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勇营”:八国联军里的中国人军团

2017年2月18日17:13:10历史解密112阅读模式

  1900年8月14日,大清帝国的首都,被八个国家的侵略军攻陷,这个日子,可说是黑暗的中国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在趾高气扬的洋兵中间,掺杂着不少黄皮肤、黑眼睛的士兵。他们不是日本兵,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八国联军中的英军第一中国团。八国联军中的英军第一中国团。

  作者:佚名

1900年8月14日,大清帝国的首都,被八个国家的侵略军攻陷,这个日子,可说是黑暗的中国近代史中最黑暗的一天。在趾高气扬的洋兵中间,掺杂着不少黄皮肤、黑眼睛的士兵。他们不是日本兵,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些中国兵不是阵前倒戈的懦夫,也不是临时抓来的汉奸,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英军”。

  “以华制华”的华勇营

故事要从5年前说起。甲午战争失败,列强们纷纷参与瓜分中国的盛宴,英国也想割一块港口去,便强占了威海卫港,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

1898年7月1日,刑部尚书廖寿恒等代表清政府,与英国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订租威海专条》。然而,在签字后,另一个难题摆在了英国殖民者面前——当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发愁,光靠一纸空文难以实现殖民统治,想要在威海站稳脚跟,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保证。几乎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军事力量。于是英国想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在威海卫组建一支中国雇佣军。

据威海市档案馆资料,1898年11月,根据英国陆军部2号军令,在印度兵团服役的鲍尔·汉密尔顿少校被提升为中校,任命为威海卫殖民军指挥官。最初只准备在威海卫招募编制为1000人的华勇营。不过英国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即将面临的困境。

英国历史学家哈菲尔德在《中国海岸的英印军队(1785—1985年)》中记载,威海卫人对于这群突如其来占领了自己家园的蓝眼睛、白皮肤的外国人带有普遍的敌意,大多数人不愿应征。最初的招募举步维艰,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应招。英国人立刻调整策略——提高薪水。

根据当时《山东时报》上刊登出来的招兵广告:“一名士兵一个月的军饷是8两银子,一个小队长,会达到12两,并且全天候供应充足的大米、面粉、肉和干柴,而且,每个季节的制服都是免费提供的。如果在入伍后两年内没有违规纪录的话,每个士兵还将得到30两银子;那些在训练中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士兵还会有额外的奖励”。这对于当时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

与此同时,英国也违背了当初只在威海卫一地招募士兵的承诺,他们将招募范围扩大到了直隶和东北地区。招募对象也由单纯招募农民转向清军的退役官兵,如此,应征者逐渐多了起来。

1899年,一支拥有七个连,共有军官和士兵534人的雇佣军团在威海卫正式成立了。这支部队被称为“华勇营”。据《中国军团的服装》档案记载,这批用高薪精选出来的中国士兵,年龄在19到24岁之间,体格强健,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的中国人当中也应该算是高个子。所有士兵签约三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延长至四年。经过他们同意,即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这支雇佣军充满了殖民地色彩:华勇营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是英国人。华勇营的副指挥布鲁斯中尉在报告中写道,“这支部队编制齐全,设置步兵连、骑兵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并拥有自己的军事乐队和卫生队。并且每个连都配备了从香港、上海和杭州等城市的现代化学校中招募来的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随后,华勇们戴上别着“中国军团”徽章的头巾,辫子裹在头巾里,就像个印度人一样。

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也没能成为建制装备,由此可见英国殖民者对这支雇佣军的期许之高。

英国战地记者维奇·兰德尔在《中国与联军》一书中对这支队伍有详细的描写:“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码(548.64米)射击成绩十分优秀。所以带兵军官对他们赞不绝口:‘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是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

眼看手中这柄“利器”已经打磨成形,英国人想要小试牛刀了。

1900年的春天,威英当局按照条约设置租界边界,并在边界埋设界桩。这行为刺激起了威海人民朴素的爱国爱家情绪,抗议活动不断发生。于是英当局便派华勇营武力保护勘界。

华勇营的第二连连长中尉巴恩斯,在军营中写了大量日记,详细纪录了华勇营在1900年前后的活动情况,他把日记结集,并于1902年在伦敦出版,名为《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这本书是研究威海卫华勇营最重要的文献。

按照巴恩斯的记载:“4月28日晚,英国人已在卧龙西北山后坡等处,埋上了刻有‘大英租界’字样的界石25块,李希杰等中国官员就近住在界外的东道头村丛家庙,而英国官员则在华勇营的护卫下在相距三英里外的垛山脚下安营。当晚,附近约600名群众来到东道头村向李希杰等人申诉,村民代表江正己宣读了他写好的《请愿书》,痛斥了清廷官吏的卖国行为并恳请其停止划界”。

然而,和平请愿没有任何效果。5月5日下午2时30分左右,以彭罗斯为首的15名英国勘界人员刚刚埋完第32块界碑,大约有1500多名愤怒的群众蜂拥而至,他们手持铁锹、锄头、木棒和石头迅速逼近。彭罗斯的头部被石块击中,随后他开枪击倒了3名群众,然后朝华勇营军营方向逃窜,并不时向追赶的群众射击。被激怒了的群众毫不畏惧,继续向前猛冲,双方很快混战到了一起。

彭罗斯中尉的头部和腿部被连刺三刀、击倒在地,华勇营的士兵终于向自己的老乡们开枪了,并拼死从人群中救起了彭罗斯。

因为普通百姓不懂隐蔽,很快就成了华勇们的活靶子,19人当场丧生。其中有一人,还是华勇营第四连一名士兵的父亲。面对这悲惨的一幕,该士兵却毫不动摇。即使在他们的英国军官自己看来,这名士兵也有足够的理由离开华勇营,但他还是“坚守岗位”,意志坚定地选择了留下。这次流血事件,被称为“威海惨案”。

华勇营士兵对自己的父老乡亲毫不留情的杀戮,获得了他们的英国上级的一致好评,巴恩斯写到:“在外国军官的指挥下,让他们去和自己的同胞对抗,他们没有吭一声,没有发出丝毫怨言,所有的人都显示出巨大的热诚!”

对于华勇营在“威海惨案”中的出色表现,英国驻华大使窦纳乐向威海当局发了一封嘉奖电报:“向鲍尔中校表示祝贺,为了他的华勇营出色的表现”。

山东人民因受到的侵略燃起怒火,他们汇合成更大规模的反洋教、灭洋人的义和团运动,并由山东境内迅速蔓延至京畿地区。1900年6月,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被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为了解救围困中的各地洋人,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然而,西摩尔军队在半路上被清军截击,自身难保,求援的电报接连不断。

刚刚有过“靓丽表现”的华勇营,获得了英国的更大信任:华勇营正式被纳入英军建制,换上了陆军部队的军装,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这时,英国政府已经把不将该兵团用于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军事行动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华勇营的中国士兵们从此和八国联军一起,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里,对自己的祖国人民进行蹂躏和屠杀抢掠。

天津之战“立功”

根据巴恩斯的记载,华勇营屡有惊人表现。1900年6月21日,陆军上校鲍尔带领从华勇营中精挑细选出的第一批士兵200人,包括192名中国士兵和11名英国军官,乘坐英国军舰“奥兰多”号前往天津,前去解救被围困在天津的西摩尔联军。

抵达天津后,中国军团参与的第一场战斗是攻打天津机器局东局。天津机器局东局,人们习惯称之为“东局子”,它是清政府在华北兴办的最大的兵工厂。东局子的地理位置,处在一个炮轰天津租界很有利的位置上,而且它是从大沽开进天津的必经之地,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联军决定偷袭东局子。6月27日,由俄军率先对东局子偷袭,遭到了扼守在这里的清军和义和团部队的猛烈还击。

随后,英军的鲍尔上校接到命令,带领华勇营前去增援俄军,结果在路上遭遇到了准备增援东局子弹药库的一支清军骑兵部队和一群义和团团众。巴恩斯写道:“我们丝毫没有理会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子弹,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的选取射击目标。这些士兵们表现得完全像一个老兵,……而且他们的群射技术非常好,枪枪命中目标,冷静得如同在打靶场练习射击时一样。”华勇营的出现,保护了俄军的左翼,并有效地拖延了时间,后来大批联军赶到,结果彻底扭转了战况。东局子失守。东局子的失守,使得大沽通往天津的通道被打开。

巴恩斯在日记中激动地炫耀:“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今天津独流县),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最后,他们(指华勇营)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

7月3日,联军抢夺老龙头火车站,妄图占据这个通往京、津、沽的交通枢纽。整个战斗激烈异常。联军与清军进行反复拉锯,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战斗次数最多,维持时间最长,最为血腥的一次战斗。最终义和团和清军士兵弹药耗尽,退到了火车厢中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在车厢里肉搏的就有华勇营的兵。

这些同为中国人的士兵互相扭打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他们有没有诧异,为何敌人长得像自家兄弟?但中国军团的士兵没有丝毫迟疑,因为他们屠杀同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月6日,有一门清军大炮总在轰击天津使馆,但是,这门炮隐藏得非常好。于是,联军派出一队侦察兵去寻中国人的三磅炮的阵地。巴恩斯记录,“华勇营副总指挥布鲁斯少校带领的华勇营士兵,在英国军舰巴福鲁号火力掩护下,两次奉令进入一个村庄,不巧,敌人隐蔽良好。向他们持续猛烈地射击——布鲁斯少校腹部被划开一个大口子,极其勇敢的艾斯达尔准尉也受重伤。”这是一次没有效果的侦察,但是华勇营的士兵在炮火中逃命的路上,还一直不忘抬着英国皇家海军准尉艾斯达尔,即使他已经身受重伤,快要一命呜呼。

从7月9日至14日,联军开始向天津城发动全面总攻。

中国军团主要负责运输英国军队的大炮和弹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机器局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占领西机器局,随后将之焚毁。

巴恩斯的书中还记录了一个场景:美国步兵受到严重创伤,迫切地需要担架和医护人员的治疗,所以皮埃尔少校率领华勇营第一连和第七连冒着生命危险去支援美军。但是,当美军军官发现这些增援部队时,他立刻站起来,焦虑不安地挥手示意他们退回去,因为,这里正是炮火最密集的地方。但是那些中国士兵仍然鱼贯小跑过来。皮埃尔少校又发现美军的弹药差不多都快用完了,于是欧理藩中尉又率领第六连的士兵运送新的武器弹药过来。但是欧理藩中尉和驮着武器的骡子都牺牲在路上了,不过,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仍然冒死前行。随后,华勇营拖住了前面大量的敌军,确保了日本军队右侧不受任何攻击。

华勇营在天津战斗中的表现,为他们迎来了一项殊荣——他们被允许佩带仅由英国精锐陆战部队佩戴的一种特殊勋章。这个勋章上印着天津城门,城门的拱门上有用汉字写的“天津”两个字。在底下的卷轴上用罗马字体写着“第一中国军团”和“天津”。

  “阅兵式”上的沉默

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城发动总攻。英军于中午才到达北京,巴恩斯中尉带领100名中国军团的士兵运送重型机枪和各国的大炮,行走不便,在最后几天,这些机枪和火炮基本上是用人力运达北京的。而希尔上尉带领华勇营第五连30名士兵,护卫一队装满弹药的独轮车。希尔上尉在事后的报告中写道:“无论道路多么崎岖,天气多么炎热,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笔直地向前走,远远地超过了其他运输队,似乎他们从来不需要休息一样”。这一幕给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军总指挥,德国海军上将盖斯里,为了中国军团的出色表现特别颁布了一道嘉奖令。

8月28日,联军在紫禁城里举行了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早晨七点,联军在大清门前集中,然后八国联军、北京各外国使馆的使节和使馆卫队列队进入紫禁城。在乐队的伴奏下,联军队伍乱纷纷地喊着号子,尽兴地呼叫。

华勇营的士兵在巴恩斯中尉的带领下,走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中国军团最后出场。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这些中国的年轻人应该是第一次走进这个皇宫。尽管外国士兵们觉得“这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情不自禁想要拥抱、叫喊、舞蹈,或者诸如此类的疯狂举动”,但是中国军团的士兵们始终沉默着。细腻敏感的巴恩斯察觉到他的部下的表情。他写道:“在阅兵仪式上,让那些中国人照顾这个被掠夺的城市,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他们静默的脸上写满了悲伤,……特别是当我们接近帝王生活的宫殿时,你可以发觉他们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毋庸置疑,他们的心情比他们的表情还要糟糕”。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尊卑等级观念,在这一刻让这群中国青年的心里激起巨大的波澜。此刻他们正站在这个威严的封建权力的最高中心,他们不能不感到颤栗。但是,他们一如从前一样静默着。

紫禁城阅兵后,中国军团遵从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主要是在有“津门首骚”之称的重镇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河西务镇),由巴恩斯统一指挥。在他的123名士兵中,有70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驻守河西务的主力部队。巴恩斯有意识地利用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特殊的身份,对当地村民进行管理,因此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他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重建。同样地,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些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1900年10月21日,华勇营才回到威海卫。

1905年8月,英日第二次签订了同盟条约,威海卫的防御压力大为减轻,华勇营失去了利用价值。1906年6月,这支风光一时的雇佣部队被解散。华勇营尽管得到了英军的褒奖,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已经被打上“汉奸”的耻辱印记。不过对于这些来自中国底层,经常温饱不保的士兵来说,祖国和英军给予的优待比起来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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