也不免感叹了一番，想想韩国近百年的变迁真是太大了。
还有图书馆里那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那大都是用纯正的汉文写成的，与中国的古籍一模一样，但是现在却很少有人能利用它们了。一般的人连汉字都认得不多，遑论要看古汉文的文献了。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人数太少，而且由于他们已远离了汉文化传统，因此对于汉字汉文的语感已大不如前，即使是出于著名学者之手的汉文标点，也常会出现一些由语感缺乏而导致的常识性错误，不免令人为之惋惜。
(本文选摘自《青丘汉潮：中华文化的遗存与影响》，邵毅平著，中西书局，2017年1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邵毅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