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性“强拆”方式，对奢靡浮华、富可敌国的地方豪强实行举家迁徙。元朔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他命令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
汉武帝
作者：阎延文
汉代初年，经过血腥的秦末战争和楚汉之战，国家陷入赤贫。《汉书·食货志》载：“汉兴……天下既定，民亡蘸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无力使用四匹同样颜色的马，而将相们上朝竟然邋遢到坐牛车的地步。
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也就是说，汉初的高祖、吕后、文帝、景帝等历代主政者，已经做好了社会财富的超级大蛋糕。到汉武帝即位之初，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切分这块大蛋糕了。
然而，汉武帝初年，国库能调动的财力仍十分有限。原因是：汉朝的权贵利益集团，聚敛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霸占了国家大部分利益。而社会贫富分化更是触目惊心：一面是权贵豪门奢华无度；另一面则是“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代大儒董仲舒也曾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权贵奢靡、奸商暴富，市场混乱、国弱民贫，这就使外表华丽富裕的汉王朝，在匈奴的烈马强弓面前不堪一击，只能用公主和亲的软性外交苟且偷安。
如何集中国力解除边患？如何解决已将国家经济逼上悬崖的贫富分化？而又能不动摇社会稳定呢？汉武帝实行了颇显雄才睿智的一系列“软性”改革。
首先，用软性“强拆”方式，对奢靡浮华、富可敌国的地方豪强实行举家迁徙。元朔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了著名的《迁茂陵令》。他命令凡是财富在300万钱以上的巨富豪门，一律迁徙到京城附近的茂陵。有历史学家指出，按财富势力换算，这个标准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豪。
汉代财富形式大多是土地、房产，奉旨迁徙的富豪只得贱卖土地房产。但是，全国所有富户都要迁徙，谁来买田呢？于是，地方政府出面将千万亩良田低价收购，而后分给流离失所的无地农民，国家只收取十分之一的税收。汉代还曾尝试低息贷款的农业“反哺”模式：由政府向农户提供借贷，3年后折成实银，只加一成利钱归还政府。这样，赤贫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王朝政府粮食税收激增，而豪门利益集团的巨额财产，则在迁徙茂陵的过程中被强行“均富”了。
值得称道的是，汉代对亿万富豪的财产剥夺并非流血革命，而是极具魅力的软性迁徙政策，不像今天某些地方政府的暴力强拆。汉武帝的做法很聪明，对迁徙茂陵的豪门巨富颇有奖励——— 政府支付给每户迁徙者20万钱的高额“拆迁补偿款”，还奖以政治荣誉，可以脱去商家身份，跻身世家名门。举家迁徙失去土地的茂陵子弟，不再囤积财富，而是一掷千金，致使长安城成为世界第一豪华都会；而“茂陵子弟”，也成了“富二代”专用的古代热词。
当然，这种剥夺豪富集团巨额红利的软性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迁茂陵令》刚颁布时，也曾出现举国抵制的情况。许多富户豪门按兵不动，而颇负盛名的大侠郭解，竟铤而走险走起了上层路线。他提出：自家财富不足300万，请求朝廷准许不迁徙。如果这位郭大侠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提出诉求，也许还有斡旋余地。但他偏偏相信权力万能、坚信最重要的是“上面有人”，于是托请汉武帝最信任的皇后卫子夫之弟、大将军卫青替自己说情。汉武帝当即意识到官商权贵结合的危险，慨叹道：能让朝廷大将军说情的人，还不是地方上的豪强巨富吗？他决定对民间富豪的官商勾结“零容忍”。于是，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一代大侠郭解，以间接杀人案遭到朝廷通缉，最终惨遭灭族之灾。
其次，以皇室血缘和裙带关系为根基的官方权贵利益集团，同样是汉代解决贫富分化“软性改革”的锁定目标。众所周知，汉初分封制度使王朝内部王国侯国林立，被封王侯的皇室刘姓子孙，不仅祸害一方、鱼肉百姓，而且时时威胁中央集权，成为尾大不掉的官方利益集团。如操之过急，则难免引起晁错削藩的七国之乱。汉武帝反复思索，决定同样采用软性改革，消减各方诸侯的势力。
也是元朔二年春正月，汉武帝颁布了《推恩令》，规定各诸侯王国嫡长子之外的其他王子，可以从其父祖的王国里分出若干个小侯国。汉初规定，只有诸侯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他王子则落魄流离，甚至归于庶民。这项《推恩令》颁布后，一时欢声雷动，诸侯庶子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实际上，实力强悍的诸侯王国由此越分越小，成为受县郡管辖的小侯国，不能再强征暴敛，也不会再形成地方对抗中央的紧张局面。制度化的官方亲族利益集团，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其三，对官商合谋、囤积居奇的商业暴富集团，汉代更予以毁灭性打击。国家用“平准”、“均输”平抑物价；对百姓调整税率、降低税收；而对搅乱金融、牟取暴利、垄断市场的不法商人则严刑峻法，并对生活必需品规定最高限价，实行“盐铁专卖”。由此，官商合谋垄断市场受到遏制，物价大幅降低。据记载，从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49年，在长达61年的西汉历史上，没有通货膨胀记录。
而对失去盐铁专卖权的普通商人，汉王朝也并非一棒子打死，而是提供了更多的通商机遇。汉朝先击败匈奴收复河西走廊，又通达西域，最终以国家力量统一今天的新疆地区，建“西域都护府”，彻底打通了欧亚大陆商道，开拓了绵亘万里的丝绸之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几十万边防军，保护着丝绸之路的漫长商旅，使中国精美的瓷器、华丽的丝绸、丰盈的物产，通过辉煌千古的丝绸之路远销波斯和罗马，更使汉文明突破中国的疆界播撒至欧亚大陆。那些敢于踏上万里征程的大汉商旅，很快就能获得巨额利润，甚至“暴利百倍”。
其四，为了解除边患、抗击匈奴，汉代还大幅提高军人的薪金待遇，让军人们“先富起来”。据记载，汉代边防军的最低工资是每月600钱，而军区司令级则高达每月16000钱。按物价折算，其军饷相当于今天的月薪4800元到12.8万元。薪水之外还有补贴：汉武帝巡视北方时，一次犒赏边防军就达100万匹丝绸和200万钱。大幅提高的军人待遇，使草民百姓又多了一条“奔小康”的富裕之路——— 从军。贫民中的热血男儿以“万里觅封侯”相激励，远赴边疆参军报国，而班超之类的底层知识分子也纷纷投笔从戎。汉王朝由此跻身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六击匈奴大获全胜，致使剽悍的匈奴远遁漠北，漠南无王庭。
经过一轮轮软性改革的政策洗牌，汉代的贫富分化得以缓解。可以说，大汉盛世就是建立在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消弱权贵利益集团与平民百姓两极分化的基础之上。其卓有成效的改革良策，今天还颇有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