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马彦祥的意思，是想用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充当孙权剑下那案桌一类的道具以表与敌死战的决心了。
不管怎样，反对文物南迁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完全盖住了赞成南迁的声音了。
有人甚至恫吓和威胁说，如果政府真的要转运文物，则他们就要在车站、铁路上安装炸弹，让人员、车辆和文物一起去见阎王！
这一武力威胁说竟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一时间，该说喧嚣尘上。
那些支持文物南迁的工作人员也开始不断地接到恐吓、威胁电话。
1932年8月21日，北平政务委员会召集专家，讨论保存故宫古物的办法。
会议通过了关于保存故宫古物的三项决议，其中第一项让人哭笑不得，竟然是：“各委员签字，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
抗战资料图
拍卖文物，这算哪门子保护啊？
易培基欲哭无泪，赶紧给张学良发出电报，敦促他出面阻劝此议。
10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也举行了会议讨论保护故宫文物的办法，终因数量众多的民间团体的反对及社会舆论的作用，拍卖文物的论调才被压了下去。
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日益险恶。
国民政府经过反复权衡其中利弊，最后也拍了板，同意了文物南迁，批令：“交行政院同军事委员会核办。”
国民政府这一关是通过了，但故宫博物院内部的意见也并不统一。
赞成南迁和反对南迁的人数也是各占一半，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
不过，和社会上民众的想法稍有不同，故宫博物院里面的工作者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们的目的都是出于对文物更好的保护。
时为“院长助理”的吴瀛认为应该观望一下，说：“古物一出神武门的圈子，问题非常多，责任既重，闲话也多，内外的敌人，都等待着！我们最好不做此事！”
吴瀛，字景洲，江苏常州人，自小天资聪颖，13岁就考入浙江大学，后因其父吴稚英到武汉洋务派领袖幕府任职，转学进入了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英文专业学习，成为中国最早的学院派少年大学生，和易培基同班。吴瀛在班里年纪最小，易培基在班里则是年纪最大的兄长，比吴瀛整整大了十一岁，处处照顾吴瀛，两人就此结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按吴瀛自己的话说是“亲而不信”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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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培基听了，极其生气地说：“你这话全是为私！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推卸责任！”
吴瀛之外，反对派中还有一个闹得很猛的人，即曾做过湖南民政厅长代理省长，一度做过古物陈列所所长的周肇祥。
周肇祥认为故宫文物在兵临城下之际运出北平，势必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呼吁政府应以保卫国土为重，以安定民心为重，停止古物南迁，不应对敌处处采取妥协退让态度。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绝不能轻易他迁，以免散失。
周肇祥的反对，并不只在嘴皮上说说，他还付之了行动，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通电反对故宫古物南迁。
他还在太和门聚众演讲，呼吁民众反对故宫文物南迁。
周肇祥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适当的时候，他会以适当的武力来阻止南迁，强调说自己誓与国宝共存亡。
随后，许多故宫职员都收到了来自“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恐吓信，信中宣称要在铁路沿线埋炸弹，以阻止文物南迁。
吴瀛的口头上反对，易培基可以与之开展辩论，将吴瀛的反对观点斥倒；而对于周肇祥这种行为上反对，易培基就多少显得有些顾忌了。
经过前思后想，易培基把这一情况致电反映给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云：“于学忠(平津卫戍总司令)转来各团体反对古物南迁函电，举座大哗。似此情形，倘地方政府不积极负保护之责，物品一出宫门，即恐发生意外。至个人危险，早置之度外。手枪、炸弹、恐吓信件，日必数起。”恳请宋院长以严令拿办，并责成政府负责办理或可消除障碍。
接到易培基的汇报，宋子文没有等闲视之，命人将周肇祥进行善意的秘密逮捕，并指示，必须等文物专列平安出京十天后才将周肇祥释放。
而且，国民政府还对文物南迁公开表态：故宫文物是国家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毁一件就少一件。人民留在北平可以协助政府抵御日寇，文物留在北平只有被掠夺和毁灭的可能。国亡还有复国之日，而文化一亡，将永无补救。
这样，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故宫博物院内部终于统一了转移文物的意见，并决定从1月31日开始，将已经装箱的文物分批南迁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