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朱批：“朕是喜好吃荔枝。”故而他同意官员进贡，但又说，荔枝“仅是水果而已，并非为饭茶，不能充饥”。他不希望看到由于进贡荔枝而使沿途滋生事端，为了这种“无用”之食物，损害他的好名声。
雍正七年福建总督高其倬的荔枝进贡单。
作者：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专治清代政治史)
荔枝今天已是地摊货，但在古代对于北方人来说实在是难求之物。
近读邹怡的《荔枝之路：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如何到长安》，文章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指出入贡唐玄宗的荔枝来自四川，走驿路三至七日可到长安，还具体地画出了路线图。
读毕此文获益良多，同时感到，这种考察似乎是在“驿递方式”与“递送时间”间找平衡点：一端是大家都知道的杜牧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端是白居易在《荔枝图序》中所说，其果“如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清宫也有荔枝贡，那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进贡原是荔枝树
或许是深受杜牧诗句的影响吧，今日有人如是写清宫饮食：“帝后们食用的山珍海味，多由各地进贡而来。地方官们竭力搜寻各种珍异食物，以供皇室使用。东北的熊掌、‘飞龙’，镇江的鲥鱼，南方的荔枝等，常常要通过驿站，飞马传送至京城。”作者丝毫没有考虑到南方到北京的距离及荔枝如何保鲜的问题。
清覆亡后不久，《前清宫词百首》(见《清朝野史大观》卷二)流传，其中一首云：
荔枝龙眼并枇杷，活色生香撷露华。首夏轮舟飞挽至，红尘一骑笑唐家。
并有诗注予以解释：“清制，闽广荔枝、龙眼诸品皆贡干实无鲜者，意在恤民。至海禁大开，轮舟通行，例贡之外，多进鲜果，数日而至。”
此诗注根本否认清前期有鲜荔枝入贡，入贡的只是荔枝干，并且顺便夸赞了这是皇帝的“恤民”之举。
这里首先牵涉一个问题，清宫有无鲜荔枝贡？答案是有的。
清宫鲜荔枝贡来自福建，当时闽中荔枝甲天下。顺治、康熙时期的江苏江阴人陈鼎遍游南方，著有《荔枝谱》一卷，记载福建、四川和两广所产荔枝共四十多种，而谱以福建为首，如“福州荔枝种类甚多，绝品则十八娘、状元红、将军紫，皆皮薄核小肉厚，甘如琼浆，啖数百颗不厌……”
安徽歙县张潮将此谱收入《昭代丛书》(见甲集第六帙)，于康熙三十六年(1679年)刊行，并为谱写序。他特别提到了当时的荔枝贡：“圣天子宰制万邦，守臣毕献方物。年来取荔枝树，驰送京师，计日而达。”
张潮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地方向清宫进贡的是“荔枝树”。但“驰送京师，计日而达”？令人生疑。
桶种船运到京师
清宫的荔枝贡到底如何进行？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初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奏报一清二楚：
荔枝盛产于福建地方，小树插桶内种植者，官民家中旨有，其味不亚于大树所产者，此等小树木载船运至通州甚易，并不累及官民，亦无需搬运人夫。是以将臣衙门种植桶内之小荔枝树，于四月开花结果后，即载船由水路运往通州……于六月初，赶在荔枝成熟之季，即可抵达京城。
这表明：一，进贡的荔枝树是可放入桶中种植的小树品种；二，是在四月荔枝开花结果后，船载一路北上，六月荔枝成熟时正好送至北京。
下面再看看雍正七年福建总督(雍正五年至十二年福建、浙江分设总督)高其倬的荔枝进贡单。此次他进贡荔枝树四十桶，共计鲜荔枝四百七十九个。进贡单详细开列了每桶的果实情况，可见官员是多么地郑重其事：
第一号二十五个 第二号十八个 第三号九个……第三十九号十八个 第四十号六个。
最后开列了护送荔枝进贡的人名名单：“差外委千总吴俊麟，兵丁陈世伟、何朝风，花匠王文。”
同时福建巡抚刘世明进荔枝四十桶，共计鲜荔枝五百二十六个。
浙江平湖人沈初(1729~1799年)，乾隆二十年(1756年)榜眼，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任主管地方文教的福建学政。他在福州时，看到闽浙总督、福建巡抚衙署中陈放数百桶荔枝树，时节一到就选择树大实繁者数十株装船进贡。他还特别指出：“载闽中水随之，日以溉。”而这些荔枝树到京成熟一株仅存果“二三枚”。因为果子少见，大臣能得到赏赐一枚已是幸事。
至于味道，沈初曾得到过御赏，两相比较，“其味逊在闽中远甚”。
苏格兰籍著名纪实摄影师约翰·汤姆逊作品《中国的水果》，应摄于1870年前后的福建，图右下角是一颗剥开的荔枝。以影像记录晚清中国社会实况而闻名的汤姆逊在图注中说：“荔枝可能是其中最美味的一种了。”
人们总会说，封建统治者有时为了口腹之欲，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道理是不错。但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一句：这荔枝贡究竟谁来买单？
康熙朝前期，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各进二十桶，四十七年(1708年)时康熙帝传旨福建督抚：
往年各家进荔枝二十桶，明年各家只进十桶罢。你们每年带有余树以防补数。明年地头只带十桶，路上就有掉坏，你们不必害怕也，没有什么大干系。
到了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康熙帝又下旨：“停送荔枝，如若需要，另行降旨。”
君命难违，但不进贡大臣又不自安。第二年六月荔枝成熟时，巡抚满保请求将荔枝以蜜腌浸，然后进贡。这得到了康熙帝的默认。
雍正继位，服丧期过后，荔枝贡又恢复了。
千金难买帝王笑
雍正帝不希望看到，由于进贡荔枝而使沿途滋生事端，为了这种“无用”之食物，损害他的好名声。
上次说到，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初九日，闽浙总督满保、福建巡抚黄国材上过一份关于荔枝贡的奏折，上有雍正帝的朱批：“朕是喜好吃荔枝。”故而他同意官员进贡，但又说，荔枝“仅是水果而已，并非为饭茶，不能充饥”。他不希望看到由于进贡荔枝而使沿途滋生事端，为了这种“无用”之食物，损害他的好名声。
雍正七年厘定福建官员的养廉银数目时，雍正帝注意到该省督抚进贡食品甚多。据史料可知，除鲜荔枝外，他们还进贡有福圆膏、福圆干、酸枣膏、荔枝乾、莲子、蜜浸荔枝、莲心茶、花香茶、郑宅茶、红柑、文旦、芦柑、桔饼、闽姜、紫白番薯、红黄柚、青果、蜜罗柑等。每年福建总督、巡抚此项开销需用银各一千九百六十六两。
这是怎样一项花费呢？可以做一个对比：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福建巡抚刘世明奏称“巡抚衙门一切需用，养赡办事之人与备办身衣口食，奖励出力官员并推广皇恩，资助三党亲戚，酌量于不丰不吝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五千金”。换言之，食品进贡费用相当于巡抚衙门年度总开销的一成多，尽管我们不确切知道“一切需用”中是否包括了该项费用。顺便提一句，福建巡抚衙门最后厘定的养廉银数目是一万二千两。
形势无疑是严峻的。雍正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勤政殿召见福建总督高其倬，他先指出福建督抚衙门每年所进食物很多，听说都是己力买备，自己以前因未有奏闻而不知，这种作法“甚属不是”：
尔试思：朕用尔等为督抚大吏，惟要尔等竭诚矢公，整顿地方，乃为效力封疆。此等食物，朕所用亦甚少。不过留为赏赐内外诸臣之用，岂要尔等出数千金买物进献乎？即以此等买备即为效尽心之处乎？
爱惜物力圣明时？
1821年，闽浙总督颜检上疏，以“采运艰难”为由，请求罢岁进荔枝。道光帝下诏，永远停贡。
雍正帝随即要求，进贡花费不必从养廉银中动用，俱从闽海关杂项下银两内动给，并且专门下旨减少了果品数目。
雍正帝似乎一点也不糊涂，他不令督抚个人掏腰包的措施无疑值得称道。但督抚二人又是如何反应的呢？除了照例感激“圣恩教诲”“圣心体恤”之外，他们更请求皇上：
福建每年所进荔枝树一项，臣等未开入动给之内。此种乃福建独产之果，臣等身在地方，应行恭进。且臣等养廉又仰荷圣恩加给，实能办理。臣等敬图报之处，岂仅在此？臣等愚以为，如臣等身在远地，于己祖父经年无一食物献敬，心岂能安？何况君父之前！伏乞皇上俯准，将此一种赏给臣等自行办理，少安犬马之忱。
对于此折，雍正帝最后的批示是“览”。也就是说，对于督抚自办进贡荔枝树是他同意了，可以看出雍正帝的改革并不彻底。而由官员的卑屈下作，可见奴才终究还是奴才。当年康熙帝下令将荔枝由二十桶减至十桶时，时任福建巡抚张伯行就上奏欢颂：
其物至微，为费无多。乃蒙皇上垂念，特谕减少。仰见圣明之轸念人情，爱惜物力，至深至切，真自古以来帝王所未有也。
总之，福建督抚仍照例每年进鲜荔枝贡。例如，乾隆五年(1740年)署理福建巡抚布政使王士任进贡荔枝树六十桶，共鲜荔枝六百二十五个。
我们不清楚这种荔枝贡一次花去督抚们多少钱。终于，到了道光元年(1821年)，闽浙总督颜检上疏，以“采运艰难”为由，请求罢岁进荔枝。道光帝下诏，永远停贡。
道光十三年(1833年)五月，浙江按察使张岳崧调任大理寺少卿。他于七月十七日坐船从江苏清江杨家庄起程，沿运河北上，八月初三日至天津。二千七百多里，前后共十七日。他在《运河北行记》(见《筠心堂集》)中说，所坐之船名“芦篷”，“小而轻”，询问船家，回答说：“昔年闽贡荔枝用此船也。”
张岳崧接着说：“圣人在上，屏却珍异，此船弃置河干，等诸无用。而余得以济吾行，岂独余之幸哉？”——确实值得发些感慨，不过是又将行些好事的皇上径称为“圣人”罢了。
这时转眼间已从康雍乾盛世到了道光朝，离鸦片战争全面爆发只有短短七年了。后来，张岳崧以积极协助老同事林则徐严禁鸦片，在近代史上留下了一笔，但临终前(卒于1842年)却不幸得悉了大清的首次溃败。
真不知他遇到的是好时候，还是坏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