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年间，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反对变法的称元祐党人。元丰党人当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
《元祐党籍碑》拓本
本文摘自《帝国的溃败》，作者：张鸣，东方出版社
元祐是北宋哲宗赵煦的年号。北宋一朝，闹变法闹得不行，来回折腾。老子神宗赵顼变法，儿子哲宗赵煦不变了，复辟。于是，当年一干反对变法的人，以司马光为首，组织还乡团杀回来了。从此以后，支持变法的人称元丰党人（元丰是神宗年号），反对变法的为元祐党人。此后反反复复，到了宋徽宗赵佶这里，变法派声势大振，丞相蔡京对司马光这干人恨不过，但人都死了，也没法再贬斥发配。他为了彻底清除余毒，奉皇帝的旨意下令各州县大刻元祐党人碑，宣布这些人属于奸党，要勒之于石，让他们千秋万代臭下去。于是，就有了这著名的元祐党人碑。
其实，北宋的制度和政治的确需要改革。漫说后世，就是当时人也感到毛病特多，官制叠床架屋——床上架床，还添若干大小椅子板凳什么的。反正让大家什么事都干着别扭，一件小事折腾半年。但是，变法党人王安石他们，按着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路做，动静忒大，不仅折腾官场，而且折腾百姓。所以，好些人反而感觉不如不变。皇帝不换，这老儿自己决定的变法，不好自己否定；但是皇帝一换，老子死了，儿子上台，之前的变法就可以被推翻。弗洛伊德说，儿子都有仇父情结，放在皇帝身上，大概不错。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老子喜欢的，不论是人还是政策，儿子必定不喜欢。所以，老子的宠臣，必定会栽在儿子的手上。于是，反变法的复辟党上台。
然而，复辟党司马光等人上台，做得太绝，尽废新法。哪儿有这个道理呢？旧法要是十全十美，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变？政治效率怎么会那么低？归拢在反变法这边的某些人，比如苏轼，其实对王安石变法中的某些内容（免役法）还是认同的。只是，人家就是要把他归在复辟派里，他也就只好做元祐党人了。北宋后期，复辟派整体上不吃香，所以，在一个短暂的元祐年间过后，复辟派就一直倒霉。苏轼就被贬了又贬，一直发到海南岛的儋州，相当于到天涯海角了。幸亏他看得开，活得久，终于盼来平反那一日，但是又到寿了。他当然想不到，死后居然还要被人折腾，名字刻上石碑，让他遗臭万年。
但是，各个州县刻碑的时候，出过一点小麻烦。北宋文化市场发达，元祐党人中，苏轼、黄庭坚这些人早早成名。在世的时候，就可以靠写字作画赚稿费了。由于文化普及程度高，经过市场的传播，即使贩夫走卒也知道这些人的大名。他们的字画招人喜欢，文章也有粉丝，而且是铁粉。苏轼流放期间，之所以能活得不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粉丝们可不管这些人是否犯了政治错误，该喜欢就喜欢。合影是没办法了，但讨幅字儿、求首诗，却是家常便饭。当然，字画和诗都不会白作，银子和酒肉，甚至还有美女，滚滚而来。政治挂帅，阶级路线什么的，在那个年头，人们还没有概念。
尽管大家都崇拜皇帝，但皇帝不喜欢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全体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蔡京要刻元祐党人碑，要找刻工，这些刻工有些是刻过苏轼和黄庭坚诗作的，有些居然想不通。九江这个地方有个刻工，名叫李仲宁，手艺很棒，他接到地方官的指令，要他刻党人碑。他说，小人家贫，靠刻苏学士和黄学士的词作得以饱暖，现在要以奸人为名，将他们刻在石上，我不忍心；长安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出色的刻工叫安石，他也不肯，地方官加以鞭笞，不得已，他说，非刻不可的话，我不能刻上我的名字。
虽然人们总是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为读书人，不相信劳动人民一定会比读书人道德高尚。底层的百姓，每每弯子转的没有读书人那么快，想不通的时候肯定是有的。什么叫作好人，什么叫作坏人，他们自己也有一个标准，肯定跟上面的政治标准不怎么一样。
党人碑刻完之后，虽说遍立各个州县，但立碑的蔡京后来也完了。不及等到后世，就在他倒台的当口，人们评价此人就是个奸人。遭贬之后，没人给饭吃，活活饿死。当然，元祐党人碑也立马被砸毁，剩不下几个了。风水轮流转，谁知道最后转到哪儿？蔡京等人，当初的心机不可谓不深，最终都是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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