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来了？
1943年，在洛杉矶人最为关注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在中途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之后连战连捷。战线已远离美国西海岸，洛杉矶人不用再像两年前那样穿着裤子睡觉，以防日本人突然登陆了。不过7月8日这天一早，洛杉矶人又被“日本人”吓得半死。死灰色的浓密烟雾静悄悄地滚滚而来，整个洛杉矶都被这烟雾吞下了。虽是白天，却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皮肤的刺痛和鼻子的酸呛，催逼一些惊慌失措的人得出一个判断：这是日本人释放的化学武器!
不安的洛杉矶市民
此言一出，满城惊惶。不过据首先恢复冷静的工程师们推断，烟雾是附近工厂里的气体泄漏。当局立即向大家宣布了这个结论，安抚市民，并保证明天大风一吹，空气就好了。
第二天确实好了。不过第三天，浓雾又来了，此后一个月，洛杉矶天天被浓雾笼罩。1943年8月，迫于市民的压力，市政府承诺在当年年底前完成浓雾的治理工作。
到底谁干的？
市政府先要搞清浓雾来源于哪里。经过简单调查，目标锁定在一家天然气公司上——他们一次意外失火导致了化学品泄漏。市政府正准备对其下达禁令，华盛顿联邦政府打来了电话，告诉市政府，那家公司在为军方生产橡胶，不能禁，还派专人空降洛城来安抚群众，承诺天然气公司会减产配合市政府的治理。天然气公司减产之后，但烟雾还是一如既往。1943年底，洛杉矶市长不得不收回之前的承诺。
屋漏偏逢连阴雨，市政府出师未捷，《时代周刊》又跑来凑热闹，一篇报道把洛城浓雾的事态和市政府的无能搞得人尽皆知。市政府对媒体的追责十分无奈，因为美国宪法明文规定不能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此外，作为一门有利可图的大生意，资本的力量早已注入媒体，媒体硬实力不可小觑。《时代周刊》等媒体就此进入浓雾治理的舞台，长时间对治理进展进行报道。烟雾治理的最后成功，独立的媒体监督贡献很大。
二战结束后，市政府终于能全力对付烟雾了。他们成立了“空气污染管理局”，然而污管局根本没有证据能指明到底哪里是污染源。坐不住的《时代周刊》发文指出治理烟雾必须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解决，不然一切都是妄谈。他们还在1946年底聘请一位大学教授作为独立调查者来调查浓雾成因。学术界从此加入浓雾治理。
难产的真相
调查专家的报告出炉，认为制造业废气和洛杉矶地形以及气候等条件叠加，是烟雾形成的原因。另外还总结出一个的污染治理原则：必须在源头加以控制。
读过报告后，政府、媒体、民众兴奋了好一阵。回过味来又发现，说了那么多好像又什么都没说。制造业这个概念太大，具体是哪种制造业呢?源头又在哪里呢?另一方面，正如《时代周刊》所呼吁的那样，浓雾治理开始走向立法。1947年6月，市议会颁布法案建立“空气污染控制区”，首要目的是查明浓雾成因。
没有制造业的让步，这法案是通不过的。他们也明白不可以长时间对民众的愤怒置若罔闻，民众手中的选票是有价值的，政客们要这些选票，就必须得迎合民众。而在浓雾治理上要迎合民众，政客肯定要找制造业的麻烦。为了不给自己惹事，制造业不得不做出让步。
不过让步是有限度的，“空气污染控制区”负责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默契地和制造业老板打起了“太极”，处理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又竭力宣传控制区的工作成效，甚至把办公室搬到工业区旁边，摆出一副大功不成死不罢休的样子。可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浓雾的进一步恶化。
民众还隐约感觉到烟雾与呼吸道以及心血管疾病存在着因果关系，这种感觉得到一些医生支持，只是还没有具体实验数据出炉。
市政府工程人员手中却掌握着指向明确的证据和线索，只需再顺藤摸瓜地走上几步，就能找到浓雾的罪魁。对于美国当时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来说，要分析出浓雾的成因，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市政府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真相的出现。
莽撞的外来人
1948年，洛杉矶浓雾依旧，媒体继续引领民众围逼政府。《时代周刊》又出招了，他们拉来沃尔特•迪斯尼先生为他们制作动画短片《烟雾》，再配合各种文章，细致描绘愁云覆压下的洛城众生相，敲打市政府的不作为。《观察家报》更是直言市政府白费五年时间，一无所获。
1948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则新闻在洛杉矶民众怒火上又浇了一把油。宾州小镇多诺拉遭遇烟雾问题，造成20多人死亡。洛杉矶人坐立不安，群起逼问市政府给出烟雾的成因和治理办法。政府又责问污染管理区，管理区吞吞吐吐，无法交代，负责人被迫辞职。
但管理区其实不是什么都没做，1948年底，他们聘请加州理工学院的斯米特教授加入研究团队，寻找烟雾的成因。斯米特，荷兰人，是30年代末来到美国的一个学术派专家，对于学术之外的恩怨纠葛，他既不了解，也不关心。
斯米特教授(右)
对于烟雾成因，即使大家心里都估计出了大致相同的答案，但由于政府和各种学术机构受各自利益所限，一直没做什么实验，这就无法确定是谁的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治理。而外地人斯米特在洛杉矶各方的博弈之外，他不用管那么多。经过严谨实验，他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烟雾来自于整个汽车工业产业链，包括能源采炼、制造以及驾驶。废气在洛城紫外线强烈的阳光照耀下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烟雾。兜兜转转五年有余，洛杉矶烟雾终于查出来源，随即被命名为“光化学烟雾”(也叫“哈根烟雾”)。
大家总算明白有关部门这几年来吞吞吐吐的原因：以能源开采和机械制造为代表的重工业是美国的经济支柱，也是洛杉矶的经济支柱，这些人得罪不起。真相不太出乎意料。这是个政府想说却不敢说，民众想说又说不出的结论。从喜悦中平静下来后，真相开始考验大家的接受能力。
与我何干？
最先反击斯米特结论的是工业巨头。他们指使受其供养的学术机构，也弄了个烟雾报告来混淆视听，为自己辩护。他们甚至还气势汹汹地到斯米特教授的主场加州理工学院去摆擂台，直接与他展开辩论。辩论结束之后，斯米特接到一张对手悄悄递过来的纸条，上面写着：你知道我是靠谁吃饭，你也知道我不得不那样说。
辩解的目的在于推卸责任。但他们为此找的理由却也不全是耍赖，尤其是他们指出烟雾是全社会的问题，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分摊。这斯米特也承认。他的结论大多不出人们意料，除汽车尾气之外。他把这个问题也算进来，就意味着洛城里每个驾车人都是污染源之一。民众对这个结论恼羞成怒，他们不再追捧斯米特，转而指责他胡说八道，对他的解决方案不屑一顾。
闹腾了好些年，民众有些疲了，对烟雾也渐渐习惯了，对斯米特失望之后，他们渐渐退出事件争论的中心地带，纷纷选择置身事外。从福特大众化的T型车征服洛杉矶人开始，经过三十年，洛杉矶已是仅次于底特律的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地和销售市场，每一天，洛杉矶都有250万辆汽车在各处来回;1700辆新车加入;消耗12000吨汽油;在当时汽车燃油93%燃烧率下，产生840吨汽油变成废气进入空气。那么500万洛杉矶人平均每人每天贡献168克。当然，这个数字看上去倒不那么吓人。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认为：这污染是大家攒起来的，我一个人不过是其中微小一份子，改变不了任何事情。所以，就这样吧。
进退两难的民众以调侃来缓解尴尬，关于烟雾的段子在五十年代十分流行。比如那时流行卖一种铁罐子，包装上的标签写着里面装的是纯正的加州土特产——洛杉矶烟雾。内附说明：当你快乐的时候，打开铁罐，直接放到鼻子下面，然后就会变得沮丧。
美国没有什么户口之类的说法，民众搬家迁徙是自由的。既然烟雾问题成了死结，许多人选择了逃离。1950年，7万余人主动搬出洛杉矶，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逃离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决方案，更不是城市主人公应有的态度。
真相使原本义愤填膺的民众忽然变成一盘散沙的状态。政府无能为力，民众短时间内又无法接受学术界给出的真相。烟雾于是变成了冷话题，媒体也因无利可图而暂时不再发声。洛杉矶似乎平静下来。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952年，英国伦敦发生严重烟雾事件，这个老牌工业大都市，两个月内共一万余人因烟雾丧生。伦敦的教训使洛杉矶民众相信，烟雾治理事关生死。在生死抉择面前，民众终于接受了斯米特教授早已给出的真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在各地风起云涌。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纷纷要求将宪法赋予的权利落到实处。1953年，厄尔•沃伦就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指挥下的最高法院在多起全国瞩目的个案判决中支持弱势一方，使得民权进步成为大势所趋。
二战后，大批美军将士回国结婚，引发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婴儿潮”。洛杉矶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了这么多孩子，以及在同一年龄阶段的妈妈们。到五十年代，第一波婴儿已到学龄，妈妈们都在担心同一个问题：浓雾围城，孩子上学怎么办?
几位妈妈站出来了，她们牵头建立了一个名叫Stop Out Smog(驱逐烟雾)的组织(简称SOS)。家庭主妇们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她们的交际专长，声势逐渐浩大起来。她们的行动打破了受制于各自所属利益群体的男人们留下的僵局;各大媒体也打起精神，再次跟进洛杉矶烟雾治理;医学界同时也拿出实验成果证明了烟雾对市民健康状况的恶化的确存在因果关系。
SOS组织
政府又坐不住了，1954年10月，加州州长终于第一次亲临洛杉矶调研，虽然他在调研之后的表态依然避重就轻，认为烟雾只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涉及法律。但是民众的愿望乃大势所趋，修改加州法律，制定适用于整个加州的新废气排放标准已经被议员们拿到了议会。三权分立的体制下，享有立法权的议会要做这件事，代表行政权的州长无权干涉。
像一场接力赛一样，家庭主妇们的这一棒跑完了，接棒的选手是加州那些有意改变现状的议员和律师们。从1956年开始，他们就试图在洛杉矶颁行法案，要求在所有新生产的汽车上强行加装尾气过滤装置。
颁布法案不难，但底特律的那些汽车界的老总们都一致抵赖说他们现在根本就做不出过滤装置，你要立法就立吧，反正你要的东西我就是不会造，难道你们洛杉矶人从此就不开车了?
最后一关也是最难的一关。
日本人真的来了
烟雾治理就这样僵持了好几年。虽然加州相继通过了限制汽车尾气排放的法案，底特律的汽车在加州销售额大跌，但这仍然没能迫使车界巨头向洛杉矶低头。虽然是市场是开放的，底特律人还是认定洛杉矶人只能买他们的车，欧洲车成本太高，成不了大器。
但是他们错了。在立法行动刚刚开始的1957年，洛杉矶人就遇到了底特律汽车的替代品——日本人生产的丰田汽车。这种车看上去很寒碜，不及美国车看起来皮实大气，因为任何一个能节省的地方都被日本人给省了。但洛杉矶人还是接受了日本车，因为日本车成本相对低得多，因此他们愿意接受加州的强制标准，随时可以加装改进装置。
到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汽车在洛杉矶的市场份额已经高到吓人的程度，底特律人才如梦方醒，赶紧换上讨好的嘴脸，承认尾气超标是烟雾形成的原因之一，接受加州的排放标准，希望能回归加州市场。但是为时已晚，美国汽车业的黄金时代就此一去不复返。
六十年代，环保的呼声在欧美已势不可挡，又恰逢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重污染工业转交给了他们。欧美国家国内的环境状况有了好转的契机，而且这种契机有利于当事各方。各国政府因此也坚定地站到要求环保的民众这边来。洛杉矶近烟雾治理征程，终到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刻。
新旧洛杉矶对比图
1970年4月22日，美国联邦政府接受大规模示威游行者的请愿，建立环保部，并颁布全国性的《清洁空气法》。此后的环保故事虽然还有很多，直到如今洛杉矶的烟雾治理都还没有彻底完成，洛杉矶的空气污染指数还是在拖美国的后腿，每年还是有大约二十天左右的时间PM2.5超标(大于75)，其中还有四五天达到了严重的级别(大于150)，离美国环保部规定的三天以下的及格线还有差距。民众的抗争之路还要继续走下去，但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法律的护佑，这条路虽然漫长，但已经不再曲折艰难。
（孙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