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的商业民族并非蒙古征服者最早的文化教师，以耶律楚才和塔塔统阿为代表的契丹人与丝路东端的畏兀尔人已经在铁木真的军队中效力了多年。前者教导他重视工匠与技术，而后者为蒙古创制了最早的文字并为其建立了最初的财政制度。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其中骑著黑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
作者：朱步冲
“在戈壁滩，砾石，沙和黏土构成的干旱平原上，只有浅灰色的蒿属植物与零星的绿洲。登上台地举目四望，所见除了废墟还是废墟。半倾颓的城堡主塔孤寂地立在那里，狼藉的破砖碎瓦和建筑用的卵石以及彩釉陶瓷的碎片混杂在一起。”当方济各会修道士卡尔平尼于1245年作为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使者，由里昂出发，前往哈刺和林，企图劝说“如像魔鬼一样涌出地狱，像蝗虫遍满地面，恐怖地毁坏了欧洲东部地区”的蒙古人停止对西方和基督徒的攻击时，沿途所见的凄凉景象似乎更坚定了他的使命感。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这片废墟，就是当时呼罗珊地区著名的绿洲城市马鹿。这座著名的宗教与贸易中心于1221年2月底被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7万大军攻破，除了一些儿童与400名工匠外，全部居民都不幸遇难。蒙古军队随即掘开了灌溉郊区的河堤，将这座产生《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古城变成了荒丘。
成吉思汗——从破坏者到庇护者
“与其他三名人类历史中企图征服整个世界的疯狂天才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希特勒相比，成吉思汗的残酷与好大喜功毫不逊色，但在促进区域文化交流这一点上，其他三位就望尘莫及了。”《影响世界进程的一百名人》的作者麦克·哈特在介绍这位总排名第29位的草原英雄时如是说。虽然从呼罗珊到阿姆河一代的中亚城市在成吉思汗发动的第一次西征中元气大伤，但正是这场大破坏使得蒙古征服后的区域性文明发生了迅速的相互接触。就在成吉思汗班师回朝的1222年秋天，两位来自被他摧毁的花剌子模城市的穆斯林学者，马哈木·牙刺瓦赤与他的儿子麻速忽自告奋勇地来见大汗，向他阐述了城市对游牧征服者带来的好处。大汗本人当即请他们两人担任行政管理职务，自行招募助手与蒙古贵族一起管理东西突厥斯坦地区被征服的城市，开始修筑道路并征收赋税，颁布了保护商队，减轻税收的扎散法令。“蒙古人的统一，使得以吐鲁番为起点，北线经和硕、库车、喀什，南线经和田、叶尔羌，最终延伸入撒马尔罕与河中地区，进入穆斯林世界的丝绸之路重新繁荣起来。这些在道路上旅行的商团、军人与外交使节第一次在一个政权的保护下毫无障碍地履行着使命。”
中亚的商业民族并非蒙古征服者最早的文化教师，以耶律楚才和塔塔统阿为代表的契丹人与丝路东端的畏兀尔人已经在铁木真的军队中效力了多年。前者教导他重视工匠与技术，而后者为蒙古创制了最早的文字并为其建立了最初的财政制度。甚至为了与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商人与使节沟通，成吉思汗还雇佣了前花剌子模帝国政府的一名秘书，以阿拉伯文起草书信。
这样一个强大而充满神秘色彩的政权不能不引起欧洲国家的注意，而中亚各国教会与商团的描述更激发了他们的无穷好奇心。早在1145年，叙利亚格白拉地方的主教奉亚美尼亚王之命，出使梵蒂冈，就将铁木真的叔父、克烈部的王罕描述为基督教传说中的“长老约翰王”。有了这种舆论影响，再加上基督教东方教会在中亚地区的繁荣，使得罗马始终认为蒙古可能成为共同对付穆斯林世界的潜在盟友。虽然卡尔平尼提出的种种主张在哈刺和林被大汗的继任者贵由一口拒绝，但法国修道士威廉·鲁布鲁克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托，于1253年再次前往哈刺和林，以求蒙古大汗出兵援助，以挽救进展不顺的第7次十字军东征。尽管这两次外交活动均告无疾而终，嗅觉敏锐的意大利城邦商人却很快就从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这些蒙古人所提供的商品价格大大低于他们贪婪的马木鲁克伙伴。在元代的文献记载中，早在蒙哥在位期间，就有“发郎国遣人来易卉服诸物，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发郎国”无疑是波斯文中对欧洲人统称“法兰克”的音译。而在距离这段记述所发生的时间不久的1261年，威尼斯商人尼柯罗、玛菲奥兄弟因经商随伊利汗国使团到达了上都。虽然此时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因汗位之争与忽必烈发生的短暂的冲突，影响了从欧洲经中亚抵达元朝疆域的交通往来，然而勃然兴起的海上贸易与蒙古在亚洲东部的继续扩张使得成吉思汗开创的东西方交通在忽必烈的手中发扬光大。
忽必烈——以香都为中心的世界性帝国
在使蒙元王朝和大汗本人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方面，谁也没有威尼斯旅行家、尼柯罗的儿子马可·波罗做得更出色。根据他那部在热那亚监狱中口述而成，褒贬不一的伟大作品《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记载，他于1275年前后到达中国，并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客卿在那里待了17年。的确，马可所描绘的那个富饶绮丽的东方世界确实很难被身处“黑暗时代”的欧洲同胞所相信，他被嘲笑为“信口开河的马可百万君”，小丑们将他的经历改编为滑稽短剧在威尼斯的酒馆中演出。但今天我们却相信，如果马可本人没有亲自到过元朝统治的中心地带，那么他的绝大多数记述是不可能如此生动的。虽然这位具浪漫性格的探险家有时会夸张一点，但总体上还是严格地还原了忽必烈统治时代的本来面目。
虽然在绝大多数欧洲人看来，大汗是异教信仰与残酷征服的化身，但马可的记载中却对他充满了崇拜与赞扬，在他眼中，大都的宫殿是他所见过的“最壮观，最宏伟的建筑，它总共包括400多间华丽的房间，在宫殿附近矗立着一座人造的土山，山坡上种满了移植自全中国各地而来的珍奇树木，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西南，借助大象的力量才把它们从深山中拖出。”在今天看来，这种奢侈行为与他最终灭亡的赵宋王朝有些相似，不过享乐的要求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忽必烈需要在中原新君主和蒙古人的领袖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间作出某种平衡。”威尔·杜兰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说，“在采取了许多汉人的习俗以便安抚这些新征服的民众同时，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艰难地保持他草原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上朝时身穿汉式袍服的忽必烈必须在每年夏天前往位于今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金莲川草原的上都避暑狩猎，主持祭典，向蒙古部落传统信奉的最高神‘长生天’企求保佑，并洒下马奶酒，以求与可敬的祖父成吉思汗取得心灵上的沟通。在上都的狩猎禁苑中，大汗仍旧要住在传统的蒙古包里，顶棚是用镀金并上过生漆的竹藤精心建造，绘以草原上常见的鸟兽和追逐射猎的蒙古勇士。”这顶著名的金帐在被焚毁几百年后，还给了英国著名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以灵感；他根据马可·波罗对于这座“香都”的记载，把这所“堂皇的安乐殿堂”写进了他的长诗《忽必烈汗》。
与这些粗犷的行为相反，忽必烈精明地不用本民族的名称来命名他的朝代，以免引发过多的抵触情绪。“元”这个字在传统的中国道家哲学典籍中有着深远的含义，包括“宇宙的起源”与“一切万物的源动力”等。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将它的渊源追溯到半个世纪前，成吉思汗与来自中原的道家哲学家长春真人丘处机在河中地区的阿力麻力城相处了两年时光的结果。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与其他分裂的蒙古汗国依然钟爱破坏与劫掠的秉性不同，忽必烈已经开始向被推翻的宋王朝学习，建立复杂的官僚国家机器并竭力维持它的运转：“在大都宏伟的城墙附近，矗立了58座巨大的粮仓，借以在丰收年景储备多余的粮食防备荒年的袭击。”在全国纵横交错的驿道上，遍布着1400座间距40公里的驿站，“手持符信的使节和官员以每天400公里的速度驰骋其中，传达大汗的旨意与监督各地的官员行为，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
但是，“表面上的亲善并没有完全赢得汉族儒家知识分子——这个统治中国所必不可少的集团——的心，而大汗也对他们沉湎于各种抽象道德符号的争辩深感不可理解和厌烦。”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如是说。曾任南宋度宗朝中书舍人，亲点文天祥为状元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得知南宋灭亡后隐居在乡间拒不出仕，而“吴兴八子”之首的著名画家赵孟 则画了一株根须毕露的兰花，以委婉的方式抗议蒙古入侵者攫取了他们的土地，摧毁了文化根基。与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坚持从一个来自被征服的中亚民族圈子中任命高级官员，包括吐蕃人、色目人、土耳其人，乃至欧洲人，并给予他们相当崇高的地位与宗教自由。忽必烈本人的生母莎尔合黑帖尼，就来自受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影响深刻的蒙古克烈部。忽必烈曾经向马可·波罗表示，自己对疆域内所有的宗教都“尊而敬之”，勒内·格鲁塞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它们带来的政治价值和迷信效果。1258年夏，忽必烈曾在新建的开平府主持了佛道两教的一场辩论。双方辩论至黄昏时分，性格淘气的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按照事先的协议，参与辩论的17名道士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
不过，忽必烈与他热心佛教的妻子察必很快发现流行于中国的禅宗过于自我出世，而转向了藏传佛教，因为喇嘛教具有大量的巫术仪轨内容，富于神秘色彩，与萨满教的宗教习俗颇能融合并具备精神领袖参与政治的传统。1269年，忽必烈加封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并亲自从八思巴受戒。此后元朝历代皇帝都沿袭其例，从萨斯迦派僧侣中封授帝师。八思巴还奉忽必烈之命，以吐蕃文字为基础创制了新的蒙古文字。其他各种繁琐而具体的技术工作则留给了色目人，这些从蒙古部落时代就替他们经营高利贷商业与工匠技术业，被称为“斡脱”(伙伴)的中亚居民。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一位名叫札马鲁丁的波斯人在忽必烈初年掌管西域星历司，为皇家图书馆——中央秘书监翻译了一百余部来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科技著作，其中包括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著作，而一位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曾参加了大都城的设计。
虽然帝国的政治中心仍固定在距离草原不远的地方，但元代的经济中心则不可逆转地移向南方沿海。在忽必烈最终灭亡南宋流亡朝廷之前，他已经仿效其在泉州、广州、杭州等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统一管理海外贸易。担任这些机构职务的往往也是受到宠信的色目人。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前来刺桐(泉州)贸易的商人国籍近至药狮子国(斯里兰卡)，远至马合答束番国(索马里)，每年的交易额达到钞“数十万锭”。这些港口城市也相应成为各国侨民的聚集地，根据《元史》中的记载，泉州共有外来人口10万左右，信仰囊括了景教(基督教东方教派)，摩尼教，祆教，伊斯兰教等。在元代《至顺镇江志》中，当地就有元代景教寺院7处，都是由曾担任本地达鲁花赤(意为总督)的撒玛尔汗人马薛里吉思所建。1287年，一位名为拉班·扫马的畏兀儿景教徒，从泉州出发，成为第一位前往欧洲游历的中国人。扫马在法国会见了法王腓利普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又到罗马觐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他向教皇表示忽必烈大汗“对罗马教廷，也对拉丁民族和百姓怀有热爱之情”，并代表伊利汗阿鲁浑请求教皇派教士前往蒙古宫廷。
而在中央财政管理方面，色目人的形象就不那么受人欢迎了，似乎充当了蒙古统治者的替罪羊。为了满足大汗每年多达500次之多的宗教祭典与节日宴会开支，出生于花剌子模的回回人阿合马与吐蕃人桑哥提高了税额，将有利可图的茶叶、酒、食盐贸易改为政府垄断，并大量印制纸钞，在儒家知识分子看来，“与民争利”无疑是极端可恶的罪行。两人于1282、1289年分别死于非命，但令人诟病的滥印钞票政策却从未停止，它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在100年后导致了政府的破产危机，从而点燃了这个王朝覆灭的导火线。取而代之的明代将旧王朝的统治者与它开放的精神一起赶回了北方草原。正如汤因比所言：“虽然中亚的帖木尔帝国勉强维持了蒙古人霸业的一些碎片，但没有人能够在旧大陆的中心担当起蒙古所扮演的文化交流中心的角色，反倒是激发了最不起眼的欧洲人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在威廉·鲁布鲁克于1256年在牛津做的东方见闻讲演中，观众席上就坐着欧洲启蒙时代的先驱罗杰·培根，他正认真地做着笔记，以便启发200年后那位横渡大西洋的克里斯托佛·哥伦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