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原38师团230联队12队34小队宫本见二记录：小林次郎、太岛渚久翻译：贺新建校对：孔奇繁我已经到了肝癌晚期，我一直想说那件事情，我也一直不敢说因为我还有一个儿子和孙子;我不论从自私的角度还是顾及面子的角度，都使我不敢轻易讲出来。 人们理解我，说我能够到死忏悔，不理解我的，肯定会指着我的后代说是罪恶之家。 其实，我每走到靖国神社，都不敢进去，一是怕他们看出我的心虚，二是心里感到呕吐;我知道，如果当初战死，也不配到这里占一席之地的。
在中国期间，我干了一个军国主义士兵能干的一切，我不能回避，也不能粉饰，因那是战争，尤其是一场侵略战争，我不可能保持人性和人格，也不可不参与制造罪恶;我们去就是要制造罪恶的。
1941年，我们和18师团、51师团和104师团集合在一起，在田中久一中将的指挥下 ，向守卫香港的英军发起了进攻。 这一仗打的是最艰苦的，我们的士兵成片成片地向下倒，但当时武士道精神在起作用，这种自杀式的攻击，终于迫使英军在18天后，撤出防线，继而全线崩溃。我们踏着血污占领香港。 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刚刚增补入伍的新兵。 我承认打死了四个英国士兵，用刺刀挑死一个还没咽气的英军俘虏;那时，没有一个军官向我们宣布日内瓦条约。
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杀、杀、杀。 战争和血腥使人发疯。 抽大麻有瘾，吸毒品有瘾，你们还不知道杀人也有瘾;这是一种在世界上能居首位的瘾，它能让你产生一种屠戮的快感，也让你能知道什麽是生杀大权的实质，这是最刺激的人间游戏。你可以由于杀人而感到自己存在的伟大和自豪。 我和我们的军人，都成了杀人狂;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1937年12月12日的南京大屠杀;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全军的杰作。后来归国后，听取中国军事法庭对第6师团谷寿夫陆军中将的审判广播，才知道我们的屠杀只是他们的百分点。
从感觉上，我并不喜欢香港的中国女人，她们身材不行，可以说是五短的身材，好像是近亲结婚的产品，不属于畅销产品;但战争期间是没有空余时间审美的。何况，属于我们的慰安所全体女性，被紧急征调到昆明慰安刚刚胜利的23师团官兵;她们离去已经有45天，长官说战前返回来;可是我们有的官兵已经躺在英军的子弹下，她们还是没有回来，说是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狙击。下层官兵们说，不知又被哪支凯旋的部队中间截留了。 我不得不承认，英军确实是训练有素的队伍，比起中国的军队更加善战和能战。他们越是这样，越能激发我们的武士道精神。我是第17个冲进香港的，也是第1个冲进圣斯蒂芬学院的。
插话：据我们查阅的《中国战区性犯罪报告编号435-54760》上提供，说是229联队在搜索时遭到狙击手袭击后，进入圣斯蒂芬医院的，对吗?如果这件事是事实，进入医院便是正当的了，所涉及的屠杀英军伤病员一事，也是有根据的了?这不对。当时英军全线崩溃，香港已经听不到什么枪声;229联队留在城外防守根本没有进城，只有我们是在一片寂静的等待中进入圣斯蒂学院的。 我从靠近这座医院到最后进去，估计有20分钟，我没有听到一声枪声，也没见一个战友倒下去;后来的枪声，是我们自己打的;遭到狙击的伤亡报告，显然是瞎编的。
我们一个中队都扑进去，因为有当地人提供情报，说有90多名英军伤病员躲藏在圣斯蒂芬学院里。这时，上来一群女医生和护士，围住我们告诉这是医院，不允许我们搜查。中队长喜多郎少佐下令：把她们全都看管起来，搜捕英军士兵。78名女医生和女护士，均被12小队押进一间大屋子，等待处理，因为她们的头说，这里全是平民病人，没有英军伤病员。而我们的情报则是得知英军伤病员，全都藏匿在圣斯蒂芬学院里。果不出所料，我们从医院里搜出90多名英军伤病员。 吉田大作下令，我们用刺刀一鼓作气地挑死64名挣扎的英军伤病员，这里变成了杀猪场，到处都是被杀未死的英国人的嚎叫声。
229联队这时奉命进城换防，闯进圣斯芬医院，见关押着一群面目姣俏的女人，便一下把房子围住。我们一看，这便宜事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于是放弃对英军伤病员的屠杀，也持枪冲上去;两支队伍对峙起来。229联队大声叫嚷：我们都三个月没有见到过慰安妇了。 我们也冲着他们喊：我们也是，整整三个月。 这时双方的长官闻讯走过来，他们先是看看欲火中烧的士兵，又看看惊恐中的中国女人，两人怎么商量的，不知道，总之双方都抽出12个人，把守学院各个通道和大门口。
也就是在这时，中国女人可能察觉我们的企图，趁看守不备，冲出房屋，和警卫撕打成一团，并大喊大叫，希望能有人前来搭救她们。我们一起涌上去，和她们撕打在一起。中队长吉田大作扯住一个最漂亮的女医生的头发，把门一关，头发正夹在门缝里，女人不敢挣扎;她一挣扎便掉下一缕头发。我看见她躬着腰脑袋叭在地上，臀部往上翘着。 吉田大作可能是被眼前这个不停骂的女人激怒，也或是早就蓄意强奸这些白白到手的中国女人。他一军刀把这个女人的裤带挑断，女人大叫一声，扭头想要护住腰，头发被扯掉一片。 中队长扒掉她两只鞋，将裤筒抓在手里往下一扯。整个医院都听到这个女人的尖叫声，好像被火烫了一下的母猫。吉田大作抬起靴子猛地朝这个女医生太阳穴一踢，这个女人立即没了声音，瘫趴在地上;两个士兵上去，把这个昏迷女人的裤子扒下来，然后翻过来，仰面朝天地摆在中队长脚下。他把军刀一扔，喊了一声：让我们慰安慰安她们吧，她们等了我们18天，士兵们，别让她们骂我们日本人无能。现在我命令：预备，目标，这里的所有中国女人，前进，占领，摧毁。集中一切火力，开炮!我们一听，马上掀翻手中挣扎的女医生和女护士。整个学院的操场上，变成了强奸的游戏乐园。
我捺倒的是一个18、9岁的女护士，长一脸雀斑，黑呼呼一片，蒜鼻子，两只眼睛早都哭肿了。可我当时根本没有挑选的余地，也不可能。强奸这事，像瘟疫一样传染得非常快。我一枪托打晕了这个乱咬我的中国女人。 她头上和口里往外流着血，倒在地上。 我用刺刀把她的上衣和内衣，裤子和内裤都挑开，然后像所有的士兵，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把她给强奸了。在我强奸她时，她醒来了，抓破了我的腮。 我一刀背，把她的满嘴牙也打飞;她满脸都是血水。我刚刚从她身上爬起来，她便被五六个士兵拖到一边，进行了轮奸。现在，整个操场上，到处都是半裸的日本兵，和全裸的不是躺着便是乱跑的中国披头散发的女人。两个联队长在强奸完两个被士兵捺着的最漂亮的女人后，高高地坐在新搭的台子上，欣赏着部下向中国女人冲锋与开火。
在这种光天化日之下，中国女人平均每个人承受了6个士兵的轮奸;但这也不是很好惹的中国女人，她们不知从什麽地方掏出剪刀，在混乱中竟然扎穿8个士兵的劲动脉，剪掉5个官兵的生殖器，还有3个剪刀全都捅进士兵的肚子里。 我们很晚才发现，主要是现场太乱太嘈杂。我们的官兵被这些不屈不挠的中国女人整整扎死了18名。这其中有我们平日敬仰的大佐山岛纪夫。于是，这些被轮奸过的女人，全都被捆绑在一起，追查凶手，但没有一个自首。 最后，我们架起机枪威胁她们，如果不站出来承认，就全都用机枪消灭掉了。我看见起码有14个中国女人被吓得尿了裤子，双手捂着赤裸的大腿乱抖动，有2个女人干脆瘫在地上。更多的女人是咬着牙，抱掩着胸部，希望一阵机枪把自己打死。但她们想错了。
这64名中国女人被强迫捆绑在一起，全都被军医打了麻醉药，扔到卡车上，用布蒙上，拉到郊外一座不知名的别墅里，充当随军妓女，四外都是铁网，且都通了电。她们大都不服被污辱，反抗和寻死的事时时都发生：一个女人用指甲把自己的喉咙挖得差点漏了气，小队长一气之下，用军刀把她的两只手掌全都给剁下来;结果，这个女人当时就昏了过去;同时，八个士兵扑到她的身上，在第六个刚干完，第七个还没有上去，这个女人已经挺了。 还有一个女人，也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劲，没有一个士兵能和她顺利性交。小队长见状，便集合人把她裸体绑在一个圆木桶上，是仰脸八叉地捆住的。来的士兵，这回可不用费劲了，只需滚动木桶就行了。不到三天，这个女人也死了。
这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一个女医生就是不就范，三个士兵最后才把她捺倒在地上，而她还是殊死抗争;小队长命令把她的手反绑上，拔出刺刀，让士兵拽开她的两条腿，“扑”地一下从阴道插进去;然后让她丫起来随便走。可怜这个女子，两手乱抓拔不出来，鲜血直流。这是个刚烈的女子，最后忍着疼痛站起来，两腿叉开往地下一坐，大叫一声惨死在操场上。 有一个女子在被强迫慰安时，咬掉一个士兵的鼻子，疼得士兵捂着鼻子原地蹦跳大叫;这个女人被捆到电线杆上，先是当靶子远距离用手枪击碎两个乳房，最后剖开肚子，从里将子宫割下来，撑大套到女人头上;阳光曝晒，子宫膜开始往回收缩，最后将女人头紧紧地箍住;这个女人始终挣扎着企图喘上一口气，最终在越来越紧的崩缩里，憋死了。我们叫这“从哪来从哪回去”，在菲律宾经常这样干。也许最可恨的是中队长的嗜好;他这个人不知什麽时候养成一个爱好，他专门吃焙了女性子宫，并且是处女的;于是，他把早就捆起来未让士兵上手的一个15岁的女护士在火堆旁活着割开肚子，取出只有鸡蛋大的子宫，用瓦片焙起来;这个女孩一直没有死，血和肠子流了一地，躺在一边，看着自己的器官被焙熟，看着被中队长吃掉;最后，头一歪死去她的心，被另一个士兵趁热掏出来，生生地吃掉。
也许是这些事，使她们采取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行动。 在慰安230联队时，她们竟然能在统一时间里咬断23名士兵的生殖器，造成18人抢救无效死亡的重大事故。我奉命把抓获的8名中国女人用军刀逐个地劈死，是先剖肚子后砍脑袋的。我是眼见着白白的身子一个个折断在我的军刀下的。当天夜里，我噩梦缠身，不住地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我在侵华期间，共奸污中国女人34人，亲手杀死8个女人，开枪打残3个妇女。
日本投降后，我一直想说出来，可一直也没有胆量。今天，我说出来，是因为我钟爱的儿子、媳妇、5岁的孙子，前天全都死在北海道的车祸里。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亲人了。 这是报应，是我罪有应得;是我在中国做孽的报应。道光师说今世罪恶深重，不能洗尽，我只能在弥留之际，把这些罪恶说出来，军国主义万万不能再出来。我们的自卫队，也没有必要到国外去执行联合国任务。 我不能说，我对不起中国受害的女人;这不是我这种人说的，我已经不配说这种话了。我说死后，把我的骨灰拿到中国，洒到骡马市场，让不是人的东西经常踏来踩去，不得安宁，也算是我的赎罪吧;撤到香港对斯蒂芬学院的旧址上也行。
慰安妇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是关系到两国友好能否真正地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要让日本政府承认，首先我们这些作恶者能承认。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日本自侵华战争开始后，在日军中推行配备“慰安妇”的制度，随着战争的蔓延，慰安所也被广泛地设置于中国各地。除未占领的甘肃、西藏、新疆、宁夏、青海等地以外，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及台湾地区，都发现了慰安所遗址。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其侵略军队有计划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由于战败时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也由于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历史文件，要准确指出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是较为困难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分析，而接近历史的真实。例如根据关东军的作战计划，1941年，它准备动员70多万人的军队和2万人的“慰安妇”，其比例为37.5:1。
但是，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军队的认同。目前日本学者普遍认同当时军队里流行的“29:1”之说，也就是军队认为37—38名士兵配给一个“慰安妇”太少，根据生理限度，一个“慰安妇”大约对29名军人，才能大致使军队得到性满足而不致引起内部的混乱。据29:1的比例，日本学者再加上“慰安妇”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补充的更替率(他们认为更替率大约在1:1.5或1:2之间)，算出的“安慰妇”总人数大约为:
300万(日军)&pide;29×2=20.6897万人
即二战期间的“慰安妇”人数为20万左右。这个研究结果是在1992年前后由日本学者得出的。但是，在那时，中国大陆的“慰安妇”问题还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几乎没有展开正式的有规模的调查。因此，这个数字，是日本学者主要根据日本国内、韩国的研究、艺妓以及对东南亚的部分调查而作出的。
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开展“慰安妇”的调查和研究之后，研究者发现了至少以下数点以前未被注意的问题。第一，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即配备“慰安妇”的完备性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不但主力部队，而且警备队、小分队以及前线的碉堡、据点都普遍设立了此类设施，这表明受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妇女远比此前研究范围大。第二，前此作出的20万人数字估计，都是以日本、东南亚，特别是朝鲜女子为主体的，中国妇女的数量只是象征性的，而近13年来的中国大陆调查到的慰安所遗址、历史目击证人及“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证言，均证实有大量慰安所强拉当地女子的事实，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妇女。
由于中国大陆是二战时期日军最大的主战场，因此，未将中国的受害妇女计算在内，这20万数字显然是大大偏少了。第三，关于更替率。从这些年来受害者的证言和从各地编撰的地方志资料中可知，在战争特别是战争的前期和后期，日军对中国军民尤其是平民的杀戮，是变本加厉的。《安庆文史资料》中有一例记载，1938年6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女子设立慰安所，结果被日军官兵“亵侮、奸淫、杀害”，1938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记录了一位中国牧师陆某误入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行乐所”，救出了他的邻居——一位新婚女子，据这位女子言，楼分3层，以年龄区分关押，不得穿衣服，日夜遭受蹂躏，每天有人死去，每天又有新的补充，关押有数百人之众。而这些女子，最后都下落不明。
而《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妇女被日军于塔洋桥边全部杀死，原因是不肯好好接待日军。1944年5月日军在湖南株州一慰安所中的10名中国“慰安妇”中，有8名丧生。这些零碎的记载，只是沧海之一粟。由于中日是交战国，中国“慰安妇”的死亡率比起日本、东南亚、朝鲜的受害者要高得多，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这样高的死亡率下，“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言证实，一直到1945年为止，日军仍然保持了军队中慰安所设置有增无减的势头。因此，如果将更替率定在1:1.5和2.0之间，可能是偏低了。因此，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提出更替率在1:3.5到1:4.0之间，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300万(日军)&pide;29×3.5=36万人
300万(日军)&pide;29×4.0=41万人
即整个的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暴力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1万之间，其中约有半数即20万左右为中国妇女。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在近13年来研究和实地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的一种推论，但它可以大致反映中国妇女在二战时期受日军荼毒之深重的一个概况。
在中国占领地和战场上，日军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强迫中国的妇女充当“慰安妇”。
第一，使用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
日军在战场或占领城乡时，公开抢夺中国妇女，这种做法对于暴虐的日军来说，是最为便利的，既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也省去了许多麻烦的手续。所以这种抢夺曾遍及各地。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在城乡各处抢夺中国年轻女子，他们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满足他们的兽欲”(宋美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重庆《中央日报》，1939年1月15日)。
日军占领芜湖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抢劫妇女，甚至到尼姑庵中劫掠年轻美貌的尼姑充当慰安妇。后来在对周边地区扫荡时抢夺了不少民女投入慰安所。云南的龙陵、腾冲等地，几乎所有的被查证的受害幸存者，均是被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去的。日军占领海南岛后，即派部队到村寨去强捕少女，供其开设慰安所，或者在强征的劳工中，挑选美貌的汉族、黎族女子投入“快乐房”慰安所。1940年日军一部进入山西方山县扫荡，在设立据点后，立即要求伪政权征召“花姑娘”。于是，伪政权将“花姑娘”的人数摊派到各村，日伪宣称有姑娘的交姑娘，没姑娘的交大洋，最后，不仅慰安所建成，还发了一大笔财。日军直接或者通过汉奸伪政权掳掠中国妇女为性奴隶，比例是很高的。
中国“慰安妇”的年龄跨度很大，年长者40岁，甚至50岁，年轻的20来岁，甚至有不少还是少女或幼女。如日军在海南保亭县设立“快乐房”，强召当地黎族少女充当性奴隶，年龄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6岁。
第二，设下各种圈套，引诱妇女坠入陷阱。
常见的是以招聘女招待、洗衣妇等名义进行诱骗。占领上海后，日军的特务部门便在市中心的“租界”里诓骗妇女:“他们放出野鸡汽车，候在娱乐场所前面，等顾客上车后，汽车飞也似地驰着，到了僻静地方，将男子抛下或干了，女客便从此无影无踪。”一时，“孤岛”内失踪女子无数，人人自危。在海南岛，日军经常组织“战地后勤服务队”，他们唆使汉奸张贴广告，鼓吹说服务队的任务是给日军官兵洗衣服，照顾伤员和打扫营房卫生，诱骗妇女参加。甚至还派人到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招聘游说:“海南岛开办大医院，招聘大批姑娘学习当护士和护理，薪水高，到那里去做工有吃有穿，还有大钱寄回家。”于是有不少受骗女子前来应募，这些人到海南后，被统统押进慰安所，陷入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
第三，日军占领一地，形势稍稍稳定后，便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
其中的一个手法便是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地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在南京陷落时，日军除了经常到国际安全区强奸妇女外，也利用发放“良民证”之际，从中拉来数千名中国妇女，这些妇女没有一人逃过被强奸或虐杀的厄运;其中的一些人还被运往东北，充当关东军的性奴隶，从此再无下文，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和命运。1939年在日军的指使下，山西文水县的伪政权曾张贴布告，明令征用妇女，其全文如下:
文水县公署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原为维持全县良民而设，自成立以来，城乡善良之家，全体安全。惟查该院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留四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事非得已，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墨一百余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此外游客赠予，均归妓妇独享，并无限制，事关紧要。
文中的“贺家巷妓院”是专为日军设立的军队慰安所，所以称“维持全县良民而设”。其中有些“慰安妇”由于不堪凌辱折磨，或死或逃，只剩下4名女子，于是要城镇、村庄选送“妓女”。村庄哪来的“妓女”?实际上就只能送良家女子了，但日伪还有条件:一是年龄20岁左右，二是“确无病症”，否则会将性病传染给日军，三是还要“颇有姿色者”。最后还以物资条件来诱惑农民，说“游客赠予，均归妓女独享，并无限制”。这也说明，贺家巷内的军事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是没有收入、非商业性服务的。
第四，将中国女俘虏强逼为性奴隶。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极少设立女战俘收容所，女俘虏部分在审讯后即杀死外，其余的大部分便被日军运到华北、华中属于偏僻的、荒凉的地区和前线去充当“慰安妇”，以防止她们逃跑或与八路军等中国抗日部队取得联系。中共领导的海南琼崖纵队第4支队的炊事员周某某，因下村筹粮被日军俘虏后，即被投入慰安所。这些女俘虏沦为“慰安妇”遭日军侮辱，真是生不如死，有的便千方百计寻找报仇的机会，慰安所里曾发生中国女战俘刺杀压在她们身上的士兵或者割下敌人的生殖器的事件。因此，日军官兵对充当“慰安妇”的中国女战俘比较警惕。当这些女俘虏作为性工具没有利用价值时，通常被拖到空地上，作日军新兵练习胆量用的活人靶子。
第五，征用妓女。
在大城市，日军机关常常征用现有的妓女来充实其“慰安妇”的队伍。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不少妓女被迫加入“慰安妇”的行列。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就是这些妓女也不是甘愿去做“慰安妇”的，她们往往被日军或汉奸政权强征，被迫充当日军的性奴隶，有些没有报酬，有些即使有，所得也少得可怜。
被强逼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妇女，其中有台湾高山族，东北满族，云南傣族，海南苗族和黎族，广西壮族等。吉林延边地区的朝鲜族是最早被征用的少数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关东军便在东北地区强掠朝鲜族年轻女子充当性奴隶。
自甲午战争后被日军侵占的台湾，也有不少山地的少数民族女子被日军强征到战场上充当性奴隶。
南京惟一公开身份的慰安妇“活证人”——雷桂英老人4月26日去世，江苏如皋九旬老妇周粉英在5月初公开了自己慰安妇身份，据周粉英回忆，当时和她一起被抓紧慰安所的姑娘有22人，而且很多姑娘都是汉奸带领日本兵抓到的。
22个中国姑娘被同时抓进慰安所
民国期间，位于江苏东部的如皋县，号称“民国第一大县”。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不久便到了如皋。1938年春天，日军在如皋白蒲镇四处抓人供他们奸淫享乐。农历2月22日，从小做童养媳的周粉英当年22岁，她和小姑两人听到日军暴行的风声后，就一直躲藏在邻居家用来磨面的磨盘下面，惊恐万分，一天没敢出来吃饭。但她俩最后还是被日本士兵找到了。
当时日本人想强暴她们，周粉英与小姑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对着她的脖子吓她，还说“不同意我就杀死你们”。
周粉英和小姑被抓到位于白蒲镇上日本军营里的慰安所，她们看到，一同被抓进去的还有其他村的姑娘，共22人，她们都一起被关在简易的木屋内，成了固定的慰安妇。
周粉英回忆说，当时军营里大约有五十多个日本官兵，她们都被编了号，周粉英是“1号”，她们每天都要遭受这些日本兵的奸淫蹂躏，最少的时候一天要“服务”两三个日本兵，最多一天有十几个。一旦有人不愿意，就会遭到毒打。慰安所昼夜都有日本士兵轮班看守，连她们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每晚，她都能听到姐妹们凄惨的哭泣声，她自己的眼睛也一次次哭肿了，后来眼睛一直就不好了。后来，慰安所里共被抓进48个姑娘。
将近三个月后，白蒲镇上一名有势力的官吏因看上周粉英有几分姿色，便花了一大笔钱，将周粉英从慰安所里赎了出来，准备纳她为妾，其他女人继续被关在慰安所。
汉奸领着日本人来抓“花姑娘”
“我亲眼看见这群豺狼一样的坏人抓走了粉英大姐!”周粉英老太82岁的老邻居、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村5组严锦春老人回忆起七十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个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当时13岁，还是一个伢儿，那一天下午，我正在村子里和伙伴们玩，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叫起来。当时就听见村子里的人喊道，不得了了，抓人了，快跑啊!”严锦春说，自己刚跑了一会儿，就看见几个日本兵和几个陌生汉子推着一辆独轮车急急地跑了过来，他赶紧躲闪到路边的油菜花丛中。听大人讲，那几个陌生人是白蒲镇上的汉奸，他们是领着日本人来抓“花姑娘”的。
在几个人的指指点点下，几个杀气腾腾的人一下子来到了粉英大姐家。严锦春跟在他们后面，看见了“抓人”的全过程。
当时二十出头的周粉英想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和周粉英年龄差不多大的小姑当时正好也在她们家，小姑名叫吴群，就住在本村。虽然两个人东躲西藏地最后躲进了磨面的大石磨下，但还是被发现了，几个人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抓走了两个被吓傻了的女人，抓进车子后，两个男人还恶狠狠地揪着她们的衣服，生怕她们逃跑。
严锦春说，周粉英和吴群两人的长相在村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当地坏人“告了密”，日本兵很干脆地就抓走了人。后来过了大约两三个月，周粉英回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吴群也回到了村里。两个人本来性格很开朗，见了人说说笑笑的，回来后就不怎么说话了，脸色变得很难看，人也瘦了。
党史研究人员印证“那段历史”
如皋市委党史办党史科科长李亚平说，日本侵略军攻占如皋的时间和新四军东进将苏中第三军分区机关设在如皋的时间，可以和周粉英被抓作慰安妇及她的前任丈夫参加新四军抗日杀敌的时间互相印证。
如皋沦陷的时间是1938年3月19日，日军当时有个驻军就盘踞在如皋白蒲镇，而周粉英老人回忆她当时和小姑被抓作慰安妇的时间正是在1938年春天。李亚平说，侵华日军一占领如皋后，便在如皋城里设立了一个慰安所，位于现在如城镇长巷广雅楼，这里原来是家旅馆，不久，如皋民间就称这里叫“妹妹居”。几十年来，如皋城里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曾是日军的慰安所，如今，这里早已拆迁改造，成了锦绣苑小区，那个慰安所原址，就在锦绣街上。
根据如皋史志，1940年8月3日，新四军东进抗日抵达如皋西乡，随后在如皋卢港成立了中共如皋县委和县政府，时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的叶飞，兼任苏中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苏中第三军分区机关就设在如皋，形成了如皋抗日根据地。据周粉英老人讲述，她的前任丈夫倪金成是于1941年4月参加新四军的，这也正和历史相符。
古街巷道寻访慰安所旧址
穿越白蒲镇的通扬运河畔有一片青砖黛瓦的居民区，这里就是当年侵华日军在白蒲镇设立的军营和慰安所旧址，周粉英正是在这里被日军蹂躏长达两个多月。
白蒲镇蒲西村31组79岁的老人程考骞说：“这个地方原来有座中兴旅社，日本人设在镇上的慰安所就在旅社里，后来拆掉建起了现在的房子。”
程考骞回忆，日本兵一来他们就逃走了，自己还清楚地记得，村里有两个长得很好看的姑娘没来得及跑，被日本鬼子活捉，凄惨的哭叫声大老远就能听见，这么多年了，自己还记得，一个叫秀珍，一个叫引侯。“日本鬼子可恨，帮他们忙的汉奸也特别可恨!”程考骞说，当时白蒲是个大镇，最多时有日本兵上百人，帮助他们找“花姑娘”的全是汪精卫的“和平军”这些汉奸，他们都是当地人，对谁家的女娃和新媳妇长得好看很清楚，所以，每次他们出去抓人，汉奸都在前面“开路”，“花姑娘”就是躲起来或者“投奔”亲戚也没有用。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