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吕不韦来说，政治本来于他只是牟利的工具，玩着玩着他却当真了，放弃了商人的本分与初衷，却又缺乏职业政客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与狠劲；桑弘羊虽然终身为官，毕竟只是商人家庭的子弟，官当得久了，他居然真以为自己成为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以至于要鞠躬尽瘁。
吕不韦
作者：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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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玩政治，利润极高，这是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史不断证明了的。
在极其擅长“装”的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吕不韦一人对政商关系的利益驱动直言不讳。《战国策》曾经记载了吕不韦与他父亲的对话。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吕父回答：“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百倍。”再问：“立国之赢几倍？”答：“无数。”吕不韦告诉父亲：“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世，愿往事之。”
这段对话，发生在吕不韦到邯郸经商，遇到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异人”（又名“子楚”，即后来的秦庄襄王）之后。另据《史记》记载，他遇到子楚的第一感觉，是“此奇货可居”。这是“奇货可居”这个成语的来源。
商人吕不韦的确敏锐地看到了商机：对子楚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无数”的“立国”生意。日后，他也的确从这桩生意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商人玩政治，最成功的是两人：除了战国时的吕不韦之外，就是西汉时的桑弘羊，两人都混到了总理级别，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把持朝政，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在高收益的背后，也有着高风险。这两人下场都极为悲惨：吕不韦因担心秦王嬴政加害而喝了毒酒自杀，全家被流放；桑弘羊则更惨，被“烹”而死，全族被灭。
唐代的柳宗元在《招海贾文》中，曾对包括吕不韦和桑弘羊在内的四位著名商人的命运有所点评，常为后人所引用：“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
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跨越政商两界。
胶鬲是商朝末年的贤臣，“遭纣之乱，隐遁为商，文王于鬻贩鱼盐之中得其人，举之以为臣也。”（《孟子注疏》），因此，孟子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孟子·告子下》）。他与后世的范蠡一样，从政时都是贤臣、功臣，经商主要是为了全身远害。区别则在于胶鬲的经商似乎仅仅是谋生而已，不如范蠡那样声势浩大，成为商界典范甚至后世的财神；胶鬲后来再度进入官场，为周文王效力，范蠡则终生不再入仕。此二人，在柳宗元看来，是处理政商关系得当，因此得以善终的典范。
吕不韦、桑弘羊，则与胶鬲、范蠡不同：吕、桑二人，都是商贾出身，而后入仕，最终，两人都死于政治。
四人对比，但凡不断远离体制、弃“政”从“商”的，似乎更能得以善终；但凡不断贴近体制、弃“商”从“政”、甚至以“商”从“政”的，似乎更易自蹈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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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获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经营思路很简单：协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夺秦国的王位。子楚则承诺，成功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承担了子楚的所有运作经费及生活费用。甚至，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据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两人的生意进展顺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质回国、重回体制、立为太子、即位为王的IPO全过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马迁说法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子，即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至此，吕氏完成了第二轮IPO，“立国”生意达到顶峰。
与吕不韦主动贴近政治、要做“立国”生意不同，桑弘羊的从政则是别无选择的“童子功”：作为商人之子，他在13岁的时候，因心算能力，而被选入政府担任“侍中”，成为日后汉武帝的亲近之人。史料没有过多谈及桑家的境况，但毫无疑问，“商人”与其说是桑弘羊的职业，不如说是他的家庭背景。从13岁进入体制，直到73岁被杀，60年来桑弘羊实际上一直都在体制内，并没有当过一天的“商人”，依靠对官俸及赏赐收入进行有效经营而致富，他在晚年的自述中曾说：“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
桑弘羊能进入体制，最初就是因为其心算能力（“心计”），其后能飞黄腾达，则是因为其在经济管理（“言利”）方面的才华。从30多岁与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商孔仅一起，被汉武帝任用参与经济改革开始，桑弘羊在体制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从最初的“侍中”，到“大农丞”“治粟都尉”“左庶长”“御史大夫”，到最后的托孤大臣，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商人（或商人子弟）从政的典范，与吕不韦的确堪有一比。
汉武帝的不朽武功，与桑弘羊为其操盘运作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
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但匈奴问题不解决，国防危机终归难以缓解，中华帝国终归将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史称“文景之治”，解决国防困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汉武帝一改先人韬光养晦的做法，主动出击，但战争的消耗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久之计，“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此时，数十年安居乐业也造成民间的拜金主义，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参与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场改革的诸多举措，其核心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国进民退”，或者确切地说“国进商退”，与此前“文景之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不同，这场改革则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心性作用，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并且毫不忌讳对商人阶层进行打压、剥夺。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推行盐铁酒专卖。盐铁专卖是早在管仲时期就大力推动的，在汉武帝改革中，盐铁专卖最初由孔仅、东郭咸阳主导，下派负责各地具体运作的多是商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及质量问题。在桑弘羊接手之后，以官易商，大力整顿，推行统购统销，成效显著。桑弘羊后来总结认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推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各地上交中央的贡品，不必非要到处采购贡品——因为中央所摊派的贡品，未必各地都有出产。而是按照贡品在当地的市价，另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缴纳，而后由“均输官”（后多由“盐铁官”兼任）统一调运、出售获利。所谓“平准”，则是国家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储备进行调整，从而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控，防止物价过低或者过高。
进行币值改革。将各郡国铸钱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统一管理铸币原料，统一货币质量标准，大大提升了货币的公信力，稳定了币值及物价。
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必须缴纳财产税，每二缗抽取一算（10%），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而所谓“告缗”，则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财产充公，而告发者则可获得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
这几项政策，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得以应对数额惊人的国防开支及其他开支。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桑弘羊等人的商人背景令他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抓住财富的七寸。历史证明，中国历朝经济改革，虽然都是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却多有不同。凡是改革者有着经商阅历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本身似乎更接近其目标；反之，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就多，改革成效折扣也大。
桑弘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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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极而衰，乃千古定律。
吕不韦成了相国之后，根据司马迁的八卦记载，不断与太后通奸——那本是他的姬妾嘛，但太后在这方面过于旺盛，吕相国有点吃不消，就给太后推荐了一位猛男嫪毐，伪装成宦官，藏于宫中。后来嫪毐甚至与太后生下两子，阴谋夺位，被嬴政发现，灭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
嬴政本想杀吕不韦，但考虑其功劳至大，仅仅罢免。吕不韦离开京城咸阳被贬斥到河南之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这样强大的人脉，令秦王嬴政“恐其为变”，于是写了一封信问吕不韦：“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要将吕不韦全家流放蜀地。吕不韦惊恐之下，饮酖而死。
至此，一场大买卖以破产结束。不知吕不韦在弥留之际，是否也感慨“立国之赢无数”的背后，也有“无数”的风险。
桑弘羊的改革，对于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不仅是在断人财路，甚至也是在断人生路。这些人的愤怒，不敢对着体制、对着皇帝发泄，自然要冲着桑弘羊们，以至于连天降大旱，都有所谓“烹弘羊，天乃雨”的说法。不过，这些人没有“杀羊”的资源与能力。
桑弘羊最后的悲剧，是因为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卷入了与大将军霍光的政治斗争之中。首先，他们在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经过武帝时期的长期征战，一些大臣提出应该休养生息，霍光对此表示同意，但在60多名高干参与的中央全会上，桑弘羊与霍光等人在盐铁官营等财经政策、匈奴和战等国防政策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史称“盐铁会议”。其次，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桑弘羊卷入了另一辅政大臣上官桀父子策动的政变，终因败露而遭诛杀并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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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可以肯定，绝非因为八卦问题。一方面，所谓秦王嬴政是他亲生之子，以及他在太后与嫪毐的淫乱中所扮演的皮条客身份，史家一直存疑。另一方面，从司马迁的记载看，即便秦王对嫪毐动手，也并非出于净化宫闱，而在于嫪毐试图夺位。
吕不韦被清算，关键是与秦王发生了根本的权力冲突。
吕不韦投资“立国”的收益，不仅在于获得了十万户的封邑，及家僮万人，也不在于当上了秦国的总理，而在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秦国真正的掌舵人。第一轮IPO成功时，子楚即位，人过中年，加上早年在赵国当人质尝尽苦头，在酒色上进行报复性的弥补，因此，在位3年基本不管政务，都是吕不韦一手掌控。第二轮IPO，嬴政即位，年纪很小，“委国事大臣”，仍是吕不韦当国。前后算起来，吕不韦当国总共13年之久，而在这13年中，从经济建设到外交、战争，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盘，因此郭沫若曾评价说：“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问题在于，如果吕不韦也能带领秦国统一中华，那在嬴政眼中，这个天下又是谁人的天下呢？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其实反映了他本人对于嬴政的顾虑，进而试图以理论建树来影响、甚至捆绑嬴政。冲突的迹象比比皆是：
一、吕不韦为了编书，集纳了食客3000人，表面上是效仿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礼贤下士，汇集英才，但私人势力如此强大，秦王嬴政将有何感想？
二、《吕氏春秋》成书，洋洋20多万字，吕不韦将书放到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样的做派，既是为新书做广告，又是示好天下英才。吕不韦早已是秦国的“政治权威”，如此大树“理论权威”的架势，秦王嬴政当做何感想？
三、《吕氏春秋》成书当年是嬴政即位8年，次年嬴政就要举行“冠礼”，随后亲政。这样的时机选择，不会是巧合。吕不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以自己的理论约束即将亲政的嬴政。他在书中直言编撰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秦王甘心受吕不韦的约束吗？
四、《吕氏春秋》中所涉及的大量治国思路，与商鞅以来的秦政相左，尤其提倡对君王的权力进行极大的限制，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以无为为纲纪”，国君要“处虚”，“无智，无能，无为”，不必过问具体的政务，只须用力选拔人才和考察人才。关于《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郭沫若整理为五个方面：第一，反对家天下；第二，尊重民意；第三，赞成哲人政治；第四，讴歌禅让；第五，主张君主无为。对照嬴政后来的做派，可谓南辕北撤。后人论述《吕氏春秋》，多有提及对相权的鼓励及对君权的限制，这不仅是两种治国思路的比拼，也是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两人现实权力斗争的反应。
从司马迁记载的文本来看，秦王决定动手，是因为吕不韦被贬斥之后，依然“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影响力，被贬斥之后，吕不韦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不能不令秦王惊心与警觉。
更深一层的问题接踵而至，吕不韦有无可能避免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考察史实，结果并不乐观：吕不韦虽然掌权13年，却并未真正掌握最为核心的军权，他所接纳的3000食客，亦无武才，关键时刻，连孟尝君麾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不如；在政权上，他所举荐的嫪毐长期与他分庭抗礼，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嬴政亲政前，太后-嫪毐与嬴政-吕不韦成为两个竞争的团体，十分类似晚清所谓的后党与帝党。
一个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人，却试图高调地对最高领导者施加约束性的影响，他的高调，无非是找死的前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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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了桑弘羊和家族性命的，有两个根本原因：
一、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究要谢幕，谢幕时就需要一只大羔羊作为献祭，以便对冲“伟大”的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残酷甚至血腥。当时代已经不需要改革者的智慧时，改革者的脑袋或许就是最后一点还可利用的资产。
二、真正有能力要杀“羊”、也最后真正杀了“羊”的，其实都不是他所从事的经济改革的受损者，而在于另一群即便从他的改革中受益、却依然愤恨他挡了路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些人有着远比他更为强大的政治能量及更为决绝的杀伐之心。
当桑弘羊投身汉武帝的改革大业时，他应该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遭遇与商鞅一样的下场，甚至连死法都一样残酷：商鞅是被“车裂”而死，桑弘羊则是被“烹”而亡，两人都被灭族。
无论是商鞅还是桑弘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个大时代的开拓者、乃至缔造者之一，他们对此也都有着确定无误的自我定位。然而，如同国史上任何谋士一样，他们长于为人谋、为国谋，却未必长于为己谋，最后落个悲惨而死。
相比吕不韦，桑弘羊的结局多少有些委屈。他所活跃的汉武帝时代，无疑是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巅峰之一。巅峰时刻的最伟大杰作，就是主动出击匈奴，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边患。而在这场连绵数十年的卫国战争之中，沙场领军、决胜千里的卫青、霍去病被后世尊为英雄，筹集钱粮、运筹帷幄的桑弘羊却被当作“言利小人”及“聚敛之臣”而落下千古骂名。这无疑凸显了中国历朝史家的伪善：他们以为、或假装以为，伟大的战争可以脱离“言利”及“聚敛”，可以仅靠军事而不靠经济，可以仅靠军人而不靠商人。后世如北宋著名公知苏轼，因作品中多有对古英雄的赞美而被普遍当作“豪放派”词人，却也极为刻薄地评价桑弘羊：“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他根本就没搞清：没有桑弘羊这样的“蛆蝇粪秽”，哪里能有卫青、霍去病这样灿烂的鲜花盛开呢？
吕不韦和桑弘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政治本不是他们的游戏，却过于入戏、过于当真了。
对于吕不韦来说，政治本来于他只是牟利的工具，玩着玩着他却当真了，放弃了商人的本分与初衷，却又缺乏职业政客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与狠劲；桑弘羊虽然终身为官，毕竟只是商人家庭的子弟，官当得久了，他居然真以为自己成为这个政权的一部分，以至于要鞠躬尽瘁。
两人都当真了，不懂得急流勇退。更为麻烦的是，两人的影响力，正符合管仲当年对“二君二王”的顾虑，成为政权实际上的第二个权力核心。一山岂容二虎，这才是惹来杀身之祸的真正原因。
空有雄心，却无狠劲；空有财富，却无寸铁；空有高位，却无走卒。商人越位如此，不杀你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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