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载熙夜宴图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
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据载，林则徐此行不但拒绝了一切接待馈赠，还轻车简从，随从“惟顶马一弁，跟丁六名，厨丁小夫共三名”。相比利用手中权力一路吃拿卡要的官员，林则徐动用手中权力拒绝接待，可算是高风亮节。但此举也侧面说明了晚清官场吃喝风气之盛，一般官员即使心有抗拒，也几难免俗，若一定要像林则徐这般强硬，恐怕还得罪人。
这种官场风气并非晚清独有，而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只要有官场存在，就少不了吃喝应酬。
权力与应酬从来都是相伴相生
权力与吃喝应酬，有时是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问题。古代为官者，吃喝应酬是常态，几成官场规则，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就做不了官掌不了权。同样，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久贫乍富的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自古便有。早在周代，《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有六牲，饮用六清，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质的丰富而愈发繁复，最盛大的当属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百官均要参加，还可以携眷，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直至清亡。其他例行公事的还有新皇登基时的元会宴，改元建号时的定鼎宴，祝寿时的万寿宴等。
在皇权社会里，宫廷宴会属于“绝对权力导致的特权特供”，本不属本文探讨之列，但这种风气确实影响了官场生态，官员们上行下效，将宴会变成了一种固有流程，从升迁、到任到离职，还有寿辰、婚嫁等，宴会贯穿整个官场生涯。至于日常应酬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退朝了下班了三三两两喝个酒聊个天，是很多官员维系关系的必要手段。
如果官场动荡，官员调动频繁，这种宴会也会跟着频密，如《汉书》中描述，西汉后期就有“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的混乱局面。到了《后汉书》，又有“自是选代交互，令长月易，迎新送旧，劳扰无已，或官寺空旷，无人案事”的记载，可见迎来送往、吃喝应酬，已导致行政效率严重低下。
有时，官场应酬还会引发血案，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吃喝事件发生在演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篇不久，倒霉的督邮就吃拿卡要未遂，还被暴打一顿。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仍盛，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即离任后三年内，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饷馈皆百姓出”，所谓“花公款”，成了“花公众的钱”。
吃喝应酬与政治清明与否无关
有人以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乱的黑暗年代，官员越热衷吃喝，其实不然。官员应酬吃喝之风，与政治是否清明基本无关，有时盛世反而更为流行。比如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宋朝，就是官员吃喝风最盛行的朝代。《宋史》记载，宋朝有“旬设”之制，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费宴犒，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各衙门动用公款宴请都有公开账本，名为“公使苞苴（jū）”，这种用于公务接待的公款即称“公使钱”。
名臣范仲淹曾解释过公使钱存在的合理性，“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或加宴劳”，认为这一切都基于公务，让来往公务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这些制度使得官员动用公款吃喝成为常态，宋孝宗时的平江知府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款请客，“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钱状》中记载，庆历三年，仅渭州官府官员，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会。《朝野杂记》记载，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也就是说，不但有得吃，吃完还可以拿礼物。
通常，吃喝肯定伴随着送礼行贿，仅仅扬州一地，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就花费了十二万缗，一缗等于一千个铜钱。
北宋时，杭州已极为繁华，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杭州当地还得专门安排一名官员负责接待，大名鼎鼎的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就疲于应付接待任务，甚至称这里是“酒食地狱”。
