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君主专制要求皇帝在加强手中权力的同时，也强化对于手下官僚的控制，最终才能稳坐江山。”崔永东说。历朝历代的规律显示，官场腐败必然导致政权垮台，所以，历代有作为的君王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
和珅(资料图)
贪官和珅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的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本来我打算去南山游玩，但是怕爱卿你责怪，所以就半路停下了。”这是《资治通鉴》里唐太宗惧怕大臣魏征的故事，而李世民也因虚心纳谏、廉政爱民被后人传为佳话。
“古代反腐的实质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东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古代反腐既和律法制度有关，也和君臣的政治斗争密不可分。
“封建君主专制要求皇帝在加强手中权力的同时，也强化对于手下官僚的控制，最终才能稳坐江山。”崔永东说。
历朝历代的规律显示，官场腐败必然导致政权垮台，所以，历代有作为的君王都十分重视反腐倡廉。
君臣之间，谁怕谁
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不得不以身犯险。
在各种君臣关系中，有皇帝“怕”大臣的，像唐太宗和魏征，就是君臣合璧开创了贞观之治，也正是在唐朝，出现了严惩贪赃枉法的“六赃”(《唐律疏议》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这对中国历史上反腐定罪的影响巨大。
但是，也有大臣怕皇帝的，比如朱元璋采用高压政策治贪，一度令朝臣惊恐，贪官收敛;还有大臣和皇帝相互都不怕的，比如崇祯一味地要求大臣节俭，结果大臣们收入太低，认为不贪污不行。难怪历史学家吴晗曾在《论贪污》中写道：“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然而，唐太宗真的怕魏征吗?
据史料记载，魏征生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可是在魏征死后，杜正伦因为负罪被罢免，侯君集因参与谋反而被斩首。唐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有因私营党的嫌疑。
不久，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自己给皇帝提建议的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唐太宗怀疑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下旨解除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
有学者认为，唐太宗对魏征的“怕”，只因他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才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其直言劝谏自己。
实际上，这段君臣佳话也体现了古代反腐的一个重要内容，即监察制度。崔永东认为，古代的监察官员多数是对各级官员进行监察，也有一部分是直接对皇帝提出批评意见的，魏征就是一例。
监察制度对抑制腐败发挥了积极作用。崔永东介绍说，首先，其是垂直领导，即监察官员是归皇帝直接领导的，不受地方政权的干扰;其次，监察区划和地方行政区划往往不重合，这也避免了监察权的地方化;第三，不同的监察机构之间可以互查互纠。比如，明朝的都察院和六科就是相互监察，而且监察官员如果自己触犯法规或者贪腐，就罪加一等。
遗憾的是，即使罪加一等，也不能完全阻挡贪官的腐败。
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魏敏告诉记者，古代反腐的律法跟现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规定更严格、更细致。《唐律疏议》就被誉为东亚国家最完善的法典，可惜的是，这种完善的立法在执行中却并不完善。
自秦朝开始，历朝都设有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但其品级都很低，是“七品芝麻官”，魏敏称其“官小言微，话语权不够”。加上古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而很多人在成为官员之前就借了不少债来读书和疏通关系。很多新官上任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还债，在不够养活家人的工资体系下，也不得不以身犯险。而清廉的官员，像海瑞之类几乎都活不下去——在这样一种官僚体制下，贪腐自然屡禁不止。
在崔永东看来，真正影响反腐效果的，不是君臣关系如何，而是皇帝的个人意愿。比如，每个朝代的开国初期，有作为的帝王其反腐力度都较大，而到了王朝的后期，平庸的君主不重视反腐或不得其法，以至于贪腐盛行，最后导致民不聊生，政权垮台。
明朝的朱元璋是平民出身，深受贪腐之害，所以他反腐的决心很大，惩治贪官的手段也极其残酷。他的铁腕反腐确实对贪官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其打造的吏治清朗长达60余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可惜从明朝中叶开始，皇帝昏庸无能，贪官污吏又东山再起。
正如吴晗所说：“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君臣之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主从关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尽管那时尚未实行俸禄制，但这一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颇深。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第一宠臣，也是千古巨贪。他因容貌俊秀、精明能干和善于逢迎而深受乾隆的宠爱。
《中国廉政史鉴》中披露，其实乾隆深知和珅贪污，但他也明白，和珅敛财只是单纯的金钱欲望，并未形成与皇权相抗衡的力量;相反，和珅自知罪恶深重，只能以对乾隆的绝对忠心来换取生命的安全，君臣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各取所需，互利双赢。
公元1786年，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的家奴刘全违反制度盖造豪宅，奢侈铺张，有仗势索贿的嫌疑，请求查处。
乾隆知道曹御史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把奏章下发给都察院处理，有心写上“追究明白，非为开脱和珅之故”的批语。手下官员会意，将风声泄露给和珅，和珅让刘全一夜之间把新屋拆了个干干净净。结果曹锡宝得了个“妄言不实”的罪名，降官三级。不到半年，乾隆还操办了女儿同和珅儿子的婚礼，对和珅的宠信有增无减。
不过好景不长，乾隆死后第三天，嘉庆就立即数出和珅二十大罪，将其投入大牢，命其自杀，还抄了他的家。后来据梁启超估计，和珅的全部家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10年的财政收入。据说，最后那些财产都让嘉庆派人运到宫里去了，这也就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由来。
在崔永东看来，和珅案属于典型的政治斗争，嘉庆扳倒和珅主要还是为了巩固皇权，因为和珅权倾朝野，乾隆时期皇帝还能驾驭得了他，像嘉庆这种年轻人上台，根基不稳，资历和威望也远远不及乾隆，可能就很难驾驭和珅，所以必须除掉他。
“和珅案表明了古代反腐的一个特点，即人治。”崔永东认为，人治在君臣关系上体现尤甚，以和珅案为例，乾隆好比和珅的保护伞，当这把伞愿意保护他时，他就一路顺风，一旦失去了这把保护伞，他也就完了。人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不受制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反腐问题。这也是古代君臣之间的一个“潜规则”。
官员贪腐往往还和封建专制制度相关，封建帝王的权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而他特别宠信的人，实际上也是大权独揽。和珅的贪腐正因为没有制约，所以最后使其贪腐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此外，官员贪腐与收入过低有很大关联。从事廉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大良告诉记者，君臣之间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主从关系，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形成，尽管那时尚未实行俸禄制，但这一制度对反腐倡廉的影响颇深。
东汉人仲长统曾指出，“禄不足以供养，安能不少营私门乎”，意思是朝廷给的钱太少，我只好自己想办法，那就是贪污。所以，后来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就提出了“重吏禄”的思想，也就是高薪养廉。这当然也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并不能根治腐败。
“中央巡视组”源自古代智慧
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打苍蝇”，这和现代的反腐有许多相像之处。
在古代，扮演当前“中纪委”这一角色的是御史府或御史台，后称都察院等。纪委官员相当于御史，御史不理庶政，专门“打老虑、打苍蝇”，这和现代的反腐有许多相像之处。对比古今，崔永东归纳了几条古代反腐的经验智慧：
第一，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反腐，他深知为了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反腐败，因为统治者很重视，所以效果也比较好。
第二，封建时代的监察制度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现在的“中央巡视组”，这种巡视制度恰恰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里的一个重要内容。
古代的监察区是中央监察部门派往地方的一个机构，机构内设有刺史或御史行使监察职能。比如，刺史就是地方上负责监察的，实际上一开始他是中央派出去的，负责巡行各地、巡回监察，只是后来又成为地方上的行政长官。
中央也经常派一些御史巡行各地，这就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巡视组”，这些御史到各地去监察，不受地方势力的干扰，古典戏曲里面也经常提到御史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也就是说明御史有很大的权力。他代表皇帝视察地方，行使吏法，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可以先斩后奏，所以地方官是非常害怕的。
实际上，古代御史的品级都很低，一般为七品，地方大员往往是一二品。虽然御史的品级低，但是他的职权非常高，而且对监察官的要求也很有讲究。比如，御史到地方，不能去他的老家，要回避;御史要用品行端正的年轻人……很多细致的规定，在现在看来，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第三，法律制度的建设完善。自有史可考的夏商开始，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贪腐都有法律规定，到唐朝发展得更为精细和完整，而且惩治官员贪腐的律法比普通人要严厉得多。
这在《唐律疏议》的“六赃”中有诸多体现，魏敏介绍说，“六赃”是指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以“受所监临”为例，比如说有人当了某县县官，那么他们全家都不能接受该县子民的任何馈赠，即使对方没有任何请托，其所受之物亦是以“赃”计，按照法律的规定，逢年过节的人情往来也不允许，也就是要求官员真正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第四，君臣关系与上下级关系有相似之处。
古代的君臣关系等级森严，而现代的上下级关系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级别之差。对现代而言，不能有这种等级森严的意识，而是应该有民主意识，这样的好处就是，下级能帮着监督上级，上级有了过失，下级也可以提出善意的批评或规劝，实际上是防止上级铸成大错。
封建的等级森严制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和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不相适应，所以应该提倡下级能对上级有所监督，就像魏征对唐太宗那样，而且下级也可以对上级的权力有所制约。这个前提是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权力制衡、均衡制约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杨奇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