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作者：程念祺
武帝初即位，即接受了儒生们向他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建议。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武帝奉行的却是法家的学说。他穷兵黩武，征匈奴，通西域，平定越人，灭卫氏朝鲜，通西南夷，耗尽了西汉的国力。他下令实行“告缗”，把那些为逃避征税而隐瞒财产的人搞得倾家荡产。他对盐、铁等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和商业实行官营，使工商业利润都流入国库。他还以严刑峻法，实行恐怖政治。这种治国政策和治国理论上的矛盾，终于在西汉的官僚阶层中，造成了一批将儒学作为“缘饰”之具的人物。
酷吏好谈儒学
武帝时的公孙弘，因以儒学“对策”，而受到武帝的欣赏，从此平步青云。公孙弘是吏员出身，对于如何处理公务，是非常在行的，史书上说他“习文法吏事”。但明明是按通常的程序和原则处理公务，他总是要引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迎合武帝空谈儒学的嗜好。公孙弘对武帝穷奢极欲的性格看得很透。他宣称做皇帝的人患在“不广大”，以迎合武帝的好大喜功。他还很会为同僚设陷阱。明明与大臣约好了一起向武帝进谏，到时候却一切迎合武帝旨意。
身为宰相的公孙弘自奉俭节，吃得很一般，盖的是布被，俸禄都分给故人宾客，家无余财。汲黯指责他的这种节俭是沽名钓誉。公孙弘也不否认，承认自己是有沽名钓誉的毛病。武帝也不追究，反而很欣赏公孙弘面对指责时所表现出来的儒者谦让之风。
其实，公孙弘是个“外宽内忌”的人物。凡是与他有过节的人，他表面上对人家很和气，暗地里却寻机加害。董仲舒对公孙弘阿谀奉迎的腔调很鄙视。武帝的兄长胶西王性格暴戾，朝廷任命的几任胶西相都被他杀害了。公孙弘就建议武帝任命董仲舒为胶西相，也想借胶西王之手把董仲舒杀掉。他甚至还建议武帝把汲黯派到贵人、宗室聚居、素号“难治”的京畿右内史界任长官，希望汲黯去得罪那些权贵，引来杀身之祸。
酷吏张汤为人刚狠忌刻。由于善于迎合，张汤从一个刀笔吏，一直做到廷尉。他判案，总是看武帝的眼色行事，重判轻判都事先窥得武帝的心思。武帝提倡儒学，张汤审理重大案件，总是想尽办法使自己的判决符合儒家的教义。他甚至请来研习儒学的博士，为他的判决引经据典。他用人多以严酷残刻之辈为爪牙，却又喜欢结交儒生。廷尉府判决的案子，武帝认为好的，张汤总是说手下某某人建议如何，才使案子这样判了。如果案子判得有问题，武帝不满意，张汤就说是自己没有采用手下某某人的建议，把案子办坏了。他这样推功于人，诿过于己，就是要让武帝觉得他为人宽大忠厚，有儒者气象。
对于自己的善于迎合，张汤非常得意。博士狄山反对武帝征匈奴，张汤忍不住嘲笑他是“愚儒，无知”。气得狄山说自己确是“愚忠”，而张汤则是“诈忠”。即貌似忠，而心怀诡诈。但是，张汤为官廉洁。他后来被人诬告利用事先知道朝廷财政机密，与手下在市场上投机，赚取暴利。但张汤被迫自杀死后，查他的家产，不过值五百金。
汲黯曾经当面批评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是武帝的品格，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场品格。公孙弘和张汤为人处世，正是当时官场品格的写照。司马迁说，自从公孙弘以儒学为丞相封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嗣后，以儒学为丞相者，无不是“持禄保位”的“阿谀”之徒。而且，这些人都贪图财利和享受，远不如公孙弘和张汤节俭廉洁。
大儒官运亨通
元帝时的匡衡，以研习《诗经》而为大儒。元帝即位后，匡衡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丞相。匡衡正面的话讲得很多，凡论及治国的大道理，他都依据儒家经义而高谈阔论。但对于权势，匡衡是极其谄媚的。
宦官中书令石显深得元帝宠幸，匡衡对他从来都是惟命是从，“不敢失其意”。元帝死，成帝即位。匡衡见石显大势已去，与大臣一起上书，历数石显及其党羽“旧恶”。但一个叫王尊的大臣，立即上书弹劾匡衡等人，说他们身为大臣，曾几何时明知石显等人的罪行，却一味曲意迎合；现在不仅不能检讨自己的不忠，还要宣扬先帝任用那些倾覆小人的过错，有失做臣子的基本操守。匡衡见状，则以退为进，交还相侯印绶，再三请求回乡养老。成帝对匡衡则始终慰留；连他的两个儿子犯法，仍让他稳坐相位。
成帝是个非常荒淫的皇帝，匡衡从来不予规劝。成帝也一味护着他的这位老师，准备以高官厚禄供其终老。后来法司揭露匡衡曾唆使亲信篡改计簿，将四百余顷田亩划入自己的封地，追讨租谷一千余石。这一次，匡衡终于被免职为民。想当初，元帝即位，匡衡即上书，说贪财贱义，喜好声色，崇尚奢侈，以至于不顾廉耻，放纵邪念，已成为天下风气；人们为利益所驱使，连最基本的纲纪人伦都不顾了。他建议元帝以身作则，弘扬道德于京师，使天下起而效法，达到“大变其俗”。他说得是那样的振振有辞，背地里却干出这种“专地盗土”的勾当，可见他自己就是那种“贪财贱义”之人。
成帝时的张禹，也是成帝为太子时的老师。张禹擅长讲《易》和《论语》，他的人生态度则是谨慎与享乐。他还非常富有，在泾渭流域有四百余顷膏腴田产。他的生活非常奢侈。做丞相时在相府的后院养了许多乐人。性情投合的学生来了，便与他到相府后堂饮酒。有妇人陪伴，有乐人演奏，尽兴而归。
汉朝的问题很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贫富悬殊。董仲舒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再就是地方官普遍作奸犯科，与豪强勾结，为霸一方。而朝廷之上，则外戚专权政，权位日隆。但是，对这些问题，以儒学为官者，绝大多数都不敢正视，而为虎作伥者更不在少数。汉宣帝曾就此说道：“俗儒根本不知道如何面对实际，而一味地是古非今，惑于名实，不懂得什么才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哪里能派得上用场。”
然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毕竟使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从那时起，西汉的读书人，便于儒学的“禄利之路”上一路狂奔不止；说一套做一套成为时代风气。宣帝时的陈万年，为人谦让平和，表面上私德不错，却不惜倾家贿赂外戚，而且很懂得怎样讨好人和讨好谁。他官至御史大夫，临死前把他的儿子叫到跟前，大加“教戒”。他的儿子听得不耐烦，说：“您说的我都听懂了，主要就是要我知道怎样献媚奉承。”
楷模篡夺皇位
就是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中，最后篡夺了西汉皇位的王莽仿佛是如鱼得水。王莽是媚天下之人，是那种把天下公认的美德都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
他的孝悌忠信、勤谨恭敬、廉洁节俭和乐善好施，都是切切实实地做出来的。更何况他还博学好儒，举手投足俨然儒者风范。他官做得越大，对自己的约束越严，待人也越谦卑。而深厚的家族背景和难得的“孤贫”身世，更使他得天独厚。在一个讲究势力的时代，他恰恰来自最有势力的家族。在一个讲究道德的时代，他个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以及“孤贫”的身世，都使他区别于家族中的那些纨绔子弟，因而备受道德上的赞扬。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王莽的确很虚伪。他为自己买了侍婢，被人知道了，即说这个侍婢能生儿子，他是为尚无子嗣的后将军朱子元买的。身为大司马，王莽的妻子穿的长裙只遮到膝盖，被人误认为是他家的僮仆。而当时一般人家，妇女都是长裙曳地的。当年公孙弘身为丞相封侯，却盖着布被，就被汲黯指斥为沽名钓誉，自己也不敢否认。如今，却不再有人用同样的言辞来指斥王莽。在一路由“安汉公”而“假皇帝”，由“假皇帝”而“真皇帝”的过程中，王莽的一切，都被赋予一种道德色彩。
在终于登上皇位的那一天，王莽亲自搀着汉朝最后一位皇太子唏嘘流泪，说周公辅政，最终把天子的权力归还给成王；而自己却迫于“天命”，不敢不取而代之。他哀叹了很久，才让人将皇太子抱下殿，向自己称臣，封为定安公。满朝公卿大臣，没有人对王莽这种虚伪的表演表示厌恶。
汉初，一切“无为”，而疏于制度的建立。武帝急功近利，凡事皆以政令推行之，而不能在制度上作长远的规划。
董仲舒曾以批评秦政为名，建议武帝不要像孔子所批评的那样，“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言下之意，就是要武帝“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礼”就是制度；“齐之以礼”，就是用制度来规划国家；而制度的精神，应该是“德”，即儒家所讲的仁义。
换言之，教化须合乎于制度，才是“导之以德”。凡事都以政令推行之，而辅之以严刑峻法，就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故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虽也可以称之为“导之以德”，却与“导之以政”的治国政策悬隔，不过是空言教化，即“离生活而言教化”（吕思勉先生语）。
在这种情况下，虚伪，以及对于虚伪的容忍和欣赏，反而成为那个时代官场道德的一部分。西汉之被篡夺，固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悲剧的酿成，则由空言教化所造成的虚伪，以及对虚伪的容忍与欣赏，在其中起着发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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