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政治的致命之处，不仅在于其可以左右政局，还在于其能够借助子孙为家族的政治事业续命，令涛声依旧。然而大变革时代，政治演进的涛声本不该这般依旧，但涛声却依旧得如此从容而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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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学斌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二日，享有“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之誉，被左宗棠称为“身留京师，系天下望”的重臣祁寯藻驾鹤西去，终年74岁，清廷赐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可谓隆遇。不及半载(同治六年四月)，又一显宦周祖培撒手人寰，时年75岁。清廷亦未怠慢，赐谥号“文勤”，实属优恤。
老臣一一凋零，惹来后辈之慨叹。翁同龢赴祁府吊丧时恸哭不已，于日记里写道：“先公执友至此凋丧尽矣！”众所周知，翁父乃大学士翁心存，除却祁、周二人，尚有彭蕴章。这四位长者在咸丰、同治之际的进退与作为，对于政局之消长与变幻，绝对是举足轻重，堪为彼时老人政治的样板。
早早规划的人生
老人也是由菜鸟蜕变而来，祁、彭、周、翁四人亦然。不过于政坛摸爬滚打，拼的除了能力、情商与运气，当然还有一要素估计大家都懂得，那就是家族背景。而此四位家境皆不寻常，较之一般贫寒士子，算是赢在起跑线上。故他们的人生，已非单单属于自己，而早被规划为家族发展的一部分。
祁寯藻，字春圃，山西寿阳人。其父祁韵士，官至户部郎中，好歹是中央部委的正处级京官，见多识广，可以说为儿子未来发展积累了一定基础。祁寯藻天资聪颖，年纪轻轻便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道光元年(1821年)，祁氏入值南书房，时常与皇帝相伴，加之其学识厚重，兼通义理、考据，颇得道光赏识，成为“天子近臣”。经过十余年磨练，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祁终成正果，跻身军机处，自此位居枢桓达十四年之久，预闻机密无数。
彭蕴章，字泳莪，出身江苏长洲名门彭氏。彭的曾祖父乃乾隆朝兵部尚书彭启丰。正仗着这份祖上恩荫，彭以举人身份迈入官场绿色通道，以内阁中书职务在军机处充任章京，积累了不少人脉资源。后彭又考上进士，于是仕途愈发平坦，咸丰元年(1851年)杀入军机处，一待便是十年。
周祖培的老爹也是很值得拿出来炫的，丝毫不输于前面二位。其父周钺，官至鸿胪寺少卿，按官阶可卡在副司级，在京官中也算得上体面。周祖培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27岁金榜题名，后经几大部委历练，虽始终未能入主军机，但毕竟官拜体仁阁大学士，绝对称得上位高权重。
翁心存的背景则稍逊一筹，倘若拼爹，必败无疑。其父翁咸封，曾任海州学正，相当于地方教育局局长，属于基层公务员序列，故无法为子女在京城发展提供便利。然翁父严厉的家教、渊博的知识与良好的学风对翁心存甚有影响，其能实现读书改变命运，与此关系极大。翁氏自30岁进入仕途，勤勉谦逊，一路走得顺遂，两度出任帝师，也做到了体仁阁大学士的高位。
无疑，在帝制年代，这四位俱是万众艳羡的人生赢家，他们能够于仕途平步青云，自与家境密不可分。然若能走得平稳深远，则更依靠个人的修为及对政局的判断。
步步惊心的危局
毋庸置疑，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老人们，他们拥有着常人罕匹的执政经验，这十分可贵，亦十分可怕。它会让长者们趋于无为与世故。
民国著名段子手沃丘仲子对祁寯藻的评价甚低，指出其“性迂阔，好为识微之论，所议辄廓落不可行”。确如其言，祁氏虽老成持重，却往往尚空言而不务实。咸丰登基初期，一心求治，于是总问计于祁氏“用人行政之道”。祁每每“引经据典，动逾晷刻”，其滔滔不绝且不切实际的言论令同列大臣们深以为苦。咸丰刚开始还听得进去，后来也颇不耐烦。1855年，祁称病求退，咸丰不作挽留，爽然允之，并且未按惯例为祁氏暂留大学士一职，而是立即将其授予贾桢，此人乃恭王的老师。故祁氏隐退，并非因病，而是识时务之举。彼时恭王已入主军机且以非常规方式取代自己的首席之位。与一位年仅二十出头的天潢贵胄共处中枢，矛盾似不可避免，与其日后身陷囹圄，不如乘早离开，以待时机。祁氏选择稳居三晋，“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实在老到。
不久恭王果然被咸丰清理出军机处，后开明官员文庆短暂执掌，但终因重病辞世。于是首席军机大臣这个大馅饼砸在了彭蕴章的头上。彭氏向来之行事风格，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廉谨小心，每与会议，必持详慎”。说得难听点，即不表态、不担责、只磕头、少发言的和事佬。当时同僚私下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彭葫芦”，意在讽刺其一向“唯阿取容，从无建白”。这般胸无大志且能力庸常之辈占据显位，在波诡云谲的官场中倒也稀松平常，不过就日趋险象环生的时势而言，绝非福音。后来曾国藩的心腹薛福成在品评咸丰朝祁、彭两位相国时，用了“有学无识”四字，可谓颇中肯綮。在他们任期，衰局恶化为危局。
当然，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你死我活的千钧一发之际，老人们的作用又尤为关键，他们的判断与导向往往直接关系着某派实力的兴亡荣枯。就在彭氏任内，肃顺已悄然崛起。随着肃顺日渐强势，素来明哲保身的彭蕴章名为首辅，实际伴食宰相而已。后其感觉形势不妙，索性以养病为由开缺。这样，在朝堂内能与肃顺略能过招的汉人高官，便只有翁心存与周祖培了。
翁氏为人倒也刚直，“与肃顺同官不相能，屡乞病，不许。(咸丰)九年，复固请，乃予告去职”。然而次年，肃顺便以“户部宝钞案”失察之名，给予翁氏革职留任处分。如此一来，四位长者，唯剩下周祖培与肃顺周旋了。恰这老周正是虚与委蛇的太极高手。民国另一著名段子手徐一士据李慈铭日记断定周氏“容容保位，无它可称”，实在低估了他的胸怀与能量。周氏心知，面对咄咄逼人的肃顺，硬来显然不明智，只能以退为进，伺机而动。
辛酉年，周祖培一改往昔唯唯诺诺之态，成为打虎关键人物之一。咸丰殡天后，清廷内部已隐然分化为肃顺集团与叔嫂集团两大阵营，一场宫廷政变不可避免。就在双方尚彼此试探之际，周祖培首先发难。他私下授意门生御史董元醇于八月初六呈递《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公开质疑肃顺等八大臣之合法性。董折基本观点其实就八个字：“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一切具体事务，当更据现实情况有所变化，不必拘泥于旧例，但帝王乾纲独断，则为千古不易之经。正因如此，既然同治年幼，不能亲政，就必须由两宫太后暂代朝政，以防止类似肃顺之徒“稍肆其蒙蔽之术”。况且历代帝王无不讲究亲亲、尊贤，故唯有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又无偏任之嫌”，“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实意在抬出恭王，制衡肃顺诸人。
董折可谓雪中送炭，令两宫、恭王眼前一亮。幕后之人定是周祖培，此事最高层不言自明，这让他们心中大致了解到老臣们的政治倾向，也愈发坚定了扳倒肃顺的决心。之后在组织汉族群臣支持政变过程中，周氏出力尤多。待打虎成功，周祖培又连发三招，深得两宫之意。首先，对于肃顺等人，他建议“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除之而后快；紧接着他又特意令秘书班子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替慈禧草拟《太后垂帘章程》，详细论证了两宫垂帘听政的必要性；同时，周上折指出原先由载垣制定的年号“祺祥”，意义重复，请予更正，遂改为“同治”。
政变前后，周氏由隐忍到爆发，表现可谓非常给力，为叔嫂集团最终获胜立下大功。老臣于沧海横流之中的砥柱角色，由此可见。
紧紧攥住的地盘
常言道：“树大根必深”，如此方能枝繁叶茂。正因沉浮中枢数十载，老人们往往有着极其广博的人脉网络，甚或已形成自己的派系，故他们欲图维系己之势力不倒，即使身退心也不能退，必须关照乃至袒护自家心腹。同治初年的“何桂清案”即是最佳印证。
同治登基，基于多种考虑，朝廷需要昔日的耆硕宿旧出来站台，于是老人们纷纷回归。祁寯藻、彭蕴章、翁心存“三人者并与肃顺不协，先后去位”，政变后“联翩复起”。祁、翁二人“辅导冲主，一时清望所归”，彭则再度执掌兵部。就在老臣们纷纷就位时，朝廷决定审理昔日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逃跑一案。
何桂清，字丛山，云南昆明人，自幼聪明勤奋，悟性甚高。他年仅15岁就考中举人，四年后又高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何氏之官运颇为亨通。他先后任过知县、学政、侍郎等职，36岁时便担任会试主考官，两年后更是外放浙江巡抚，跻身省部级一把手行列。何氏仕途如此顺遂，与祁寯藻、彭蕴章两位靠山之垂青赏识极为有关。当时正值太平军起，据说祁、彭等老臣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团练武装完全看不上眼，且很不放心。一次曾氏历经千辛万难，攻下武昌。咸丰得知捷报后，“喜形于色，对军机大臣曰：‘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身旁的祁寯藻立马泼了一盆冷水，对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默然变色者久之，由是曾国藩不获大行其志七八年”。本该属于他的湖北巡抚一职也赐予他人，这令曾好生不爽。故祁、彭二人大力扶植何桂清等人，实为了替他们看好地盘。
何到任后，从各个方面鼎力支持江南大营，协调内部关系，大营面貌焕然一新。仅45天后，清军便接连攻陷南京东南的溧水、句容，进而又乘胜围攻南京。次年，何氏又调兵在浙西、皖南作战，屡获大捷。年少得志的何桂清，此际已是感觉好到飘飘然，忍不住将牛皮吹上了天，他致书彭蕴章，称“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可谓忘乎所以。
与此同时，曾国藩却举步维艰，急需何氏支援。曾派人向何借饷，何置之不理。于是曾只得在江西、浙江等省就地筹饷，这势必触犯了何氏以及祁、彭等人的利益，“江右误于涤生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何甚至秘密上折指斥曾剿匪不力，不明就里的咸丰迅即颁谕一通训斥。
但到头来还是何桂清先栽了！1860年5月，李秀成攻破江南大营，又乘胜进围何桂清坐镇的常州。何决心弃城而走，退驻苏州筹饷，以图再战。当时常州民众跪在道旁，乞求何氏留守。何为了出逃，居然开枪打死19名无辜百姓。然而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何只好逃到上海。朝廷因何桂清弃城而走，将其革职，由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立即逮捕何桂清，解送北京。
同治元年五月，何入刑部监狱，案件进入审理阶段。此时，江苏士绅纷纷要求严办此渎职总督。但祁氏联合另外十六名大臣，以“一品大员，用刑宜慎”为由，主张免何桂清一死。祁甚至针对主张杀何桂清的一派人放言：“国人皆曰可杀，臣亦国人，未敢谓其可杀。”可见何氏后台之硬。
然而昔日的大腿，已风光不再。在该案上，两宫与恭王必须适时树立天威，展示强悍手腕。况且他们深知像祁、彭、翁、周这拨年逾古稀的政坛老人，虽护驾有功，但若任其发展，实不利于自身统治与改革推进。故他们给了曾国藩一个顺水人情，责令其查复何桂清退往苏州的禀牍问题。早已欲除之后快的曾氏，抓准机会收齐证据，并亮出杀手锏：“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铁证如山，是年冬日，何桂清被弃市。
何桂清之死，令老人们对曾国藩之恨咬牙切齿。1861年秋，彭蕴章递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诋楚军、削曾国藩权者，三致意焉”。此奏正中叔嫂下怀，为湘军攻陷南京后屡遭政治打击，埋下伏笔。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传统社会，人们常夸赞肱骨重臣“老成持国”，殊不知一旦涉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老臣亦堪误国。究竟持国还是误国，其距离往往一线之隔，结果却霄壤之别。
阵阵不绝的涛声
老树之所以四季常青，关键在于根深蒂固，常舒新枝。与祖辈一样，考虑培养家族政治事业接班人，至为重要。就在周祖培去世后不久，曾国藩极为罕见地于日记里对周家公子大加批评：
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
此段吐槽自然不单指周家公子一人，实在是对彼时“官二代”“官三代”子弟集体品质与形象的生动描写。
然而就是这位不学无术的周家少爷，日后却依仗老爹的福分混得一员外郎的闲差。不过这绝对是老子英雄儿瓜怂的失败案例。其余三家的少爷则重复着老子当年辉煌的故事。彭蕴章之子彭祖贤坐到了湖北巡抚的位子；祁寯藻之子祁世长也追随先父的脚步，一度担任工部尚书；翁心存之子翁同龢更是超迈其父，历任两代帝师、执掌军机八年之久。恍惚间，这一串名字似乎预示着历史又回到了原点。
或许老人政治的致命之处，不仅在于其可以左右政局，还在于其能够借助子孙为家族的政治事业续命，令涛声依旧。然而大变革时代，政治演进的涛声本不该这般依旧，但涛声却依旧得如此从容而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