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他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时没见第二人，后世也少见。
科举取士
作者：郭新庆
科举是独木桥
“四贡乡里，而后获焉。”这是柳宗元后来在回忆自己科举之路说的一句话。唐代开科举，“朝廷用文字求士”，这为下层“布衣束带”(柳宗元语)的读书人开了一条仕进求官之路。可其途之艰涩，让成千上万的读书人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唐代科举取士，因袭隋制，尤重明经、进士两科。按唐制，科举取士由太学馆举进的曰生徒(学生、门徒)，由州县推举的曰乡贡。皇帝亲自下诏选士曰制举。韩愈《赠张童子序》说，天下每年参加明经、进士考试的有三千多人，能举进的不足二百人。许多人连考了十几年，也没中进；这中间一半人头发都白了；许多人一辈子也没能考中过。
《唐史摭言》载，有唐近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计算，每年不足二十人。玄宗时，每年赴选常有万人。由于竞争激烈，学子奔走官府和王公之间，献文陈诗，乞求援引。古时称科举为“举人”和“觅举”，即指此说。柳宗元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二十五岁时，作《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仆在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也就是说，自柳宗元贞元五年到京城至贞元十三年，九年间只有二百六十人考中了进士，每年不足三十人。
柳宗元十八岁时，写过一篇《上德舆权补阙温卷决进退启》。这是通关节，干谒请托的文字，是当时求科举风行的习气。可柳宗元与别人不一样，他在文启中发泄了对科举应试的不满，说“载文笔而都儒林者，匪亲乃旧”，而自己持才“贾艺求售”，却得不到“善价”的回应。他还在文中抒发自己的志向说∶“不鼓踊(跳跃)无以超泥塗，不曲促无以由(通过)险艰，不守常无以处明分，不执中无以趋夷軌(平易的法规)”。他要借“声驰”、“风振”之势，“使尺泽之鲵(鱼)，奋鳞而纵海；密纲之鸟，举羽而翔霄”。充满青年人的激情。
唐代制度，科举选士，须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以官织。二十四岁时，柳宗元博学宏词科考试不利，他又写有《上大理崔卿应制举启》。这个姓崔的大理少卿对柳宗元好象很赏识，柳宗元引为知己，开篇就有这样的话∶“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故不叩(敲打)而响，不介(引见，介绍。)而合，则其举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辽阔千祀，何为乎今之世哉！”
清人陈景云《柳集点勘》说∶“柳子年二十四求博学宏词，二年乃得仕。此启盖初试不利后作，贞元十三年也。唐制，试吏部者皆考公主其事，子厚宏词试时，适崔卿已自考功迁大理，故深以不遇知己为恨，而更求其抚荐于再举耳。崔卿名儆，历右丞卒。”柳宗元在这两篇启书里，不象许多人那样肆意标榜自己，而说自己少年“躁进”，“朴野昧劣，进不知退”，这虽为谦恭之词，却真实透着“朴野”、质朴的憨态。纵观柳文，“文才气纵横，意志高抗”。(章士钊语)
韩愈科举不顺
韩愈自贞元三年至七年四应进士试(贞元六年返宣城未应试)，七年始第；贞元八年至十一年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皆无成。韩愈为人率直，不平则鸣；又向来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为文不象柳宗元那样内敛，而好呼风唤雨，大气磅礴。求利时有些不则手段，困窘时又会哀怜乞求。贞元十一年正月，韩愈乡贡中进士后，为求官职，亲伏光范门下，三次向宰相上书，结果都石沉大海。无奈只好仓皇出京，自嘲为东归。途中遇藩使朝贡白鸟，作《感二鸟赋》并序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他流涕感叹，人不如鸟。茫茫大地，不知奔赴何所？韩愈在《三上宰相书》里说∶“九品之位其可望，一亩之宫其可怀。遑遑(huáng匆忙)乎四海无所归，恤恤(xǔ忧虑)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滨于死而益固。”官分九品，九品最下；宫谓墙垣也，一亩之室最小。这些难道都求不到吗？我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人快要死了。“抑将安而不救欤？”“干黩尊严，伏地待罪”，“亦惟少垂憐焉”。乞情无已，自忘卑下。这也反应了当时下层“布衣束带”文人士者的困境。
而《柳集》里找不到这样的文字。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他把科举看是“末事”，说它是不重要的事。得到了不感到荣耀，丧失了也不忧愁。柳宗元志在“远大”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抱负，不竟于仕宦，对科举得失不很在意。这在投机钻营，不择手段求官的社会显然一个独特的“另类”，他是那扭曲社会不多的真君子。
科举弊案
唐代科场考试，漏题、替考、枪替之事(即枪手为人作文)，以及场内外作弊案，时有发生。走门路，权幸托付的事也屡见不鲜。文宗时，有个叫裴思谦的，就是靠走宦官仇士良的关节取得科举榜首的。
那时科举之外，还有很多为官的途经，如封爵、亲戚、资阴、勲庸、技术、胥吏等，可这些都是要靠裙带关系和祖上功德来求取官爵的。这里的胥吏是指官府里办理文书的小吏，柳宗元《梓人传》说：“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胥吏是郡守和邑宰可随意任用的。玄宗时的国子祭酒杨玚说，每年凭关系等途经为官的有二千多人，比明经、进士取仕多十余倍。
《柳集》卷二十三有七篇为科举下第者作的序，谈到当时科举之弊的事。隋唐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举考试。虽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的说法，可门阀世族之风直到中唐仍很强势，贵贱婚姻还是行不通，而寒门读书求科举依然如在缝隙里挣扎，真正能走出来的没有多少人。按唐制，所有官职皆列品阶，自一品至九品。三品以上每品分正、从二级；四品以下每品分正、从、上、下四级，共三十级称为流内官。在此三十以外不入品秩称为流外官。唐初官员数甚简，员无闲设。《新唐书•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又《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上(太宗)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唐内外文武官数据《唐会要》卷七十四，高宗显庆二年留祥道言有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四十职官云有一万八千八百五。
近人研究唐史的说，隋末入唐的门阀豪族衰落，逐被寒族的中小士者取代，其实与史实有误。据两《唐书》等史料统计，唐统治层，门阀豪族与寒族中小士者之比是六十九比十三点五。《宰相表》载，肃宗至唐亡，近一个半世纪，一百七十九位宰相中，两者之比是八十比七。寒族中小士者能能挤进上层官场的微乎其微，其间的争斗也是异常激烈的。
科举取士为读书人进入官场开了一条路，可据《旧唐书》有记载的统计，中晚唐，肃宗至昭宣帝，科举进士三百零一人，名门大族二百二十九人，中层子弟四十四人，真正属寒族的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九点三。直到宋代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的转变。唐代内外官吏不下一万四千多人，真正由贡举入士的不足百分之六。《唐史摭言》说：“搢绅(士大夫)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这种风气虽为读书人所美，可也让门阀士族和旧派大臣齿恨。永贞革新受阻和柳宗元等八司马长年遭贬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为落第者叫屈
柳宗元《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而。”大多数人，“固穷而未达，迟久而不试”，只能折翼而返。而屡试不第，“六选而不获”，“五就乡举，往则见罢”的，比比皆是。
《送辛生下第序略》是为科举考试下第的书生辛生叫屈的，文中苛责的“中书高舍人”，叫高郢，是柳宗元的先友。柳宗元《先友记》称高郢说：“有文章，规矩自立者，不干贵幸”。语中多含敬重。据《新唐书•高郢传》载：贞元中，“高郢迁中书舍人，进礼部侍郎，知贡举(负责科举考试)。时四方士务朋比，更相誉荐，以动有司，殉(丧)名亡实，郢疾之，乃谢绝请谒，颛(专)行艺。司贡部凡三岁，甄幽独，抑浮华。”白居易、独孤郁、张籍都是他擢拔的。尽管“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旧唐书•高郢传》)，可在当时浮华盛行，权贵干预科举，高郢想矫枉过正却适得其反。象辛生这样“不闻于公卿，不扬于交游”，虽“以辛生之文行，八年无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愤焉”。
柳宗元此序作于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他二十八岁，刚入仕不久，为集贤殿正字，故曰位卑。可他却不顾先友之情，大胆直言为辛生叫屈。高郢是旧派大臣，永贞年位居宰相，因抵制革新，称病告退。后来宪宗监国，他也并未被复用。从柳宗元的序里，我们还能看到当时读书求仕人的精神风貌，《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说：“笈典坟(背书箱)，袖文章，北来王郡，笑揖群伍。”“千里求仁人”。年青读书人身上透出一股愤发求进的豪情和精神。可大多数人寒窗十余载，饥寒交迫，屡试不中，就心灰意冷，或转入山林去了。
兵法说科举
柳宗元向下第者传授用兵法对待科举考试的经验。《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说：“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用兵先造声势助威，古之用法。《汉书》广武君说韩信曰：“兵有先声而后实。”柳宗元认为参加科举考试也应如此。他解释说：“若今由州郡抵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这里指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jué较量)夸丽，务(致力于)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mào昏昧不明)，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经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假的)。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文中的韦七秀才是韦中立，他与柳宗远交往密切，“久与居，益见其贤”。韦中立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考进士下第，柳宗元写《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鼓励他。其后五六年，至到元和十四年韦中立才进士中第。韦中立文高行愿(质朴，老实)，可不被有司所录。柳宗元感慨说：“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以告(取)，有司之过也。’人之视听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这里明显对科举取士制度的不满。
柳宗元诸序里，对下第的秀才寄予同情，鼓励他们“穷踬(zhì跌到，失败)不能变其操”，“屈抑不能贬其名”，要“磨砺而坐待之”。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崔策，字子符，“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可“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哥崔简遭冤贬至死，他“家有冤连”，“居草野八年”，对科举已绝望的崔策下决心罢举不考了。
柳宗元在永州时，“崔子幸来而亲余，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寐而言梦，醒而问醉。”二人极为投缘，《柳集》有《与崔策登西山》诗五言十二韵：“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亲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可柳宗元还是没能留住他，只好献酒赋诗送之。
其实当时人对科举取士早有非议，为此柳宗元在《送崔子符罢举诗序》开篇就借事发议：“世有病进士科者”，“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科不俟(sì等待)易(改变，变换。)也”。他直言科举之弊，要求变易它。柳宗元自己科举顺利，却反对科举，这显然不是出于私利。这样的胆识，唐时没见第二人，后世也少见。
这是在捅官场的马蜂窝。所以到了清代乾隆时，纂修《四库全书》的程晋芳还在《摭言后序》里为这事非难柳宗元。章士钊有时的史眼够毒的，他往往会看出和说出别人浑然不觉的话来。他说：“尝论自贾谊、马迁以下，逮至中唐，论辩第一胆大者，应推子厚，以子厚敢于非圣，敢于反经而无所顾恤(xù顾念，顾忌。)也。”此言确也，柳宗元年青时就养成仗义论辩的性格，至死也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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