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看清了军方林彪权力的上升，“刘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稳是林彪的”，他心里想，“林彪虽阴险狡诈，但他生逢天时，应该在他身上投点资，来个双保险”。于是他想出了投桃报李的计策，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一心想帮助林彪铲除贺龙这个“心腹大患”。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顾保孜，原题：野心家康生如何用阴谋敲开权力之门？节选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内乱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已经摊牌，全国的形势异常紧张，康生意识到“神仙打仗”的时机到来了，但他这个“小鬼”决不能因此遭殃，必须从乱中抓权，谁是强者就跟谁走，俗语说“有奶便是娘”嘛。
康生看清了军方林彪权力的上升，“刘少奇垮台，第二把交椅十拿九稳是林彪的”，他心里想，“林彪虽阴险狡诈，但他生逢天时，应该在他身上投点资，来个双保险”。于是他想出了投桃报李的计策，充当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和吹鼓手。当时，林彪曾煽动说中国有人搞政变，康生紧紧抓住了这次立功的机会，捕风捉影，一心想帮助林彪铲除贺龙这个“心腹大患”。
他在一个学生写的说贺龙要组织“二月兵变”的材料上大作文章，7月27日傍晚到北师大散布“彭真策划搞政变”的谣言。随即，这一新闻在全国爆炸开来，顿时刀光剑影，阴风滚滚，好像社会主义大厦马上就要倒塌下来。康生抓住了“兵变”的“事实”，甚至“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使林彪那篇贼喊捉贼的“五一八”讲话有了落实。这一招，极大地博得了林彪的欢心，叶群曾亲自给康生打电话代转林副主席的问候。
实际上，“二月兵变”事件是康生亲手制造的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耸人听闻的大冤案，是康生酝酿的一个大阴谋。彭、罗、陆、杨相继被打倒，毫无提防的贺龙遭诬陷，在没有经过任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堂堂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被捕入狱，身陷囹圄之中，陷入呼天不应、叫地无语的绝境，很快便在囚室里折磨致死。
林彪在军队中的阻力清除了，而控制中央专案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铁腕人物--康生，在贺龙身上施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明明早已看到北京卫戍区于7月29日写的关于向人大、北大借房驻军问题事实真相的报告，却公然进行陷害和诬蔑，直到将贺龙置于死地。康生不愧是“文化大革命”得志的大奸，他任意捏造离奇古怪的大案件，遇到适宜的气候，就登台兴风作浪，无中生有，制造出一件件耸人听闻的冤案。
贺龙含冤而死之后，康生又在林彪身上作了进一步的投资。他看到林彪的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变越高，便又想出了讨好林彪的主意。他吩咐中央党校的心腹，高规格印出数万套封面烫金的《林彪文集》，并亲自恭恭敬敬地将样书呈送给林彪，邀功请赏，使林彪更觉得他是一个足智多谋、不可多得的智囊谋士。
然而，康生毕竟是一个政治场上的高级投机商，狡猾透顶，文集虽然印出，但并没有向下发。他做了两手准备，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因为他知道，古今中外，威高盖天的人，往往都以悲剧收场。果不其然，康生的老谋深算应验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劫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康生吓出一身冷汗，他立刻下令将储备的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神不知鬼不觉地送进纸浆厂，销赃灭迹。可见康生这个大阴谋家完全是一个投机惯犯，他只知为非作案，玩弄政治阴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相大白之时，他却默不作声，销声匿迹。
在康生一生的政治投机中，因为他阴谋多变，从来没有自始至终的死党，相比之下，他同江青合作的时日最长。首先是介绍江青入“龙门”，接着又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审干中袒护江青的被捕历史，保驾江青安然过关。随后，又阴谋策划，让从苏联归国的贺子珍永远离开毛泽东身边，又一次保了江青的“大驾”。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倒刘少奇后，康生又在令江青极为嫉妒的王光美身上打主意，给王光美定了个“特务”的罪名，替江青射了一支“复仇之箭”。这一切都十分讨得江青的欢心。江青的感激之情自不待言，将康生尊称为“智多星”和“大恩人”，经常给康生通风报信，或一旁美言。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集团彻底垮台，康生就像一个赌棍，将赌注输得精光。他受到如此大的打击后，便重病缠身。既然自己不能亲自出马，只好将最后的宝押在江青身上，倾力死保“女皇”，尽“顾问”之职，寻找新的靠山。党的“十大”之后，重病在身的康生，积极推行“保江组阁”的策略，本指望江氏王朝里能涂上更多的康氏色彩。但事与愿违，他们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斗争即将成功之际，康生正在焦急等待上演的“好戏”，被“癞狗扶不上墙”的“四人帮”给演砸了。这对于康生这个大阴谋家来说，真是有十二分的不甘心。“真是太不争气了，这样的大好形势，即将毁于一旦”。康生感叹之余，也为自己的来日做着新的打算。
康生通过最后权衡利弊，已感觉到形势对“四人帮”不利，秘密叫来了唐闻生、王海容，揭发了江青、张春桥“叛徒”的丑恶历史，详细地说出了证明材料，并叫她们原原本本地转达上去。康生当时身为党的副主席，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他不向组织揭发，也不向中央提出，而是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立功”，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
康生，一生狡黠，诡计多端，他的赌注都是押双宝，而且是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玩弄权术，他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世外高人”。但临死之前，还最后施展的投机钻营，恐怕连江青都想象不到，自以为是的中国至高无上的“女皇”却被自己的“大恩人”给秘密出卖了。
但历史是不会忘记他所做的罪过的。1968年7月、8月两个月内，康生授意和亲自排列的几个骇人听闻的政治黑名单，将72%的中共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者，将61%以上的中共八届监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将50%左右的三届人大常委委员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国特”、“里通外国分子”等等。这些迫害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黑名单居然成为康生“立功”提升的重要依据。
康生迫害大批干部的同时，依据“血统论”对干部的子女也竭尽诬陷和迫害，仅中央党校被株连的“黑帮子弟”就有150多个。这些青少年还没有真正走向社会，就被进行了无情斗争，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痛苦的烙印。
在自己的阴谋不能得逞，或阴谋暴露而受到攻击时，康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马前卒”，甚至将他自己的心腹打手或干将抓来作“替罪羊”。
1967年初，康生以为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他别出心裁地担心军队中还会窝藏着刘少奇、邓小平的“残渣余孽”，于是向林彪呈报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当时林彪正想借着这把刀将自己的敌对势力斩草除根，于是一股阴冷的黑风开始冲击军队，作为国家柱石的人民解放军领导机构开始大乱，陈再道、许世友等大军区司令员，有的成为“阶下囚”，有的遭受着人身污辱。
然而，正当康生踌躇满志的时候，毛泽东回到北京，听到各地围攻军队的消息感到势态严重，“将军队搞乱等于是釜底抽薪”。他怒斥林彪、康生一伙乱军夺权，起笔批道：这是“毒草”，“还我长城”。这真如平地一声惊雷，康生慌了手脚，“吓得魂不附体”。而后，康生想出了“金蝉脱壳”之计，寻找替死。阴险奸诈的康生在形势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时，不惜抛出他们的得力党羽，移物栽赃，加害他们的打手和干将，把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入牢狱。
事后，康生担心内幕败露，又谋划对王力、关锋的好友，在“中央文革小组”宣传组当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进行残酷迫害。李广文被逼迫走极端，宁愿争个“鱼死网破”，于是他深夜贴出了揭发康生的大字报。他本已成为康生的亲信，却被害坐了10年监狱，因之而受株连者多达350人。
1966年8月，康生为了将刘少奇彻底置于死地，首先授意南开大学的红卫兵成立“抓叛徒战斗队”，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随后，揪“叛徒”之风，刮遍全国各地，他们目无国法，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整别人的黑材料。
康生亲自指示造反派对张闻天、安子文等同志进行围攻。实际上，康生所称的“叛徒集团”纯属子虚乌有。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的高级干部，在1931年至1936年，曾被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刘少奇和北方局为营救这些同志，曾向中央打过报告，根据中央的决定，才想办法将这些坚强不屈的同志营救出狱，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但“文化大革命”中，明明熟悉这一情况的康生，竟然颠倒黑白，将61人打成“叛徒集团”，把刘少奇说成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对刘少奇狂加迫害。
康生对在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孟用潜、丁觉群等人，也曾用十分狠毒的手段进行逼供，残酷迫害。康生不断罗织和加重刘少奇的罪名，将刘少奇诬蔑为“叛徒”、“内奸”和“工贼”，直至在开封监狱，将刘少奇折磨至死。
康生整人可以不需要任何事实和证据，为了将民族的精英一网打尽，不惜对广大革命群众下毒手。“文化大革命”中，在他的挑唆下，全国出现了派性大战，众多的群众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遭到镇压。他制造的“内人党”黑风，在内蒙古草原上“刮”走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性命，16222人被迫害致死，受诬陷群众多达346000多人。康生对全国广大群众的迫害，从“揪内人党”事件中可见一斑。
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性的刽子手，可以说毫不过分。在几十年的害人经历中，他发明了许多害人的理论：根据“主观想象”、“可能”的猜测、“由此及彼”的株连，要不就是“相面”或给他人“栽赃”。多年来康生自居为防奸专家，而实际上，他集历史奸恶之大成，以防奸为名，行谋害忠良之实。他残酷迫害妨碍他夺权的人，达到了惨无人道、随心所欲的地步。
（顾保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