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前后，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当时的吕氏乡约跟国家职役毫无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建构的乡党自治组织。
北宋吕大钧撰《吕氏乡约》
作者：吴钩
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初三，四川巴县孝里四甲有个村民到县衙告禀，他的禀词是这么说的：“蚁民(原文如此。清代巴县的平民在跟官府打交道时，要以“蚁民”自称，以示卑贱)叫做杨国材，父亲杨尔安原是孝里四甲的乡约长，一直兢兢业业办理公事，谁知不幸于今年九月十一日去世，蚁民本应代亡父承办公务，不敢渎禀。只是蚁民上无叔伯，下无兄弟，无法分身于公事，所以办过父丧之后，赶快前来衙门交还父亲的乡约长执照，请衙门注销父亲的名籍，另择乡约长。”杨国材还向县衙推荐了本甲名叫王介凡的富民，说他“不但殷实，且为人老成谙练，素行耿直”，非常适合当新一任的乡约长。
清代的乡约长，是社会基层组织——村社、里甲的负责人，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权力伸入乡村社会的行政末端，其职责为协助官府收税、管理乡村。谁家交税迟了，就由乡约长去催缴；谁家夫妻吵架闹离婚了，也请乡约长去调解；乡里来了什么形迹可疑的人物，乡约长也有责任向官府汇报；领导下乡检查工作，也是由乡约长负责接待。总而言之，清代的乡约长的职责跟今日的村干部差不多。
杨国材告禀之后，很快发现官府并没有注销他亡父杨尔安的名籍，巴县衙门下发的一份各乡约承办公务的通知中，仍有杨尔安的名字——此时杨尔安已经身故一个多月了。所以十月二十三日，杨国材又跑了一趟县衙，请求官府注销父亲的名字，并请县太爷“即饬王介凡赴验给照，以便伊承领办公”。
巴县的知县批复：杨尔安既已身死，马上将乡约长之职安排给王介凡承充，县衙各个机关单位请及时更正名册。但十一月初三，王介凡前来衙门申诉，说不应该轮到他来当乡约长，因为他家兄弟已于乾隆十八年承充了三年乡约长，而且他现在又有病在身，实在不堪大任，“伏乞”老爷明鉴，另选贤达。县老爷很生气，批示：“遵照承充，毋得捏混推卸！”
这个收录在《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的故事，显示了清代乡约的尴尬处境。乡约长责任繁重，比如税粮收不上来，要由他们垫付；但又地位低下，形同职役，是给官府打杂当差的。所以，当时乡村中稍珍惜声誉的乡绅、耆老，都不愿意充任乡约长。而奸滑之徒，则抢着想当，因为乡约长虽是职役，但毕竟有点权力，这点权力如果运用得好，也是可以捞钱的。于是沦为国家权力末梢的乡约，品质越来越粗鄙，高士退避，流氓当道。
吕氏乡约的由来与乡党自治
然而，乡约刚诞生时并非如此。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前后，关中大儒吕大钧在家乡蓝田县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约，史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当时的吕氏乡约跟国家职役毫无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由民间社会自发、自主建构的乡党自治组织。
吕大钧认为，在同一个乡里生活的乡党们，完全可以，也完全有必要结成一个关系紧密的村社共同体，大家在共同体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个共同体就是“乡约”。
今天说起传统乡土社会的自治组织，许多人总是习惯地等同于宗族。其实不然，比之历史的丰富性，今人有许多误读。事实上，从宋代开始，富有社会关怀的士绅群体发起并领导了一轮又一轮的社会重建运动，不仅复兴了宗族，也创建了一系列跨宗族的社会自治组织。
北宋范仲淹创设的“范氏义庄”，以宗族公田的租金收入为全族成员提供丰厚的福利，成为宗族慈善组织的典范，运行了近一千年，是世界上维持时间最长的NGO之一。南宋人史浩成立的“乡曲义庄”仿效自范氏义庄，但它救济的范围跨越了宗族，为同一乡里的乡亲供应福利。
朱熹极力推广的社仓，是乡村自助机构，类似于农村小额低息扶贫贷款，处于青黄不接之际的穷人，均可以向社仓申请救济。由乡绅、富民、宗族兴建的义学，作为传统社会的免费教育机构，让当时最贫困的穷人子弟也有接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所有这些各具功能的乡土组织，将传统的乡村社会联结成一个具备高度自治能力的有机体，像吕大钧这样的乡绅，则是组织乡党自治的灵魂人物。
吕大钧给蓝田乡约设计了一套优良的制度，并根据施行的实际效果加以修订。按蓝田乡约之制，凡一乡之人，都有权利加入乡约，入约与退约均凭自愿。乡约的领袖叫做“约正”，执掌约中赏罚、决断之权，由众人选举出德高望众、正直公道之人担任之。乡约的日常管理则由“直月”负责，“直月”是轮值的，“不以高下，依长少输次为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换，只要是入约的乡党，都有机会当上“值月”，管理乡约。也就是说，宋代的乡约，既是自由的(自愿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选领袖)，也是平等(入约的乡亲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齿为序充任“直月”)。
乡约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举行乡饮酒礼。乡饮不仅是联络众人情感、维系乡约认同的仪式，更是一种议事机制、一个自治平台，因为聚会的时候，将根据入约之人近期的善行或恶行进行赏罚。约中众人有事，也可以在聚会上提出来，大家协商，找出解决方案。显然，吕大钧创立的乡约，是建立在自愿联合基础上，有着教化、救济与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共同体，旨在促成“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自治秩序。其成立、运作的过程，均不需要官府插手，跟清代的乡约完全是两码事。
正因为吕氏乡约坚持独立、自发的民间自治属性，它在推行之初，遇到了一些阻力，包括吕大钧的兄长都反对搞什么乡党自治。他们对吕大钧说：你一个在野的士绅组织结社，容易被人误会为结党，引来朝廷猜疑。况且治理地方社会本是官府的事，你又何必掺乎呢？吕大钧回答说：士绅当造福乡里，何必要当了官才来行善事？如果什么事都由官府指示了才可以做，那“君子何必博学”？
乡约由自发向官府介入流变
乡约在宋代尚未普及推广，不过吕氏乡约的整套制度，经过朱熹的整理保存了下来。从明代中叶开始，在官方力量的推动下，乡约作为乡村基层组织，才在全国各地火热铺开：“嘉靖间，部檄天下，举行乡约”。但乡约在获得推广的同时，由于国家权力的介入，又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民间自发性与自治性。
晚明有个地方大员叫做吕坤，在他担任山西按察使、督抚期间，非常热心推行乡约，但他设计出来的乡约制度，已经跟宋代的乡约大不一样。
首先，宋代乡约的领导人是由一约之众选举出来的，政府全然不干预；“吕坤乡约”的约正虽然也由选举产生，但名单必须报送州县衙门备案，约正绩效如何，也由官府考核。
其次，宋代乡约可自由入约、退约；吕坤乡约则要求每户必须有一人入约，而家奴、佃户等低贱之民，则被剥夺了入约的资格。
再次，宋代乡约以自治的方式行使“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功能；吕坤乡约则需要接受官方的业务指导。吕坤要求乡约定期宣讲朱元璋的“圣谕六训”，又给各乡约发放统一格式的“格叶”，用来记录约众的品行，每年十二月，所有“格叶”装订成册，送州县官审查。
概言之，吕坤认为，“乡甲之约，良民分理于下，有司总理于上”，“弹压操纵之权，全在有司”。
进入清代，官方对乡约的控制更加深入，乡约长很少由民选产生，大多由官府指定、委任；即使有经选举产生的乡约长，人选也必须报官同意。所有的乡约长，都必须获得州县衙门发给的“执照”，才可以履职。所履之职，也慢慢从以前的领导乡党自治，蜕变为替衙门办差。
用同治皇帝的话来说，“各直省州、县向有保长、乡约等名目，原为稽查保甲、承办差徭而设”。可以说，清代的乡约已经完全丧失了民间自发性与自治性。这便是四川巴县孝里四甲无人愿意承充乡约长的背景。清代巴县设有忠、孝、廉、节、仁、智、慈、祥、正、直十个里，每里下辖十个甲，每甲设若干乡约长，协助官府管理一甲公务。既是衙门委任，那么无论孝里四甲的富民王介凡多么不愿意当乡约长，官衙也不准他推诿。
直到太平天国之乱平定后，随着士绅精神的复活，民间社会的自治记忆也被唤醒，具有自发性与自治性的绅办乡约才得以复兴，其中尤以定县翟城村在乡绅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带领下的村自治最令人瞩目，翟城也成为清末民初公认的自治模范村。时人以为翟城村自治模仿自日本的村町(大概因为米迪刚曾留学日本)，但翟城村人认为这些“皆属不知内情之谈”，翟城村自治的经验来自传统，包括吕氏乡约的精神，“多系按照乡土人情、风俗习惯，因革损益，量为兴作”。
发端于宋代的乡约，虽历经明清时代的异化，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乡党自治的传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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