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而出人意料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平静。
1876年
作者：雪珥
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席卷了北京乃至整个华北。
从1876年~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遭遇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这场“三年自然灾害”，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而出人意料的是，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这次，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平静。
大清国这艘靠“裱糊”而艰难挣扎的航船，是如何渡过惊涛骇浪的？
人间地狱
这场大灾难实际上就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总爆发，是严厉的“天谴”……
灾难开始于1876年，光绪二年。
这一年，南方各省遭遇了大暴雨，广东、福建两省损失尤重。而北方各省，从长江以北直到中朝边境，出现大面积干旱，部分区域颗粒无收。随后，蝗虫扫荡了整个华北，一片狼藉。
第二年，华北旱情毫无缓解，蝗虫继续光顾。脆弱的储备粮体系立即崩溃，大规模的死亡开始光临这片十年前遭受战争灾难(捻军之战)的区域。山西和陕西两省，因交通困难，受灾尤重。“在遭受灾难最为严重的一些县份中，百姓像野兽似地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英国外交报告)”吃人已非个别现象，人们组合成不同的团伙，集体外出“狩猎”，将猎获的俘虏杀死烹食。中央派往山西赈济的阎敬铭说：“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
陕西“赤地千里，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
灾荒如此严重，其原因固然首在“天灾”，但“人祸”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自内战平息之后，虽然李鸿章等官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但官场腐败，导致不少水利设施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平时常设的“常平仓”“社仓”“义仓”，因战乱频仍和官员腐败，出现了大面积的“亏短”，这导致千百年来最为关键的国家储备粮制度在灾难面前毫无作用。
“丁戊奇荒”发生后，河南巡抚兼东河河道总督李鹤年上报中央，请求从省外输送救济粮。而按照官方的统计资料，河南本地的“常平仓”里应该有95万余石谷，却几乎是空仓。各受灾省份情况大致相仿，尽管报表年年做，“卫星”年年放，粮仓中却空空如也。
滥种罂粟，也是人祸的主要成因。鸦片之毒，大清国但凡有识之士无不切齿，但吊诡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地方政府到农户，都大力种植这种“钱”途远大的“经济作物”。最好的田用于种鸦片，粮食生产则几乎完全被忽略，依赖从外地购买粮食。时人认定，这正是造成“丁戊奇荒”的重要原因，《申报》上的评论痛心疾首地说，正因为这些地方“贪眼前之厚利，不思久远之良谟，所以上天降此大灾，令彼饥黎饿殍载道。”
“丁戊奇荒”，的确是大清国“三农问题”的大爆发，是一次严厉的天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大灾面前，灾区的干部们还算是正视困难，没有打肿脸充胖子，为了圆之前的谎言而拿百姓性命开玩笑。各地纷纷奏请中央，告急求援。
紧急应对
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中央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中国数千年的中央集权机制，往往被西方观察家评为“东方专制主义”，充满了反面评价。但是，在灾难面前，这种机制也有着强大、有效的动员能力。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在研究了乾隆初年的直隶救荒及康乾时期的“常平仓”系统后，认为中国因此而具备了比欧洲更强的抗灾能力。他认为，明清时的中国，把农民的物质福利作为国家要解决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从粮价、气候和降雨资料的搜集(雪珥注：各地官员上报晴雨表是一项法定的日常工作)，到数百万吨粮食仓储系统的维持，能够大大减轻自然灾害对普通人民的打击程度。
其实，魏丕信所未能参透的是，即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这种机制在大清国也是必不可少的。“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不仅是福利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民众相信饭碗，而不相信口号，让百姓有饭吃，自己才能有位子坐，这是中国数千年来不能不讲的绝大“政治”。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在动员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H.B.Morse)记载，中央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1800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中央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政府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政府采购”，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中央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干部身份和干部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救灾的可持续发展。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旱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入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干部。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清洗了一遍干部队伍，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内战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赈灾市场化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1878年3月，34岁的国企干部盛宣怀，奉命赶回天津。李鸿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作为新成立的直隶筹赈局的干部，立即前往重灾区直隶河间府(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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