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刘庄，却有一个很低调的主人，他就是刘学询。他是李鸿章晚年最为倚重的助手之一，李在广东辣手“打黑”、奠定杀回北京政坛的根基，没有刘这位实际上的“黑老大”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刘学询
作者：雪珥
美丽的杭州有一泓美丽的西湖，美丽的西湖有一座著名的豪宅，它就是刘庄，如今的西湖国宾馆。
著名的刘庄，却有一个很低调的主人，他就是刘学询。
他是一名富商，一名极其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却获得了极其非典型成就的“政治型富商”：
依靠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他成为广东博彩业最大的承包商，大清国的“赌王”，却依然难以逃脱被各级官吏勒索之苦，最终败于政府这个最大的“庄家”；
他深得慈禧的信任，被老佛爷亲自提拔为省部级高干(“正二品”)，充当密使，访问日本，试图建立中日秘密同盟；
他是张之洞的“钱袋子”，为张之洞到中央跑官要官提供运作经费；
他是李鸿章晚年最为倚重的助手之一，李在广东辣手“打黑”、奠定杀回北京政坛的根基，没有刘这位实际上的“黑老大”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还是孙中山的好朋友，从孙的第一次暴动开始，就成为革命党的金主，甚至还撮合过李鸿章与孙中山的合作，试图建立“两广共和国”； 孙甚至要推举刘在革命成功后“或为大总统，或为帝王”；最终，革命党的另一群人却依然将他的资产没收，毫不顾忌孙中山的多方说情；
他被时人称为“刘三国”，说他“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
但是，这么一个横跨商、政、学，通吃红、白、黑的人物，却最后失去了一切，其成功和失败，都因为同一个原因——中国式的政治参与。
“不扫一室”
1890年，35岁的干部刘学询下海了，而且经营的是赌博业——他中标投得了广东 “闱姓”第二期的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是1890~1896年。
这多少令后世读史人有点疑问：作为一名通过艰难的公务员考试(“科举”)、获得了干部身份的读书人，怎么会突然弃官从商，而且投身的又是如此的“贱业”？
刘学询家其实不差钱。他的父亲刘述庭，曾经担任琼记洋行在汉口的买办，属于第一批进入外企的大清金领，并且在大型国企轮船招商局积极对外扩张时，前往伦敦出任海外中资企业“肇兴轮船公司”的“出洋总办”。刘家的家底应该是厚实的，刘学询经营“闱姓”的承包费就高达440万元，另加80万元的捐款(“报效银”)，合计520万元(银元，约合白银374.4万两，折合人民币7亿4880万元)。虽说赌博业是暴利行业，但这种旱涝保“付”的成本，也是不小的负担和风险，没有殷实的家底，没有灵通的融资能力，根本不敢问津。事实上，在赌博业的招标过程中，政府就发现过投标者拿着假银行票据试图蒙混过关的案例。
那么，刘学询是否因为官场不得志而下海呢？
刘学询中举是在24岁，中进士则在7年后。31岁进士及第，自然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唯一遗憾的是，他的名次有点靠后，三甲第183名，属于榜尾，自然进不了翰林院，只能进入后备干部的行列等待“分配”。
有的学者因此推测，刘学询不耐烦这漫长的等待而下海。其实，大清国的官场已经彻底市场化，只要有钱，几乎谁都能买官。刘学询这样的“正途”出身的干部，花不了多少银子就能“补缺”(任命实职)，何况刘家银子也不少，更何况刘爸还有相当的高层关系。因此，基本可以排除他的“猴急”因素。
至于人际关系方面，虽然后来刘学询成为赌王之后的一些零星记载表明，他的个性还是比较张扬和坚韧的，但纵观他的一生，融洽的人际关系、优秀的公关能力，应该是他能不断逢凶化吉、在当赌王同时还在官场内呼风唤雨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排除EQ(情商)问题。
IQ(智商)方面，进士刘学询虽然名列榜尾，但毕竟万里挑一、跃过龙门了的，其在老家广东素有文名，日后做成富豪后被人称为“刘三国”，在“富可敌国、妾可倾国”之前毕竟还有个“文可华国”，对他文才的认定，还是超过了捞钱、泡妞的。当世名人如慈禧太后、李鸿章、刚毅、张荫桓，乃至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无论敌友，对他的能力从来无人小觑，为友者固然大加赞赏，多方提携重用，为敌者也如临大敌，设法除之而后快。
其实，刘学询投身并不光彩的博彩事业，其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做一番大事。据说，他12岁的时候，就在家中挂出条幅：“不扫一室”，其意思是要“扫天下”。这或许是他在猎取财富的同时，积极参与政治的动机所在？
偏门生意
粤人好赌，但大清国一向严禁赌博，于是，赌徒们流入了邻近的澳门，赌博业成为澳门的支柱产业。赌徒们给澳葡当局带去了巨额金钱，这深深刺激了为钱所困的大清。广东本土的著名思想家郑观应，撰写文章大声疾呼，希望朝野重视这一问题。张之洞在1884年出任两广总督后，因需筹措军费，对付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上奏中央，要求开放赌博，这不仅能提高财政收入，还能“以此堵塞澳葡之利”。
“闱姓”赌博遂获准开办，成为中国第一个官办彩票，实行承包经营，6年为一个周期，承包费用高达440万元，相当于每年73万元(银元，约合人民币1亿512万元)，第一届“闱姓”的承包商并非后来鼎鼎大名的刘学询，而是“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
“闱姓”在广东有相当长的历史，用科考中榜者的姓氏为赌，故称“闱姓”。其赌法是，事先由庄家确定80个姓氏，印刷成“刊单”，其中，分两栏列举了“小姓”、如周、区、胡、马、麦等，和“大姓”、如陈、李、张等。“大姓”因为中榜率高，是禁止下注的，因此又称“限姓”。下注人只能在“小姓”中圈选20个，以猜中姓氏的多寡决定输赢。下注时，每票是1元，但不限购买量的上限。开奖时， 以1000 票为“一薄”进行查对，猜中最多的是“头彩”，依次为“二彩”“三彩”，“三彩”以下就是输家。奖金的发放也是以“一薄”为单位发放，“一薄”的总赌金是1000元，其中奖金占60%，即600元。一至三等奖分别按3∶2∶1比例分得，即头彩300元、二彩200 元、三彩100 元。剩下了400元，就是庄家的营收。
凡赌必有“千”。“闱姓”成为广东一个热门产业后，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庄家和大户们当然想法设法操纵赌博的结果，这就为那些掌管监考、阅卷、录取大权的干部们提供了权力“寻租”的绝好机会。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收买考官，有针对性地录取一些僻姓考生，改变赌博结果，而自己则早已大量下注。1885年张之洞将“闱姓”赌博合法化前夕，就已经闹出了大乱子。在澳门赌博业者的操盘下，当年的广州科考中，神、羽两个极为偏僻的姓氏考生，虽然各只有一人，却都榜上有名；惠州科考，廖、钟、王三大姓全数落榜，上榜的却是彭、文、田三个僻姓的考生们。愤怒的考生们攻击了政府机构，“群毁试院辕门”，“拆毁署门，几酿巨案”。最后查证考官果然接受了赌业的贿赂，当了回“老千”。
“闱姓”的“出老千”，成了一个产业，并且有相应的术语：
如“扛鸡”，指的是将那些差等生硬拔上榜，“鸡本无力、扛之使其长鸣”；具体做法就是请枪手顶替那些被庄家或大户们看中的“鸡”，中榜后，“鸡”不必花费分文，白得一个功名。
如“禁蟹”，则指将那些优等生剔除出去，“蟹固多足、禁之使其不得伸展”；具体做法是，收买考生，如不成就收买监考人员，故意将该考生的试卷弄污，最后当然就是收买阅卷评卷人员，压低分数不让其上榜。
实际上，“闱姓”已经成为足以左右地方官场的有效杠杆。赌桌后端坐的庄家和大户，其实已经是隐形的地下“组织部长”。刘学询家资殷实，却依然要下海“捞偏门”，或许正是看中“闱姓”赌博对官场的杠杆作用，符合他“不扫一室”的伟大理想。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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