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妈妈被捕，女儿顾全大局
方姑有一位非常关心她的母亲——冯芝。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无论她去哪里，冯妈妈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冯妈妈跟着女儿走过一两次，游击队长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人，她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往往都由母亲默默地来回传递。母亲是方姑、也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
这天，和往日一样，方姑家邻居的女孩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说是要给药材铺送药材去。她说的“药材”“药材铺”，无须多动唇舌，大家都心知肚明——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他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冯妈妈知道任务比较危险，就说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担起送情报的任务。
游击队员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药材铺今天要来人，就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终于冯妈妈来了，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这个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抗战资料图
冯妈妈回到家里，为谨慎起见，就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然后，与阿四一起去和方姑会面。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突然，码头开来一队警察，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这种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过去了。有些船只迅速离岸而去，日本宪兵朝海上乱打枪，码头上一片混乱。
冯妈妈非常紧张，但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掷入海水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但是，日本宪兵还是从旧衣服里搜出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母亲和阿四被捕了，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天已经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可是没有阿四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姑心中不可扼制地升起。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姑身旁。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在筲箕湾码头，日本兵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船艇开始出港了。两位女游击队员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开了大约两小时，她们从筲箕湾上岸后直接去了“伍记药材铺”。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两三个小时之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支“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逮捕了张咏贤。
方姑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停在拘役所楼下，游击队从拘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头九”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方姑队长一声令下，夜间就采取行动。自从母亲被捕以来，方姑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心急如焚。母亲正在受敌人折磨，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出母亲。方姑担忧，万一从母亲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区中队就会全军覆没。她迫切地期盼母亲早一天安全归来。她听完营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轮手枪，不假思索地带着“大头九”直奔茶果岭。
抗战资料图
过海到筲箕湾，沿着“大头九”所说的那条沟渠，直接到了拘役所后面。这时，方姑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仔细地观察着楼上的每一个窗口。拘役所没有正式牢房，方姑再到正面去观察，门口有两个人站岗，还有两只狼狗守着，不时地向过往行人狂吠。楼上走廊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她冷静了下来心想：解救行动肯定会被敌人发觉，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市区中队整体的消亡。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营救自己的母亲，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方姑在心中呼唤，她多么希望母亲此刻出现在窗口，让她瞧一眼。思考再三，方姑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离开了拘役所。
几天之后，阿四被释放，痛哭一场之后，讲述了在牢里的经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就是那“火柴棒”是谁给的。母亲都说不知道。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后来，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但三人互相都说不认识，当天，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宪兵一走，母亲就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母亲和张咏贤都回答“不知道”。后来，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说：“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后来，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判处死刑。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和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方姑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内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