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与匈奴女子婚配，子孙繁衍，蔚为大观，自西汉以来，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
明代陈洪绶的《苏李泣别图》
作者：刘刚，李冬君
李世民有胡人血统，无论他怎样端拱，他那帝王气象，总还有几分像胡人；李白也有胡人血统，有人说他的诗，有浮士德精神，就来自胡人。
据说，他们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是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称拓跋魏。“李陵胡”对于唐民族形成至关重要，它开了北魏和唐两朝。
唐民族形成，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从血缘谱系上来确认民族身份，使其历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带了好头。
五胡效尤，追祖华夏，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
唐民族就在这样的追祖认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环，文化中国都在进展。五胡乱华，乱了王朝，而文化中国，却使北朝胡族在汉化过程中融合了。
对汉家的文化认同
汉化，是文化中国主流。汉化了的北朝，也终于回到了汉人之手，于是，一个新的汉朝——隋来统一了，统一王朝，而非统一中国。
自三代以来，中国何曾亡过？又何曾分裂？五胡乱华，可华还在，此后，更有辽、金、元、清相继入主，建立王朝，同样被汉化了。
这样的“华”——文化中国，本来就统一，无论治乱，或者兴亡，都不曾改变，统一与分裂，乃对王朝而言，不是对文化中国来说的。
我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衰，就因为在王朝中国以外，还有文化中国在。所以，天下兴亡时，是王朝中国亡，而文化中国以历史为根据，岂能亡。
守住文化根以史，发扬民族魂以诗，大唐江山，以诗发扬之，诗兴而国兴矣。故行科举以诗赋取士，以诗人治国，那是王朝之事。以诗性化胡族，形成新兴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兴起唐诗江山，是文化使命。
在唐诗的江山——四万多首唐诗里，唐民族被称之为“汉家”。在唐人边塞诗里，“汉家”属于文化中国。唐人的“汉家”，早已跨越朝代，符号化了，并充满意义。
汉朝，就指那个朝代。而“汉家”，却令人浮想联翩，其意义，如地热喷泉，使词语沸腾，“汉家战士三十万”，都是“好汉”！ “汉家”，出现于唐诗江山，被大而化之，成了唐民族的标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扬了汉民族的主体性，使汉家从一代王朝上升为民族代表。
对于“汉家”认同，五胡早就开始了，乱华的始作俑者刘渊，就打了“汉家”旗号，立国号“汉”，改姓“刘”，自称冒顿之裔，“汉氏之甥”，与汉家“约为兄弟”，其取晋而代之，是“兄亡弟绍”，而且推崇刘备，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汉宗庙以从民望”。
而北魏的汉化，就更为彻底了，先是崔浩从“整齐人伦，分明姓族”出发，提出鲜卑拓跋氏系李陵一族，并因此而招来杀身灭族之祸，南朝沈约则将拓跋氏写入《宋书·索虏传》中：“索头虏姓拓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留辫发为“索头”，人称“索虏”。
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做汉人，从这一时期及此后传世的北朝壁画、雕塑来看，鲜卑人头上的辫子都已经看不到了。
可拓跋氏还是拒绝了以李陵为先祖，而改姓为“元”。鲜卑人以“元”为姓氏，后来蒙古人以“元”为国号，都取《易》曰“大哉乾元”。
为什么拓跋氏不接受李陵为先祖呢？恐怕不是因为李陵投降，很可能是由于南朝人过于热衷所致。在认祖“李陵”问题上，拓跋氏不可能跟着南朝走。南朝士人与崔浩联手，打“李陵”牌，其意在为胡人的“汉家”身份提供认证，为汉化准备前提。
李陵的历史价值，被南朝士人用来推动文化中国进展。正是在这一时期，李陵的诗，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诗坛，被萧统择入《文选》，钟嵘《诗品》列在上品第一人，评价他的诗出身名门，源于《楚辞》，文多凄怆。李陵本为一代名将，命运又很悲凉，以此文化包装，矗立起悲剧诗人形象。
从“李陵胡”到“陇西李”的王朝统一战争
北魏统一前，中原是五胡十六国混战局面，五胡赌狠，人血洗战马，民族大屠杀，杀得汉人，血流成河，尸乱如麻。于是，汉人奋起，冉闵发出“杀胡令”，汉家绝地反击了！
冉闵“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驱逐“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当不杀胡不能救亡，不杀胡难以图存时，应该说“杀胡令”是民族战争，毕竟比王朝战争更具有全民性和民族性。
冉闵自立“大魏”国，号召全民杀胡，勒令胡人退出中原。惜哉！冉闵一死，世无太史公，遂使英雄沉沦，陷冉闵于无名，此乃冉闵之不幸，亦中国之不幸。
大凡民族精神，自有文武之道，文以化之，武以卫之，武不能卫，则文何以化？冉闵者，乃我民族精神之武卫者，而崔浩，则为文化者。
冉闵以全民杀胡，崔浩以李陵化胡，此二人者，一杀一化，都很伟大。冉闵是大英雄，崔浩是大政治家，没有大英雄之杀，哪来大政治家之化？
冉闵以杀，迫使胡人汉化；崔浩以化，将胡人化入汉家天下。然而，冉闵以杀死于杀，崔浩以化死于化，杀胡是战争，化胡也是战争，是更深层次的战争，有战争就有牺牲。二人以死，捍卫汉家尊严。冉闵以杀终结五胡乱华，崔浩以化使北方统一于鲜卑。
南北朝的出现，使战争性质发生改变，从外部民族战争，转向内部王朝战争，从大屠杀战争，转向大一统战争，南北朝都在为统一寻找合法性来源，崔浩于此时提出“李陵胡”，目光何其深远！为汉家把握了历史主动权。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这一点，由平城迁都洛阳，进入中原，一边汉化，一边进行王朝战争。然而，在统一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之前，南征也好，北伐也罢，都没有真正的赢家。不过，相比于五胡乱华，王朝战争开始变得文雅，为了申明战争理由，北魏孝文帝居然引经据典，与南朝使者辩论汉家礼法。
孝文帝也拒绝了认祖李陵，北魏遂与李陵绝缘，而没能形成与南朝对话并进行统一战争的基础，在南朝看来，你拓跋氏再怎么汉化，如果不是李陵的子孙，那还是胡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来统一的前提？
王朝没有认祖李陵，但民间胡人有了杀胡的教训，纷纷自认李陵子孙，正是在这种认同的基础上，北朝自北魏，经北齐、北周，以至于隋，终于回归汉人，以“李陵胡”为号召的汉人政权一出现，南北朝很快就统一了。
崔浩提出拓跋氏认祖“李陵”，背后隐藏了两个政治观点。
一是拓跋氏系李陵胡，此为以崔浩为领袖的北方士族与北魏合作的基础，如非李陵子孙，汉人以何合作？正是这一点使他招来杀身。
二是以李陵为号召，从民族战争转入王朝战争，为统一战争提供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拓跋氏拒绝认祖李陵，在统一战争中就不具有正统性。
总之，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与匈奴女子婚配，子孙繁衍，蔚为大观，自西汉以来，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
李陵，成了胡汉一体化符号，认同汉家，便是认祖李陵。
老英雄李广，因卫青不公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卫青被霍去病射杀；孙李陵，因孤军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郁郁而死。此后，英雄一脉，分为两支，一支在胡地，为“李陵胡”，一支在陇西，号称“陇西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既追祖老子，又认祖陇西李氏，被法琳驳斥。其实，拓跋氏在唐朝已称“李氏”，李世民之“李”，便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不属于老子和陇西李氏。
法琳虽然当面说破，但他也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他批评李世民“弃代北(拓跋氏)而认陇西”，却不知“代北”和“陇西”源出一支。
试想李陵在漠北，必对其子孙言先祖在陇西，故“李陵胡”认祖陇西李氏合情合理。李白亦自称出于陇西李氏，后来干脆认作李广之裔。
李广生不逢时，却飞扬在唐人边塞诗里，“飞将军”名矣！
汉家融合大合唱，那领唱的，是忠义传家子孙兴旺的飞将军李广，王昌龄那首最著名的边塞诗，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个新兴民族对英雄的向往，以子孙的名义，放声唱：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一个认祖英雄的民族，终于唱出了历史最强音——盛唐之音，一个英雄世家一如“秦时明月汉时关”，永世长存。英雄在天之灵，庇佑他子孙，英雄的遗愿，让子孙来完成，从这样的盛唐之音里，走来了两个最优秀的子孙：李白和李世民。
在民族大融合、汉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个英雄家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大团圆，“李陵胡”和“陇西李”在唐诗的江山破镜重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