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司法史上，“法礼之辩”历朝历代一直争论不清。所谓法礼之辩，即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譬如一向让皇帝丞相挠头不已的“孝烈”。此类于法不容、于情可宥的案件，实质在于血亲报仇的礼教观念与国家刑法严正性之间的冲突，历朝历代都曾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每每争论激烈，难以统一意见。
为父报仇的施剑翘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1期，作者：裴毅然
人类群居，难免磕碰、摩擦，这时便需要法律维护秩序。而法律的制定又取决于人们对各种利害关系的认识，司法的精细当然能体现社会能力的提升——厘清各种利害次序，合理摆放各种价值。在我国的司法史上，“法礼之辩”历朝历代一直争论不清。所谓法礼之辩，即国家法律与忠孝礼节之间的矛盾，譬如一向让皇帝丞相挠头不已的“孝烈”。此类于法不容、于情可宥的案件，实质在于血亲报仇的礼教观念与国家刑法严正性之间的冲突，历朝历代都曾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每每争论激烈，难以统一意见。仅仅有唐一代，就有三则典型案例。
其一，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监察御史杨汪奉命前往川中嶲州(治所今西昌)，因有人举报嶲州都督张审素贪污军款。杨汪在路上被张审素同党劫持，当其面杀死告发者，并威胁杨汪，要他上奏免张审素之罪。后有人杀死张审素党羽，杨汪得以逃脱。自此，杨汪、张审素结怨。后杨汪上奏张审素谋反，张审素被诛，全家籍没，二子张瑝、张琇年幼免死，流放岭南。两子不久逃回原籍，隐匿数年，伺机为父报仇。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年仅十几岁的张瑝、张琇兄弟在洛阳手刃仇人，现场留书，声明其父虽然贪赃，罪不致死，杨汪一伙构陷其父谋反大逆，其父乃蒙冤被杀。兄弟俩作案后，离开现场欲往别处寻杀构陷其父的杨汪同党，行至汜水，被官府逮捕。一时舆情汹汹，认为兄弟俩年幼孝烈，舍身为父报仇，应予宽恕，前朝屡例在先。但也有人认为预谋杀人，按律当斩。唐玄宗召集群臣专题讨论。右相张九龄援引汉代案例，认为两少年行为当属孝烈，应赦。左相裴耀卿、礼部尚书李林甫则认为赦免两兄弟，于国法相悖。唐玄宗赞同后一观点，下令河南府处决张氏兄弟。但相当一部分朝野人士为此伤感，收敛安葬，并建造数座假冢以防仇家报复。
其二，初唐徐元庆案。武则天一朝时，同州下圭(今陕西渭南)徐元庆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冤杀。徐元庆寻仇许久，终于手刃赵师韫，然后投案自首。朝廷中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乃孝烈之举，当赦。武则天也想宽赦徐元庆，然左拾遗陈子昂出列谏阻，认为杀人当按国法处置，徐元庆当死；但徐元庆的报仇又符合礼教——父仇不共戴天，国家提倡的孝行，徐元庆又当赦。因此，陈子昂建议，处徐元庆死刑，以明国法；然后旌表其孝，墓碑铭刻。武则天最终采纳，时人认为礼法两全，兼顾左右。
百年后的柳宗元则认为这一处理“首鼠两端”，当诛不当旌，当旌不当诛。柳宗元认为徐爽之罪当诛，赵师韫执行的是国家法律——“法其可仇乎？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柳宗元不鼓励“亲亲相仇”，主张分清是非曲直，才能避免非经悖圣。《驳复仇议》之所以为后人一再标举，司法界之所以再三选为大学法科范文，当然是相中这一“法礼之辩”的内核
其三，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九月，陕西富平人梁悦为父报仇，手刃仇人秦杲，自首县衙。鉴于此类案件前例不一，前人处理不尽相同，唐宪宗下敕要求尚书省集体讨论。职方员外郎韩愈撰《复仇议》，指出儒家经典及诸子经史向无问罪亲子复仇的记载，历代法律对此亦无规定，因为“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恃法专杀，无以禁其端矣”。韩愈要求皇帝根据“血亲复仇”案件的实际情况钦定亲裁：“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唐宪宗采取韩愈的意见，宽赦梁悦——杖一百、配流循州(今广东惠州)。自韩愈裁报皇帝的建议被纳，血亲复仇者看到赦免希望，客观上鼓励血亲复仇。韩愈这一“先例”对后代影响甚大，元朝不仅允许血亲复仇，而且规定被报仇者还得向复仇者交纳五十两烧埋银，以慰被害者在天之灵。宋、明、清三朝法律虽禁止血亲复仇，但仍有很多机会赦免。
近代也有一侧显例——民国为父报仇的施剑翘。1925年秋，施父施从滨(奉系军长)兵败固镇被俘，孙传芳枭首蚌埠车站，示众三日。施女剑翘立志复仇，放足练枪，1935年11月13日于天津居士林刺杀孙传芳，天津法院判决十年徒刑。当时报界沸议，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政要均出面吁请，1936年10月14日国府主席林森批准特赦。1957年，施剑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施剑翘得赦及获选“政协委员”，至少说明“法礼之辩”尚未结束，两条价值标准还在并行。
“血亲复仇”乃人性本能，西亚、欧洲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也有类似鼓励复仇的内容。《圣经•旧约》记载古希伯莱法律：“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第21章)一物还一物，直来直去，直观明了。
起于家族宗法的华夏文化，人伦乃立法基础，百行孝为先，两汉以孝立国，“亲亲相仇”(因尊亲而复仇)成为当然之则。因此，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掘墓鞭尸；吴越相仇，夫差勾践的故事，为历代津津乐道，悬为范例。西周司寇下设机构——朝士，父兄为人所杀，可上此机构登记仇人姓名，以后杀死仇人无罪。
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性设置，当服孝死义的“刃仇”与不容擅杀的国法发生冲突时，部分社会舆论便会倾向赦免，认为于礼有据，古有成例。但另一方面，血亲复仇只认亲人不认法理，只认孝亲不议曲直，复仇矛头有时便对准执行国家法律的官吏，等于直接挑战法律的严正性，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给予鼓励。古代司徒下设专门掌司民间纠纷的机构——调人，凡有杀伤，就把仇人调开避仇，不愿离开者要抓起来，防止冤冤相报；已发生复仇，一次为限，不许循环往复，仇杀不已。
如何处理孝烈复仇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两大原则，确乎有点难度。以古人笼统思维，无法厘清其间关系，长期感觉两难。当然，这一“法礼之辩”的难度，实质还是囿于鉴别能力，难于权衡轻重，惑于分清主次。而所谓认识能力，反映到司法界，即体现于如何摆放这些价值次序。血亲复仇涉及的“法礼之辩”，根柢当然还是在于“尊亲”“尊法”之间的价值区别。
在15、16世纪，血亲复仇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为法律严禁，说明禁止血亲复仇成为人类进入近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西方近代文明铺垫期、之所以得到西方史学界的再三肯定，当然得有如此这般实质性内容。
按说，个人的血亲之仇与国家的社会法律，孰轻孰重，不难分辨。个体的“孝”不能凌驾集体的“法”，鼓励“孝”也得有一定边界，不能触碰法律。这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的基本认知，在古代却是一道伦理大难题。原因有二：一是我国一向哲学贫弱，抽象思考能力较低，国人容易一根筋走到底(绝对化思维)，只顾“血亲复仇”，不顾国家大法，即便士林官吏对这道情理难题都有点犯晕。二是古代法律公正性较低，人治高于法治，官吏执法差异度甚大，难以得到百姓认同，容易沦为“杀父仇人”。
人类文明最实质的内核即认识自我能力的提高，司法的精细度当然直接体现社会进步。当代法律的最高标准当然应该是：既合乎理想又顺应现实，中庸合度，平衡兼顾，维护社会和谐，体现价值导向。法礼之辩，应该不会成为当代司法难题。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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