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中说：“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老祖宗朱元璋本义正确，是底下和后代落实不好，才成为恶政。
朱元璋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0期作者：王国华(作者系文史学者)
西汉初年，娄敬曾向刘邦建议，匈奴离长安不过七百里，骑兵一天一夜就能赶到，万一发生战事，长安堪危。既然关中地区战后少人，土地肥沃，“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充实关中，无事时备战，有事时出征。刘邦采纳之，从上述地区迁移了十万余人到关中。到了明朝，新贵朱元璋也来了这么一招，迁移成千上万的富户到首都南京及自己故乡凤阳。
先看看数据。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手下调查百姓的经济状况，工部从中选出5300户迁移到南京。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命令户部调查浙江、江西、福建、湖广等九布政司及应天、苏州、松江等十八府州的富户，家有土地超过7顷的共计14241户，列出目录，朱元璋亲自召见，“量才用之”——其实就是让他们搬家到南京。
朱元璋特意说明“欲令富民入居京师”是学习刘邦。其实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刘邦迁移的是能征善战的人及其后代，注重其作战经验和潜质；朱元璋迁移的是富户，注重其经济实力，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刘是备战，朱却为何？
表面上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富人有经济实力，到京城后可迅速建成一个繁华的都市。民间传说当时的南京城有1/3是著名富户沈万三投资修建的。即使具体数据有出入，沈万三在建设南京新城上出过大力亦是不争的事实。另外还能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手里有钱才敢花钱，才愿花钱，才能花钱。富户家庭的子弟大多接受过文化教育，基本素质高，可以提升整个城市的文明指数。
可换个角度一想，强行把马云、李彦宏、王健林、宗庆后、马化腾、刘永行等人都搬到一个城市里，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吗？一个人由穷变富原因很多，与其资源、人脉、居住地的风土人情都有关系，换个地方或许就不灵了，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况且当时的富户多为地主，人搬走了，土地走不了，必须卖掉或托人管理，如果出了事还得舟车劳顿回来处理，增加管理成本。富户经过这么一折腾，极易迅速变穷。所以如果算经济账，迁富户充京师，利弊参半，甚至弊大于利。
朱元璋算的其实是政治账。作为草根起家的革命者，对富豪的直接感受是他们的为富不仁，武断乡曲。至于富豪提供就业、创造社会财富，上缴税收的另一面，要等革命者上台之后，执政多年，需要维护现有秩序时才能体会得到。洪武三年，朱元璋刚上台就把富户中的代表人物召集到南京，“教训”了一顿，要求他们不许欺凌乡邻，要安分守己，以保其富，否则必还以颜色。仇官仇富、抑官抑富的“革命者思维”和做事方式，很容易获得底层百姓共鸣，估计民间已经掌声响起了。朱元璋再加把油，把富户迁移到身边来，“擒贼先擒王”，把有经济实力和有话语权的人制服了，其他人自然俯首帖耳。
富豪闭嘴天下安，这才是朱元璋打的小九九。
不知道这些富户后来怎么样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其子朱棣往北京迁移的富户倒有一个绵长的结果。
朱元璋死后，孙子朱允炆即位。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与之内讧，成功上位。这位被称为永乐皇帝的继位者登基后因袭乃父遗风，大搞移民政策。这其中有因战乱造成的人口亏空，需要从人口较多的山西、河南一带往自己的大本营北京迁移——著名的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即是此时流传下来的。还有迁富户充实北京的需要，其心理应与朱元璋有相同之处，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或许还有复仇心理。朱棣以藩王身份推翻侄子，自己当皇帝，一度被理解为篡位，民间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在双方征伐的过程中，南方富户肯定对建文帝朱允炆有所支持，将其全盘端走，可谓斩草除根。
朱棣迁都北京，南京作为陪都留存下来。政治上被边缘化，经济上也被抽血。朱棣首先从南京“取民匠户二万七千以行”，两万多户能工巧匠搬到北京。后又下令选应天、浙江富豪三千户，充实到北京宛平、大兴两县做厢长。“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的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明代在乡称里，在城称厢，厢长相当于里长。让这些富豪搬到京郊帮着官府管理地方，同时还免除差役，看起来还是很优待的。但对于安土重迁，被迫北上的富户们来说，再多的优待也弥补不了心灵的创伤与现实的落差。
祖先的坟墓还在故乡，想家是一定的了；大老远搬出来，被本地人欺负也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经济上需要重打锣鼓另开张，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能不能创业成功，继续维持富裕家境，只能听天由命。明史中说“供给日久，贫乏逃窜”，事实证明很不乐观。时间长了，他们坐吃山空，由富变贫，社会地位降低，只好跑路。有的回原籍，有的干脆另选地方，只要官府找不着就好。
但人是跑了，富户充填京城的政策不能改。官府命令，凡有跑路的，从其老家选取别的富户来填补。这就相当于连坐。其实哪里有那么多富户，经过第一轮筛选迁移之后，剩下的按成分划分也就是一些中农。那就“矬子里头拔大个”，谁家财富多于其他人谁就倒霉，反正窟窿得填上。老家剩下的“富户”不愿意来，只好检举揭发逃窜之人，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深。
时间到了宣德六年，永乐皇帝的孙子宣宗朱瞻基明文规定，富户已迁京入籍，逃回原籍或者躲避他处者，发配口外充军。《明律》充军条例多至二百三十条，发边充军分为附近(千里)、边卫(二千五百里)、边远(三千里以外)、极边烟瘴(四千里为限)，可见惩罚之重，且“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此时，距朱棣死去不过六七年，宣宗对其政策有一定延续性。尽管措施严厉，但富户逃亡事件似乎没有停止。这个过程中，官府也似乎在检讨该政策的利弊。
到了五十多年后的弘治朝，朝廷终于变得开明起来，宣布免除在逃富户的罪行，不必再押解到京，每户每年只需交纳三两银子，补贴宛平、大兴两县的现任厢长。你不愿意当厢长就算了，掏钱免灾。此时，最初逃亡的那些富户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也垂垂老矣，抓回来意义不大。朝廷此政策也算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或许还有新逃亡的富户。五六十年后，原富户的子孙还在逃亡，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见政策之歪曲。嘉靖二十九年，离永乐迁富户已经一百多年了，皇帝下诏说，从原先收取富户的银子中收取四百两，给宛平、大兴两县厢长代役。逃亡富户查实者每年减少一两银子，只交二两便可。至此，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正式的说法，真乃皇恩浩荡。
《明史》中说：“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老祖宗朱元璋本义正确，是底下和后代落实不好，才成为恶政。又是“上梁本正下梁歪”的典型说法，而我们看到的是，对恶政的清洗，如同吐一块口香糖到地上，他自己嚼完舒服了，殊不知，清洁工要擦啊擦，擦了一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