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失，中国的上流人士开始重新组合。它去除了卖淫业这层带有士大夫文化印记的外表上的粉饰，铺就了一条纯粹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两性关系。
晚清上海“十美图” 资料图
本文摘自：澎湃新闻网，作者：董嘉诚，原题：晚清上海风俗业：旧式青楼文化的土崩瓦解，节选
晚清上海的近代化与商业化
在商业社会，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的社会地位，伴随着清末民初时期传统社会的转型，不仅广大劳动阶层成为贫困者，就连曾经作为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也沦落到了相对贫困的行列中。旧式的士大夫沦落，露出了轻寒窘迫的凄凉相，当时的人们在描绘那些穷酸秀才时这样写道：“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圆眼镜，斯斯文文自称我秀才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头储则大题文府，高头讲章尚盈尺也。叩以五洲，问以大势，询以国政，膛目而不知所对，呜呼，痛哉!”
由于商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主人”，旧式的青楼文化也在这股商业化、近代化的浪潮中土崩瓦解。公开狎妓被视为平常琐事，甚至纳妓为妾在上海也不稀奇。而正是这样一种高度商业化的氛围不仅淘汰了旧式的知识分子，新出现的知识阶层也带有着高度商业化的特征，他们不再注重妓女的文化功能，而仅仅是在烟花柳巷间纵情声色。据包天笑回忆，清末有的文人与妓女已经熟无可间，每晚必去妓院，甚至连写作也搬进妓院中进行，就连包天笑本人也是常去吃花酒的。上海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更是艳迹昭著：李伯元每天必去张园茶座与林黛玉等名妓吃茶，对上海花间只事了如指掌，各大名花几无不识，当时人们戏封他为“花间提督”。他的主要执笔助手欧阳钜源，才华横溢，不幸跟随李伯元堕入了烟花柳巷，年仅25岁便染性病而死。1896年李伯元在上海创办《游戏报》、《世界繁华报》，专做风流文字游戏，他在创办《春江花月报》时，还将《论语》改编成了嫖经，当局以“侮圣”名目将报馆查封。吴趼人在这方面虽不似李伯元那样放荡，但对于花场之事也可以说是无一不精，他写的《上海三十年艳迹》对上海各路妓女的色艺品质、逸文韵事无不详备，堪称上海的“嫖界指南”。
妓女市场对于大众日益的透明化以及各行妓女之间竞争的激烈化，属于高级妓女行列的“么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尽管一些高级妓院特有的入门规矩在表面上仍然维系着，但事实上，任何顾客在没有被特地介绍的情况下都可到场。顾客一进门，侍者高喊“移茶”，妓院里的姑娘就会自告奋勇地前来供其挑选，这在高级妓女享有自主选择权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行为。一旦顾客做出决定，他便随被其选中的姑娘前往她的房间。此外，“么二”中也新加入了“阿姐”(原先的女仆)和野鸡，而她们普遍都已经上了年纪，不似以往对于高级妓女普遍有着年龄上的严格限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有着“急迫性需求”的男性日益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即使是高级妓院也不需要再为顾客提供特别的文化娱乐服务，性成为唯一的交易内容。除了“长三”仍然相对例外外，所有其他这些能用金钱获得的女子，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了纯粹的普通妓女。
在商业化的冲击下，无论自愿与否，那些曾经的高级妓女也不得不融入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中，选花榜活动是这一时期上海风月界的新鲜事物，既对于那些高级妓女进行选美活动，评论产生所谓花界状元、榜眼、探花等，还有甲榜、乙榜之分。上海滩的三千粉黛对于这一新事物无不跃跃欲试，因为一旦榜上有名，便立刻身价百倍，上海各家报刊杂志都会登其玉照，对于她们未来的事业发展百利而无一害。1897年花榜揭晓之日的《游戏报》印了8000份，刚出来就被抢售一空。对于该年的“状元”张四宝，评检如此写道：“波写明而花写媚，神取法而情取幽，端庄沉静，柔媚可亲。举止淑雅，有大家风。美丽天然，风神娴雅，姗姗仙骨，矫矫不群，天仙化人，自然丰韵，翩然入座，鹤立鸡群。”花榜本身是一种名誉炒作，这种炒作提高了某些高级妓女的地位和形象，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商业活动。较之前由文人占主导的精英社会，这种比赛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对艺术或美的评判，而成为了最有钱的人挥洒银元的舞台。嫖客之间为了各自的社会地位与声望，不惜对于自己中意的高级妓女一掷千金。可以说，高级妓女向普通妓女的沦落成为了不可挽回的事实。
无论是从妓女数量还是社会氛围来看，晚清上海当之无愧堪称中国的“色情之都”，许多青年纷纷堕入欲海，难以自拔，当时的报纸几乎露骨地揭露到：“花烟间给洋银一角，尽可捉胸捺肚，消遣绮怀。既得亲粉泽脂香，又可作烟霞供养，以故学业未成之辈，失足于此者几如恒河之沙。”对于嫖妓行为日益的公开化、普遍化以及高级妓女功能最终的情欲化，上海的许多道学之士无不痛心疾首，投笔怒骂：“无论男女，一入上海皆不知廉耻。上海男女淫靡无耻，为中外所羞言。羞耻二字之不同于沪地也，不自今日始矣。”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现代化发展的开端，首先经历了内部结构的质变，而当这股浪潮吹遍全国，印象中那个妓女世界的解构仅仅只是时间问题。
高级妓女的最终解构
要理解这种现象的本质，首先得探讨一下其发生转变的过程和原因。某种意义上讲，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失，中国的上流人士开始重新组合。它去除了卖淫业这层带有士大夫文化印记的外表上的粉饰，铺就了一条纯粹以商业赢利为目的的两性关系。
商业化的进程冲击着由士大夫构建的传统风月文化。从上海的情况看，上流人士在上海开埠以后的60年间经历了一种不利于文人而有利于商人的大改组。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伴随着清帝国的解体以及经济的商品化速度越来越快，高级妓女像其他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一样，其地位在这个过程中迅速下降，她们无摆脱更新换代的命运，最终沦为纯粹消费对象。卖淫业的结构发生了收缩和简化，总体来说，高级妓女“日益降级”，并逐渐被19世纪末在租界内成长起来的普通妓院所同化。
一篇写于1923年的报道评论说，虽然她们中一小部分仍然会演奏琵琶，但会拉胡琴的年轻女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而且大多只会唱一些京剧片段。当几个高级妓女碰巧在同一地点演唱时，就会出现一种异常嘈杂的气氛。不仅仅是在上海一地，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速，19世纪之后，高级妓女普遍的质量下降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而在高级妓女群体文化功能逐渐丧失的同时，情欲与性服务就成为了她们与顾客的唯一主题，可以说，社会需求的性质在重塑着妓女，对于性服务的需求已经使原来的声色功能黯然失色。与此相对，普通妓女与之的激烈竞争也在快速消抹着原先不同等级的明确界限。
以获利为目的的极度商业化最终在一种卖淫方式中获得了终极表现，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向导社，顾客可以随时根据对方提供的资料点名要某位女子前来服务，这几乎已经与现代的招嫖方式毫无二致。最初向导社的确是一种向游客推荐女导游的旅游机构，第一家有迹可考的向导社开业于1922-1923年，但是很快就歇业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开设向导社的意图随即与高度商业化的卖淫业挂钩，他们为来上海的游客提供女陪伴，在带顾客游览上海的同时也满足顾客其他方面的需求，通常即特指性需求。无疑这种高度现代化表现方式的产生即宣告了与过去高级妓女时代的最终告别。
娼妓并非仅仅只限于高级妓女，但是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历史印象往往代表了对过去整个妓女群体的印象，这种观点的产生就像是一种共同的幻觉，本质上是无法成立的。尽管有关古代普通妓女与低级妓女的资料并不丰富，但事实上她们始终是妓女人数中最多的一类，她们的服务对象要远远比那些服务于士商阶层的高级妓女多得多。所以从整体来看，懂琴棋书画、会吟诗作对的高级妓女本来就少之又少。由于历史话语权基本被知识分子所掌控，他们自身的阶级立场对于这个行业的印象与感受扭曲了整个风俗业的景象。正如事实所见，古代的妓女作为一个群体，已经被世人高度理想化甚至神话化了。其它类别的妓女几乎始终都被隐瞒着。而到了清末时期，随着社会的转型，在商业化的冲击下，高级妓女的市场越来越小，慢慢消融在普通妓女之中，琴棋书画、吟诗作对等艺术才能再也不为她们所必须了。
（董嘉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