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威
在1937年3月至7月这短短的4个月中，周恩来在上海活动频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有效的工作，其高效令人敬佩不已。而在上述戴笠的情报中，称“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读来让人不禁一笑。
图：戴笠监视周恩来绝密情报原件
文 | 徐有威
国民党特务绝密情报中的周恩来
引言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台北“国史馆”典藏号：144-010114-0002-001)
2012年4月1日，台北，“国史馆”。
“国史馆”宣布，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授权“国史馆”，公布原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相关史料59卷，共计22382页。其内容含括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这一举动，被台湾舆论称之为中国情报史上“石破天惊”的世纪解密工程。《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2卷)》中，其中有三份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绝密情报，直接涉及1937年七七抗战前夜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尤其是特务跟踪周恩来的情报，引起了笔者的兴趣。
上述文字即国民党情报首脑戴笠1937年5月30日给蒋介石的一份情报。这里的杨指杨虎城，周指周恩来，北四川路就是现在的上海四川北路，新亚酒店为现在的新亚大酒店，潘汉年则是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战的负责人。这份情报，充分显示了抗战爆发前夜，国民党与中共的微妙关系。
周恩来重返上海
“上海，我又回来了!”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重返上海。从此时开始，到7月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后这短暂的4个月中，周恩来利用和国民党进行国共谈判四次路经上海的难得机会，运筹帷幄，指挥刚刚重建不久的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动员社会各界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准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被迫迁往江西中央根据地。而在此前的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33岁的周恩来身穿对襟中式短上衣和裤子，一副广东熟练工打扮，在暮色掩护下，悄悄来到上海南外滩的十六铺码头，坐一艘外国轮船，满怀惆怅地结束了在此长达四年的白区地下工作，去了香港，随后再辗转广东和福建，12月底才安抵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5年零4个月后，他又回到了这片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
拜访国民党故旧
由于国内外政局的巨变，时至1937年3月底，国共谈判已需要中共高层和国民党高层直接面对面了。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周恩来路过上海赴庐山和杭州等地，先后和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层会晤。周恩来曾经根据中共中央有关书面意见，请宋美龄转达蒋介石。他在上海还同宋子文和蒋鼎文见面，晤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
1937年3月底，周恩来从杭州到上海，听取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关于1935年共产国际之行的汇报后说：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周恩来还在李延禄的陪同下，拜访了东北抗日将领李杜。李延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6月间就和高崇民、杜重远、阎宝航和刘澜波等人发起组织，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发展救亡运动和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上海和南京等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周恩来和朱德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同意。
1937年7月上旬，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在上海探望宋庆龄，征求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庆龄对此表示支持。
出于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深深的恐惧，戴笠1937年6月3日给蒋介石的秘密情报中有过极为充分的显示。在这份报告中，戴笠提醒蒋介石，此次共产党虽然愿意接受三民主义，但是面对周恩来的“晋谒”，共产党只要不放弃组织和活动，而国民党之组织训练与党员斗争之精神与技术又多不如共产党，恐怕今日国家统一之局面，会“大受影响”。同时戴笠还建议蒋介石在派去国民党大员张冲和中共接触的同时，应该找出另外一位与中共有“有渊源者”的重要干部“与共党进行分化联络。”(台北“国史馆”典藏号：144-010101-0001-068)不过在全民族处于抗战前夜的彼时彼刻，面对群情激奋的全国民众的抗日激情，蒋介石就是知道这些，也无可奈何。
指示叶挺组建新四军
1937年7月，周恩来就在其下榻的新亚酒店，通过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战线负责人潘汉年的安排，秘密会见了此时寓居上海的叶挺。
作为1924年入党、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的军事总指挥，叶挺有着辉煌的昨天。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他被迫出国脱党。1936年5月，潘汉年约见彼时隐居香港的叶挺，通报了中共的最新主张，要求他继续为党工作。对此叶挺非常兴奋，遇到熟人常常高兴地说：“我现在好了，和那边(指中共)联系上了，再也不是孤家寡人了!”也就是这次见面，为一年后周恩来和他在上海握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希望叶挺出面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他示意叶挺联系其保定军校的校友、正在上海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以及张发奎等国民党军政高层接触，促进此事的尽快落实。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叶挺向陈诚提议，由他主持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叶挺还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以此发扬北伐时期“老四军”的优良传统。
陈诚对此表示赞同，并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出于叶挺在国民党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以及考虑到叶挺不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人选。9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0月新四军宣告成立。
1937年10月，在毛泽东于延安抗大礼堂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叶挺庄严表示：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从此中共在南方八省游击队汇成一支新的抗日铁流，和北方的八路军交相辉映，在大江南北像一把钢刀，插在了敌人的胸膛上。
黄金大戏院会见老友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此贡献抗日统一战线，这是周恩来在这4个月中的努力方向。
周恩来以到黄金大戏院看戏的名义，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里，和上层民主人士和统战工作干部十多人见面，谈话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向他们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抗战的方针和政策，向这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民主和进步事业的朋友和同志表示敬意和慰问。
记载，潘汉年还曾经分两批，以吃饭的形式，另外安排周恩来参加座谈，被邀请的包括茅盾、冯雪峰、夏衍、周扬、沈志远和章汉夫等。
1937年7、8月间，周恩来和潘汉年商量决定，以即将成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名义，出版一份日报，向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潘汉年随即向夏衍和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传达了周恩来的这个指示。8月24日，《救亡日报》这份在周恩来关怀下的报纸，终于面世了，它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发挥了主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中共在上海动员社会各界的活动，同样引起了戴笠的关注。1937年1月20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成立，随即在全国招生。对此戴笠曾经密电蒋介石：这一抗日军政大学由各地负责人秘密介绍青年前往受训训练，期间暂定三个月，毕业后除派往共党军队工作外，并派往各地作军事政治工运等之秘密活动。戴笠继续汇报说，这个抗日军政大学已经开始在上海招生，由共党上海友联社负责人潘念之主持，已经有4人获批入学，他们不久就会赴延安。(台北“国史馆”典藏号：144-010101-0001-069)
据研究，1937-1941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年轻人，高达4万之众，而戴笠这个报告中提及的4位上海知识青年，应该就是其中的先锋。
“还是叫你沈瑞先同志吧”
1937年7月10日晚上八点，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中共地下党员夏衍如约在上海大光明咖啡馆见到了潘汉年，随后潘汉年带着夏衍，在一栋石库门房子的二楼，看到了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深灰色西裤的中年人。这位中年人和夏衍重重地握手，开口就是：“还是叫你沈瑞先同志吧。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紧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我，周恩来。”
此时此刻，就连见多识广的夏衍也大吃一惊：难道面前的这位儒雅倜傥的人竟会是率领红军转战两万五千里的军委主席?这和夏衍不久前在上海的德文报纸上看到的周恩来照片，那位满脸胡须、戴着八角帽的苏区的军人形象，相距甚远!
周恩来看出夏衍的拘谨，连忙倒茶聊天：“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翻译的小说。”针对夏衍不愿意和国民党上层打交道的顾虑，周恩来耐心劝说，夏衍曾经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和组织部长，有很多国民党上层朋友，中共党内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多。“抗日战争不是很快能够结束的，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你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做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你可以编杂志，办报，写文章。宣传和统战，都是党的重要任务。”夏衍接受了周恩来的嘱咐。他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和恩来同志见面。也是这一次谈话决定了我今后几十年的工作方向。”
也就是在1937年夏，夏衍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了中共秘密战线的元老级人物李克农，当时李克农的公开身份是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
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同志
时至1937年，上海地下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几乎已经名存实亡，幸存下来的且通过审查的党员不过30人左右。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遣刘晓去上海，负责上海地下党的恢复和重建。临行前，毛泽东、刘少奇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与刘晓见面指示，毛泽东还特别请他吃饭送行。6月间周恩来在西安两次约见刘晓谈话，对他在上海未来的工作进行了明确具体的指示。
1937年周恩来逗留上海期间，曾经三次秘密会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向上海地下党了解情况，沟通消息，布置任务。有一次周恩来在贵州路的中国饭店秘密约见刘晓，为了安全起见，刘晓的夫人张毅亲自在门口放哨。由此可见上海的地下党处境的困难!
周恩来向刘晓等指出，上海地下党组织可以发展一点，但是不可以操之过急。要搞清楚党员的政治历史情况、阶级觉悟和政治品质。对负责干部要特别注意隐蔽条件。只有适合搞上海地下工作的同志才能留下，其余的可以送去延安或者新四军地区，以此保护干部。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对刘晓再次叮咛，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包括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都应该围绕抗战这个总任务，同时搞群众运动不能离开隐蔽原则，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上海地下党就是按照周恩来的这些嘱咐，从上海的实际出发，使得上海的地下党在抗日的烽火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由此可见，在1937年3月至7月这短短的4个月中，周恩来在上海活动频繁，做了大量耐心细致有效的工作，其高效令人敬佩不已。而在上述戴笠的情报中，称“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台北“国史馆”典藏号：144-010114-0002-001)读来让人不禁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