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风闻言事也很快成为群臣党政倾轧的工具。明代虽然将御史“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写入成文法典,却也明定“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开河。
“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
作者:王戡
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讲述了一个谣言传播的实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县城东侧的水门和石桥塌了,石匠们打桩入河,重修门桥。这平常不过的工程,却因谣言掀起一起波及半个中国的大事件。
谣言的最初版本是,石匠需要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顶部打入水中,“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方能立住水门、架好石桥。名字被打入水底的人,会被窃去精气,轻则生病,重则死亡,这种妖术被称为“叫魂”。最初,还真有人试图行贿石匠照此行事,报复亲友,结果被扭送官府,戴枷示众。
然而谣言在传播中很快变了形,先是被打入水底的对象由名字变成了发辫、衣襟,继而演变出剪人发辫扎入纸人、纸马,即可驱之取人钱财的传言。当各地都出现“叫魂者”以药粉将人迷倒而后剪走发辫,被捕之后还宣称有人指使时,终于惊动了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连下谕旨:穷追到底。可是地方大员却发现“叫魂”不过是屈打成招下的胡言乱语,一切都来自小吏为勒索钱财编造的罪证,以及下级对来自上级的、群臣对来自皇帝的压力和顺从。孔飞力总结道:“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
事虽如此,乾隆皇帝认定“叫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力量,继而对其穷追不舍的行径,正显示出帝王和官府对谣言的深恶痛绝。
“谣言”的源头本无贬义。
“谣言”一词,原本并无贬义。南朝字书《玉篇》对“谣”的解释是“徒歌也”,也就是民间的歌谣。
《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诗经》正由此而来。汉代的乐府也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的来头,将休闲娱乐与体察民风等量齐观。
只不过,民间的歌谣多种多样,既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的歌颂,也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感叹,还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赤裸裸的讽刺,更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煽动造反的舆论准备。
在谣言进化的同时,官府的压制手段也是历久常新。西周的厉王还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预防手段压制言论。
到秦代已经进化为“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成文法则,民众随时可能因言丧命,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传播和实现。
对谣言的压制,只会越来越严,唐有来俊臣,明有锦衣卫,从“散布校尉,远近侦伺”到罗织罪名、置之死地,已经形成了弹压谣言的一条龙。
“谣言”在古代对官员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其实,帝王对谣言并非一味压制。在南北朝,皇帝甚至要“诏分遗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视之为体察民情的良方。很多时候,帝王还会利用谣言来惩治腐败、平衡权斗、绥靖群臣。
早在汉代,皇帝便“令三公谣言奏事”,允许朝廷高级官员以民间言论上达天听。这一制度载沉载浮,时断时续。
南朝宋武帝刘裕时,尚书仆射王弘弹劾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报复杀人,因无确凿证据,在奏文中特别写到“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但“此事彰赫,曝之朝野”,自己身为监察官员,如果因循旧制,则“终莫之纠正”,所以才出声奏弹,最后还称“违旧之愆,伏须准裁”,请对自己的违制行为予以惩罚。
刘裕从善如流,下旨“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此后方为历代所继承,引为监察官员的重要权责。
到了唐代,御史在弹劾官员时,即使有明确来源,也可以“略其姓名,皆曰风闻访知”(《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
到了宋代,“风闻奏事”更形成制度,“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
宋史学者王曾瑜对此评论道:“事实证明,特别是许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他还认为这项制度“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无论堵还是疏,“谣言”须为帝王控制。
然而,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风闻言事也很快成为群臣党政倾轧的工具。明代虽然将御史“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写入成文法典,却也明定“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开河。
清代又有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请禁风闻言事,几经反复终于未能成功,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密的谣言上传体系——“密折”制度。
皇帝甚至会主动向臣下询问小道消息,康熙皇帝曾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批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教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夹杂着好奇和恐惧的八卦心态跃然纸上。
无论风闻言事的制度如何,历代帝王总归是要将对谣言的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驾驭群臣、治国安疆的核心所在。
更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清末,19世纪末年,一股关于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稀奇古怪的谣言悄然而起,时载:“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谣言谬说,日盈于耳。”(《拳匪闻见录》)
被这些谣言激起的是一场被后世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最为典型,先是对谣言听之任之,放纵义和团与洋人作对,甚至派大臣刚毅等人“导拳匪入京”,借团灭洋;当战争失败之后,清廷如弃敝履,发上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即著该护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将义和团当成替罪羊,极力剿灭。对于朝廷来说,各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归根结底就是控制,他们追求的是一切尽在掌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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