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曾这样描绘宋朝的公务接待：“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仿效流而不反。”此外，宋朝还曾有“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的规定，即官员下乡工作时可以公款吃喝。
另一盛世唐朝也将公款吃喝列入国家制度。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都设有食堂与公厨，官员巡视时，地方也会进行接待。唐朝设有“公廨钱”，本意是补充办公经费，但基本用于官员补贴和吃喝。
有一个“鸡舌”的典故，前几年曾被安在唐代官员李绅身上，指他生活豪奢，尤其爱吃鸡舌。李绅曾历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节度使和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等要职，拜赵国公。但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还是那首小孩也会背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是千古名句，提示大家要爱惜粮食。也正因为《悯农》与鸡舌的巨大反差，一时成了网络热门话题。不过他与鸡舌的故事并未见诸史料，估计只是以讹传讹，但以其地位和唐代风气，生活豪奢倒不会假。
堪称明代第一名相的张居正同样豪奢，他有次返乡奔丧，各地官员纷纷巴结，对这位美食家投其所好，每餐菜肴多达上百道。但即使如此，张居正仍然觉得不值得动筷子。真定知府钱普平时烧得一手好菜，此时亲身上阵，才使得张居正大快朵颐，发出“总算吃了顿饱饭”的感叹。
各朝皆有制度约束，但难执行
对于公款吃喝，大多数朝代都将之视为严重作风问题，并曾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如汉景帝时就曾立法，要求官员到任、离任及外出巡视时若接受宴请，必须自己掏钱埋单，否则将免官。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若官员在地方巡视时吃掉一口羊、喝掉一斛酒，就“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协从罪名。
唐玄宗曾安于逸乐，胖子安禄山常去宫中混吃混喝，还演绎出不少桃色传说。可他享受了这么多的优厚待遇，居然还起兵造反，一场安史之乱直接将盛唐打至低谷，实在令后世李姓子孙火冒三丈。于是晚唐时又有规定，各地节度使来朝廷觐见皇帝，以表忠心时，都得拿出点实际行动，这个实际行动就是自己掏腰包在皇宫里摆酒席，邀请皇帝与朝中官员出席，名为“买宴”。
买宴表面上看是将公款吃喝的花销转嫁给了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国库开支，但熟悉官场运作的人都清楚，官员有各种办法可以将之再度转嫁，比如回自己单位报销，或者转给下级埋单，即使真的一度自掏腰包，也可以通过横征暴敛或者索贿将之讨回。
在吃喝风最盛、甚至将之制度化，变成官员福利的宋朝，也曾立法整顿吃喝风，而且堪称历朝历代中立法最为详细的。如《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道守任臣僚，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职制敕》则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从这一点来说，前述的“旬设”制度甚至有点“高薪养廉”的意味，希望借助公款吃喝的制度化，规定时间与规格，以此限制公款吃喝的次数。湖州知州刘藻在任上“专事筵宴，库帑告竭”，被降职罢官，前文提到的“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的王希吕、范成大与胡元质等人，也被宋孝宗“怒而诎之”。
宋代文学家苏舜钦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马。他曾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所谓进奏院，即藩镇节度使的驻京办），而且还有后台，老丈人杜衍时任宰相。有一回，他将公家的废纸卖掉，用所得买酒设宴，还招来乐妓助兴。结果被老丈人的政敌得知，立即指使御史弹劾，苏舜钦以“自盗”罪名被免职，并被赶出京城。
这些制度虽然在某些节点和事件上起到了约束作用，却无助于改变整个官场风气，大吃大喝贯穿于两宋，直至灭亡。
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但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的密度却不亚于宋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因此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他的制度建设直接影响了明代官场生态，但遗憾的是，这种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
明代官秩分为九品十八级，俸禄分为十八等。正一品每年禄米一千石，俸钞三百贯，从九品禄米六十石，俸钞三十贯，这个俸禄其实只够官员勉强糊口，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多养几个仆人丫鬟，立刻就会揭不开锅。如七品县官年俸只有九十石米，仅仅够二三十人吃一年，但县官除了家人外，还要养吏，老婆孩子办事人员都靠这九十石米，连吃饱都不可能，更别说生活了。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地方官根本活不下去。
而迎来送往偏偏就是明代官员不可避免的官场规则。文学家袁宏道曾在万历年间当过吴县知县，才上任几个月，就致信朋友大吐苦水，说人人都觉得做官好，其实做官真辛苦，做知县尤其苦，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