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
摘自：《革命》，作者：杨奎松，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林在1923年7月下旬离开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J. Stalin）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之所以被莫斯科看中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8月由中国东北入境，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看法。10月6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军费窘困，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正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发生冲突之际。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 ，广东根据地的这种危急形势使孙中山增加了争取苏联援助的紧迫感。与以往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此外，孙之所以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历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有所凭藉不可。1922年11月2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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